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大宋，武功不咋地，文治可為史上之最。後世所謂的“唐宋八大家”便占了六位，歐陽修、王安石、三蘇、曾鞏，盡是集中在這短短數十年。還有範仲淹、周敦頤、司馬光、沈括、程顥、程頤、黃庭堅、米芾等一個個大名鼎鼎的文壇明星，群星璀璨，競相爭輝。文曲星薈萃，令後來者仰望汗顏。
    出名要趁早，在這樣一個時空，無論再如何妖孽，也是不足以驚世駭俗的，曾經滄海。
    王棣以十六歲之齡登鄉試魁首，一時間聲名鵲起，在士林也隻算占了一隅之地。
    來年的辛未科會試，方是檢驗成色的大舞台。事實上，馬涓、朱諤、張堅庭方是狀元呼聲最高的三位，王棣不及多也。
    科舉方是打開政途的最佳方式，是正途，除此之外則名不正言不順。
    恰好本朝不乏科舉牛人，如被稱為“千年科舉第一榜”的嘉佑二年的丁酉科會試。其時，主考官是歐陽修，同考官是梅堯臣、王珪、韓絳、範鎮。這一年進士榜裏的能人實在是太多，經後人總結《宋史》有傳的共有二十四人，他們分別是章衡、竇卞、羅愷、鄧考甫、王回、王韶、王無咎、呂惠卿、劉庫、劉元瑜、蘇軾、蘇轍、鄭雍、林希、梁燾、曾鞏、曾布、程顥、蔣之奇、楊汲、張載、張璪、章惇、朱光庭等。這一屆中有九人曾擔任宰執分別是王韶、鄭雍、梁燾、呂惠卿、蘇轍、林希、曾布、張璪、章惇等。這一年的北宋堪稱人才輩出，而這一屆的進士榜更是群星璀璨，無論政治、經濟、文學、經學都有獨領風騷的人物出現。
    馬涓、朱諤、張堅庭之流，如何與這等前輩相提並論？更勿論嶄露頭角如王棣之輩了。
    雖然，王三郎在詞作上已堪稱大家，但畢竟問世作品不多，且最最關鍵的是，其在經義學問方麵並無甚名氣，當然無法與前賢比肩。
    如其父王元澤，嚐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受詔撰《詩》、《書》、《周官》三經新義，雖問世詩詞不多，亦名列“臨川三王”。
    是以，王棣雖善詞，雖有文名，終不如其父多也，若來日能出文章名篇，方可傲立文壇。
    不過，當州學將本次鄉試中舉者的經義、策、論及詩賦編輯刊印成冊，關於王棣隻擅詩詞的聲音倒是弱了不少。
    首場的經義題，王棣所釋並非一味的因循守舊，而是多有新意，令人讀之有醍醐灌頂之感，竟是較之前賢注解更為妥當貼切。
    《魏書·祖瑩傳》雲：“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再過數十年，洪邁在《容齋詩話》第四卷亦說：“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
    王棣所答的經義題，無論本經還是兼經，可用“別出機杼”四字概論。其中某些觀點新穎而不失經書本意，讀至精彩之處叫人拍案稱絕，並深以為然。
    而他的策問用的副標題是“少年中國說”，這與“何以強宋”似乎是答非所問了。但通讀全文令人熱血沸騰之餘幾乎忘了文不對題之嫌，過後細想，文章勉強還是貼題的。這樣的美文，即便有跑題之嫌，又怎樣？能因而罷黜麽？如此文章，讀之則如炎夏飲冰，渾身通泰，夫複何求啊。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
    一針見血啊，文詞犀利無比地指出造成國勢衰微的根源——“中國老朽”，亦即製度的因襲、官員的守舊。進而，作家指出創造少年中國的力量在於“中國少年”——富有創新精神和愛國誌向的一代民族新人。與此同時，形象化的表現手法揭示了中國老朽與中國少年對於民族和時代的迥乎不同的責任心。在鮮明、冷峻的對照中，提出了“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的政治主張。
    在先秦時期，“中國”一詞有五種不同的含義：一是專指帝王所在的國都，即首都。如《詩經、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緩四方”先愛護京都的百姓，進而安撫四方）；《孟子、公孫醜》：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我要在國都為孟子修房子，讓它教養君臣的弟子）；二是指天子直接統治的王國；三是指中原地區；四指國內內地；五指古代華夏族、漢族居住的地區或建立的國家。
    秦朝以後，“中國”一詞的含義有了改變。在漢代，人們常把漢族建立起來的中原王朝稱為“中國”，兄弟民族建立起來的中原王朝也稱“中國”。南北朝時期，南朝自稱“中國”，把南朝卻稱做“島夷”。此時的遼與宋，彼此都自稱為“中國”而不承認對方為“中國”。
    當然，身為大宋子弟，自然以中國人自居。王棣此文，著實是搔中了讀書人的癢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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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行文遣句更可謂是黃呂大鍾，震聾發聵，發人深省。
    參加發解試的士子大多尚是青春年少，正是熱血沸騰、激情飛揚的年齡，讀了這篇文章，隻覺得全身都是熱的。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
    怎麽不是呢？看看現今的朝堂之上，黨爭過後一片狼藉。新法固然急進，可不變則不通的道理有誰不懂？說新黨任人唯親、黨同伐異，舊黨何嚐不是抱殘守缺、冥頑不化？如今可好，舊黨執政，朝野間盡是老舊之風，再無人敢光明正大的銳意進取。這難道不是國之殤民之哀麽？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穀，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幹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
    說的好啊，太蠱惑……振奮人心了有沒有？這讓一幹青年學子陡生自豪感和責任感，各種大聚小會上以引用文中語句為風尚，仿佛不引用便是自拒於士林圈子。
    自然而然的，王棣之名也得以迅速傳開。
    “少年中國說”太易引發共鳴，導致許多人忽略了王棣的論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這篇論文的格式與唐朝的帖括有相似之處。所謂“帖括”，就是賅括地默寫某一種經書的注解。唐代雖以詩、賦取士，但並未完全廢除讀“經”。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經義”試士，學子任治一經，考試時發揮“經義”為文字，這不同於唐代專重記憶注疏原文，考試概括來書寫答案的“帖經”，而是發揮對經文意義的理解來寫文，因而名為“經義”。
    而王棣的這篇論文運用了排比筆法，與普通經義文已是相去甚遠。
    據知情人透露，當科主考官李通判極為欣賞此等行文風格，評曰：“此般行文若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複如之……其開篇點題文字基少，卻是全篇文章的眉，字有千鈞之力，句有萬緣之能，是構架整篇的梁柱……本文短短數百字，通篇散駢，對仗工整，平仄優美，已望庾信之項背也……雖似經義文，卻是自成一派，非文字功力深厚者不能為也……”
    庾信，乃是南北朝駢文大家，一代宗師也。
    庾信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一位繼往開來的人物。在鮑照之後的齊、梁、陳三朝和北朝，沒有一個人能和他相比。當時曾有“徐庾體”之說，時人將徐陵與其並列，其實徐陵成就在其之下。庾信兼善眾體、詩賦，文都取得相當高的成就，它是中國文學史上多產的作家之一。
    他的詩賦在中國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同於前人騷賦，也不同於後人的律賦。他將兩漢以散文入賦變為以駢文入賦，使賦更具有形式美，將賦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同時，庾信還開唐人以詩入賦的先河，唐代王勃、駱賓王的駢作皆受其影響。六朝駢文盛極，而庾信可謂集大成者。
    杜甫即以“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來稱譽李白，“庾開府”便是庾信。
    李節竟如此高看王棣，將他與庾信、李白相提並論，這，是否有些過了？
    但憑心而論，這樣的行文風格於飽讀詩書的士大夫而言，著實迷人，仿似打開了一個嶄新的世界，叫人情不自禁的讚歎：哦，原來文章是可以這麽寫的。
    從某個角度來說，王棣開創了經義文章的新流派，確是能稱之為“宗師”的，雖然他隻有十六歲。
    總而言之，當王棣的鄉試文章公布於世後，再無質疑聲，盡是褒揚驚歎的美譽。
    甚至有人歎曰：生子當如王三郎。
    至於王棣的書法，通過李節等鄉試考官的交口稱讚，有人始以“三郎體”名之。
    王棣之名，由元佑五年江寧府發解試始，漸為世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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