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這篇《少年中國說》影響頗大，是一篇篇幅較長的政論文。被公認為梁啟超著作中思想意義最積極，情感色彩最激越的篇章，作者本人也把它視為自己“開文章之新體，激民所之暗潮”的代表作。
    此文感情飽滿，氣勢昂揚，具有非常強大的震撼力。讀之則深受感染，繼而熱血沸騰。
    這樣的文章無疑是極具鼓勵性的，字裏行間洋溢著的民族感與愛國心極易引發共鳴。
    李節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個讀書人，所謂讀書人，是指心揣夢想、最易衝動、最易被鼓動的人。
    《少年中國說》對讀書人的殺傷力無疑是巨大無比的，那一個個文字仿佛自帶魔力，讓他的目光不肯移開。
    彼時的科舉限定經義題不準超過五百字，策與論不準超過七百字，但《少年中國說》除卻標點符號也有三千三百餘字，若是全文抄寫怕是不成的。
    王棣動筆前便想到了此節，文中一些不符時情的句子自然首先剔除，再刪減不太重要的句子，大致能保留原文精髓便可以了。
    然而一旦提筆，卻發覺自己太過想當然了。這篇文章層層遞進，邏輯嚴密，若是刪減太多，勢必會失卻原文精要，呈現出的隻會是四不像。
    沒辦法，隻能是盡量縮減了。這麽一來，不經意間，他的這篇策問已超過限定的七百字。問題是，一旦動筆，他就感覺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顧首忌尾的實在不舒服，那就任性一回吧。
    他一任性，李節也跟著任性了。
    雖然考場規定並沒有“不可長時間呆在某考舍前”這一條，但這麽做顯然是忌諱的。畢竟，身為主考官，一旦這麽做了，透露出來的信息便是對這個考生“另眼相看”，這會讓閱卷官以為：這名考生是主考官看重的，是“通”是“否”你們掂量著辦。
    所以，李節的任性讓監考官閱卷官）們壓力山大啊。陪同巡視考場的那位監考官趕緊咳了幾聲，提醒李節莫太“過分”。這要是傳出去讓有心人抓住了做文章，最起碼也是有損清譽的。
    李節終算是回過神來，咳了聲，若無其事的負手行開。至於他心裏想些什麽，就不足為外人道了。
    王棣心無旁騖的寫著，腦子裏盡是那些個激情如潮的句子，不停地在過濾、考量，在盡可能保留原汁原味的情況下刪減。
    這是種很玄妙的感覺，仿佛一個個文字都有了生命，在他腦子裏排列組合；又似激情昂揚的士兵昂首挺胸，在列隊等待著他的檢閱。他思緒轉幻，一些個確定不用的文字倏然遠逝，留下需要的文字排列成完整的句子一行行上翻……
    如此玄之又玄的場景如幻燈片，更似電影膠片一格格閃現，讓他整個人都沉浸其中，似與世隔絕。
    直到他停筆，這樣的感覺才慢慢散去。
    望著兩頁考卷上的字，他想：人說文字是鮮活、有生命的，原來真是如此。
    這篇縮減過的《少年中國說》至少也得有一千五、六百字了，遠遠多於限定的七百字。但，不管了，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再刪減是絕對不成了，重寫另一篇又來不及，就這樣吧。
    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就不信，這樣充滿鼓動性的文章會讓閱卷官給否了。頂多是有爭議，也頂多拿不了解元。
    他這是對讀書人有信心哪。
    這天，他睡的很早很香，一夜無夢，次日醒來元氣滿滿。
    少年人固然愛犯困，卻也精力充沛。
    第三場的論題是：試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一見這題，王棣笑了。
    前世看過不少穿越文，明穿小說看的尤其多。
    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年間，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複講‘保天下’四股，複收四句，再作大結……”
    在朱元璋洪武三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其後此種文字講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
    八股文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麵，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尤其是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的部分要求嚴格對仗，類似於駢文，書寫難度甚高。
    雖如此，但想出仕為官，想出人頭地，萬千學子唯有絞盡腦汁與八股文打交道，其中能通關的自是此中好手。
    李節怎麽想到出這種題，雖然也可歸為“論”，但題出自《論語.顏淵》，怎麽看也像是經義題吧。
    倒也無需糾結，主考官最大，答題便是了。
    今天是最後一場，午後便可放牌出考場，王棣可不想在這“鳥籠”多呆，實在是身心俱疲啊。
    這道題在明成化十一年殿試出現過，原典出自《論語·顏淵篇》中的：“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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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為白話就是——魯哀公向有若問到：“年景饑荒，國用不足，怎麽辦呢？”有若回答說：“為什麽不實行十分收一的田租製度呢？”哀公說：“十分收二，我仍然不夠用，怎麽能隻十分收一呢？”有若回答說：“百姓用度足了，君上怎麽會不足呢？百姓用度不足，君上怎麽會足呢？”
    既來之，則抄之。
    要抄自然抄最好的，他抄的是王鼇的八股應試文。
    當時的殿試狀元是大名鼎鼎的謝遷，王鼇則是探花。但後者卻是鄉試解元和會試會元，殿試的文章更是寫的花團錦簇，未能連中三元殊為遺憾。
    正好這篇八股文的字數也是滿足限定條件的，那就抄唄。
    他提筆便寫：“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
    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
    一字不落地照搬全抄，不信打動不了李節。
    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帖經取士，浮華不切實用，於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考試的文體並無規格，沒要求對仗排偶。當時有的考生主動運用排比筆法，寫成與八股文類似的文章。
    鄧之誠在《中華二千年史》卷四“製藝文”道：“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詩賦用經義，元佑後複罷，迨元仁宗延佑中，定科舉考試法。於是王克耘始選八比一法，名《書義矜式》，遂為八股濫觴。”
    變法雖以失敗告終，但科舉中的經義文章卻已有了八股文的雛形。
    到了明清時，八股文觀點必須與“朱聖人”朱熹相同，觀點釋義盡出《四書章句集注》。
    嗬嗬，這是王棣正在做的事。這本在明清時成為欽定的教科書和科舉考試的標準的理學著作將是他的傑作。
    彼時，二程的理學大行其道，在士林文壇的影響力非比尋常。
    王棣的這篇正宗八股文章中的論點依據正是源於二程學係的《四書章句集注》。這裏麵的觀點既忠於聖人思想，又更符合士人及統治階層的需求，放在這個時代可謂是開山立派之作。可以想象的是，他僅用了半個時辰炮製出的這篇論文必將引發一場文壇震動。
    於他而言，並非有意為之，實在是李節恰好出了這道題……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運啊，順勢為之吧。
    本場李節並沒有與先前兩場一般巡視到玄字三號考舍前駐足停留，他甚至都沒下過樓，隻是默默的觀察著考場。但他其實沒“放過”王棣，或者說他一直在注意著那個豐神俊朗的少年。
    王棣的經義題與策問題給這位主考官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雖然未見全貌，卻足以打動他。
    但，眾目睽睽之下，李通判不好表現的太過。發解試雖遠不如會試嚴苛，但考場規矩還是得遵守的。需知，主考官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其他監考官，對某一個考生表現的更為重視，這本身就很耐人尋味了。
    所以，這最後一場他端坐釣魚台，終於不再逾規了。然後，他見到王棣提筆書寫了約莫半個時辰後擱筆，之後再也未曾動筆，偶爾在考舍裏走動走動，到了午時正可以放牌出考場時，喚過巡場差役，收拾好考籃施施然地第一個出了考場。
    這時，李節方反應過來，王棣隻用了半個時辰便答完了題，難道本次鄉試的題目對他而言太過容易、完全可以在半天時間內結束？真想第一時間看看他寫了什麽啊。
    王棣自然不曉得自己被主考官惦記上了，他實在無法在那個鳥籠般的考舍裏哪怕再多待一分鍾。
    考場外的天空蔚藍一片，空氣何其新鮮啊，終於可以擺脫那個渾濁的空間了。
    外麵的世界，真好。
    他甩了甩頭，便見宗沐快步迎上前來：“三郎，考完啦？”
    王棣霸氣地揮揮手：“考完了，回去。”心中嘀咕：“我要洗澡，我要美食。”
    這樣的日子實在是不堪回首哪。隻是，鄉試結束了，會試還會遠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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