現場清理完畢，隻找到遇難的都頭和衙役，原該同時遇難的該住戶四人及綁匪不翼而飛。這說明了一件事：這是針對蘇軾的謀殺案。
    案情撲朔迷離，案發經過匪夷所思。眾人分析，一樁謀殺案，至少得有原始動機，那麽，匪徒究竟為何要對蘇軾下手？
    需知，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乃是正經的正三品大員。
    龍圖閣是北宋初年開封宮城中所建的一座館閣，存放皇帝禦書禦畫、皇家重要文獻及寶瑞等物，配置學士、直學士、待製、直龍圖）閣等人員。前三種名義上為皇帝出入侍從，並備作顧問，後一種不具此資格，隻是單純的“貼職”。隻增加榮顯，厚重身份，表示皇帝給予恩寵。宋代此類“閣”共有十三個，如秘閣、寶文閣、敷文閣。真宗景德元年，置龍圖閣侍製。鹹平四年，置龍圖閣學士。龍圖閣學士為加官，用以加文學之士，備顧問，與論議，以示尊寵。龍圖閣直學士是“加官”、“貼職”，一種虛銜，榮譽稱號。如包拯實任是開封知府，加官是龍圖閣直學士。範仲淹也曾以龍圖閣直學士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
    謀殺朝廷正三品高官，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氣？或者說，這得多決絕？
    幕後黑手所謀何事？杭州最高長官不測，誰能獲益？
    一頭亂麻，難以理清。
    事件發生一天兩夜後，蘇軾從昏厥中醒來，恢複了神智。骨折的疼痛讓他的臉色極是灰敗，精神也是較為萎靡。一心為民的蘇大學士，仍是心係水災，強撐著詢問災情。
    李、高簡單的說了說匯總的情況，將話題引向此次遇襲事件。
    對於“意外”被定性為“謀殺”，蘇軾顯得很是震驚，沉默著聽王棣三人解剖分析。
    但三人所持觀點相左，讓案件看上去更為複雜。
    高俅認為是本地豪強所為，理由是蘇軾曾上奏狀稱“地方貪官汙吏巧立名目，搜刮百姓，苛政猛於虎，水旱殺人，而催欠吏濫施淫威，百倍於虎”，而要求朝廷“整頓吏治稅收”注1）。這必然會觸犯地方官及豪強士紳，成了敵對麵。有道是強龍難惹地頭蛇，惱羞成怒的既得利益者們痛定思痛繼而釜底抽薪也是有的。而且，蘇軾在某方麵是支持新政的。元佑元年，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複差役，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注2）反對募役法的蘇軾，在變法實行多年後說出了自己的反思：“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當年滿腔熱血的反對變法，如今看到變法卓有成效之後，才知道當初竟是自己錯了……新政為豪紳官僚所不喜，蘇軾態度的些微轉變，在某些人看來，便是敵人，當除此而後快。
    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卻以為是賊寇所為。仁宗朝時，天下盜賊橫行，遂以“盜賊重法”治之：“自嘉佑六年，始命開封府諸縣盜賊囊橐之家立重法，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寧中，諸郡或請行者，朝廷從之，因著為令。至元豐，更定其法，於是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裏。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處。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裏，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注3）
    雖然，神宗皇帝支持變法，王安石推行“報甲”，“盜賊比之昔時，時減七八”，但改革失敗，盜賊複起，四處為禍。
    有鑒於此，元佑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發布懲治強盜賊匪條例十餘條，要求各地方官員嚴格執行。
    蘇軾是主張強力蕩寇的，熙寧七年便上《論河北京東盜賊狀》稱：“若使小民無以為生，舉為盜賊，則朝廷之憂，恐非十萬貫錢所能了辦。”
    去歲知杭州，又上奏狀訴告盜賊橫行之起因及危害，奏請調遣廂軍平寇。
    顯然，蘇太守屬於鷹派，手段強硬，這定必讓盜賊們惴惴不安，幹脆先下手為強。這……極有可能。
    對這兩種判斷，王棣均不以為然。
    蘇軾在士林名聲極佳，乃是文壇領袖，本地官僚豪紳敢下黑手？一旦震驚朝野，地頭蛇又如何？不怕陷入萬劫不複？
    至於說盜賊，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幾無占山落草為寇者。這些“盜賊”本質上非邪惡之徒，隻求溫飽而已。蘇軾的“蕩寇”並不是要趕盡殺絕，而是訴求“化寇為良”，哪至於拉了這麽深的仇恨？真正的賊寇橫行還得有個十幾二十年。雖然，因為蝴蝶效應，某些事提前或延後了，但據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勢……
    呃，好吧，其實王棣便是懷疑方十三，雖然他並非李格非所言之“賊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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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無法指證方臘方十三會在杭州起事，也不好拿摩尼教欲“推選”蘇小妹為“聖女”一事刺激剛脫離生命危險的蘇軾，隻能是含糊其辭地提及摩尼教，說此教所謀甚大，自入中原來每每蠱惑人心甚至挑引民怨，藉以混水摸魚尋求影響力利益）最大化。這樣的教派，需要打壓，就算是未雨綢繆，也要摁住不讓其出頭。
    嗯，這便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了。
    李、高二人口中沒說什麽，卻是未往心裏去的。摩尼教嘛，自唐末以來在中國是興不起風浪了，倒是聽說在福建有些影響力，但也僅此而已了。王三郎，可真會想。
    依著醫囑需臥床靜養百日的蘇軾眉心緊蹙，既因腿傷之痛，更是心急如焚。抗洪救災的緊要關口，他這個杭州主官卻臥床不起……哎，瞞是瞞不住的，得即刻奏告朝中。
    他慢慢的吩咐了兩件事，重中之重自是救災事宜，其次方是追查凶案。
    不過，他是部分采信了王棣建言的——北城遇險與洪災有某種關聯。至於摩尼教……順帶著查查也好，防患於未然吧。
    想想，自己還真是命運多舛。當年在徐州便遇到洪水圍城，軍民奮戰四十餘日方告功成。此次杭州水患，竟是大意了，以為多日奔忙已將預防之事做到了極致，卻還是防不勝防，人難勝天啊。
    他絕非自怨自艾之人，奈何遭受重創，實在也是有心無力了。
    也罷，救災一事交與張通判主導，高二可輔之。文叔書生意氣，長於治學編書，實務……實是有所欠缺的，可幫著統計歸納各方情況加以匯總。至於王三郎，聽其言觀其行，是敏於謀劃分解的，高二亦不如他，便讓其參與其中，藉此磨練一番，以慰半山先生在天之靈吧。
    勉強耗費精力作了決定，令人請來本州通判、推判官、提轄等商討救災事宜。
    說是“商討”，其實是蘇太守的“一言堂”，便是通判也未有絲毫疑問、反對。
    本朝太祖為了削弱節度使的權力，防止唐五代時期武人割據的局麵重演，規定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報和接受詔令，節度使不得幹預除所駐州之外所謂支郡）的政務。後來，逐步派遣京朝官文臣）接替刺史管理州務，稱“權知xx州州軍事”。
    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判”的省稱。本朝初，為了加強對地方官的監察和控製，防止知州職權過重，專擅作大，太祖創設“通判”一職。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輔佐州政，可視為知州副職，但有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權力。知州向下屬發布的命令必須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與知州聯署之故。
    說的通俗些，通判便是皇帝派來針對知州府）挑刺的。
    張通判倒是個識趣的。一則他也是正經科舉出身，對士林宗師蘇學士自是敬重的；二來，蘇太守政聲極佳，數度謫遷宦海沉浮，卻是頗得民心，著實挑不出什麽差錯。既如此，何必橫挑眼睛豎挑鼻，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至於其他幕職官與諸曹官，諸如簽判、節度判官及推官、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錄事參軍、司理參軍、司法參軍、司戶參軍等，更是以蘇長官馬首是瞻，指哪打哪。
    太守強打著精神與屬官說了救災相關事宜，又因王棣提醒，就治安事多說了兩句，無非是讓本州廂軍、鄉軍、土軍和弓手好生警惕不寧之兆，須及時有效彈壓宵小潑皮借機滋事。
    在場的盡是本州官僚係統骨幹，心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之理，杭州生亂，朝廷秋後算帳，固然太守需負領導責任，他們也難逃其責，哪敢虛與委蛇、敷衍了事？
    倒是，蘇太守言語間點了王棣幾次，似乎很看重這弱冠少年啊，卻不曉得究竟是何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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