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國大事讓政事堂諸相公愁眉緊鎖，民間卻是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
    王棣一如既往地冷眼旁觀，所謂的“元佑之治”啊，嗬嗬，這大概是大宋王朝最後的一絲風光了。
    “我朝之治，元佑為甚”，是宋朝治世文明的頂峰，是宋朝最進步的曆史時期，在中國曆史上有重要影響。
    僅是元佑之治中元佑黨人的組成就已經光彩奪目，司馬光是古今中外都有影響的聖賢；文彥博是著名政治家；蘇軾和蘇轍兄弟是著名政治文學家；程頤是思想家；黃庭堅和秦觀是文學家；呂公著、韓維是和司馬光、王安石親密的嘉佑四友；劉摯、梁燾、李清臣、胡宗愈、王岩叟、孫固、劉奉世、範百祿、傅堯臣、範純仁等都是傑出的執政；範祖禹、劉安世、朱光庭等直臣，韓忠彥是韓琦的兒子、範純仁是範仲淹的兒子、歐陽棐是歐陽修的兒子、陸佃是陸遊的祖父、李格非是李清照的父親，元佑黨幾乎就是宋朝輝煌文化的標誌，也是最受人民和後世敬仰的宋朝聖賢君子，所以元佑之治才能成為宋朝治世最光彩的時期。
    可也恰恰是元佑黨人開啟了惡性黨爭的大門，將搖搖欲墜的大宋徹底推向了覆滅。
    高滔滔垂簾聽政不久，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賦閑在家的舊黨元佑黨人首領司馬光，征詢治國方略，司馬光很快就上了兩份奏章，一份叫做《乞開言路劄子》，另一份就叫做《修心治國之要劄子》，將神宗朝實行的王安石新法批的是一塌糊塗，稱新法是病民傷國，有害無益。這兩道奏章很符合高滔滔的胃口，於是司馬光被重新啟用，出任門下侍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
    司馬光複出以後，昔日保守黨人全都被再度啟用，來了個反攻倒算還鄉團，在高滔滔的默許下，首先做的事就是大肆清洗朝中支持新法的新黨熙寧黨人，其中司馬光前任蔡確因為在郊遊時寫過《遊車蓋亭》組詩，裏麵的詩句“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台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被元佑黨人刻意解讀為懷念新法實施的神宗朝，對本朝有所不滿，故而掀起了一場風暴。很快蔡確，章惇和韓縝三大熙寧黨人骨幹被打成三奸，還被張榜公告，就連死去的王安石都上了榜，凡是和熙寧黨人有關係的人，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貶官到嶺南，開啟了北宋放逐官員到嶺南的先河。
    要知道王安石變法時為打擊元佑黨人而製造的烏台詩案，受牽連的僅蘇軾一人而已，最後還由於曹丹姝求情，貶官也隻是貶到湖北黃州。至於司馬光本人，雖然在變法期間離開朝堂，但依舊可以安心著書《資治通鑒》流傳後世。相反在打擊熙寧黨人的時候，株連之廣早就超過了烏台詩案，就連元佑黨人中的自己人呂大防都說，此風一旦形成，恐怕日後我們也會享受這種待遇，因此積極為蔡確求情。
    作為舊黨元佑黨人的總後台，高滔滔完全支持司馬光廢除所有新法，不管是不是對國家有利，隻要是新法就統統廢除。這種不顧國家利益，隻求路線正確與否的施政方針，徹底葬送了趙宋崛起的希望。
    事實上，王安石實施變法以後，國防上的兩大舉措就是裁兵法和將兵法，凡是滿五十歲的士兵必須退役，定期還舉行體能測試，中央禁軍不合格的士兵就調到地方廂軍，若還不合格就予以辭退，同時重新整編全國軍隊，每支部隊專門配置負責軍事訓練的將領，不影響換防，地方也不得幹涉。
    經過王安石的這一番改革，北宋軍隊戰鬥力達到建國以來頂峰，熙寧五年，大將王韶率領宋軍出擊熙河，即今天的甘肅臨洮一帶，收複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疊州和宕州共六州，對西夏形成包圍趨勢，證明了王安石變法在國防上的成功。
    但是廢除新法以後，趙宋軍力再次陷入一蹶不振，而且還向西夏割讓陝北安疆，葭蘆，浮圖和米脂四寨，妄圖以割地求和平。結果呢，養虎為患罷了。
    為了解決大宋財政困難的根本窘境，王安石通過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稅法的改革方針，一邊進行開源，另一邊則限製大資本和豪強，並且精簡地方官員，減少不必要人事開支，成果也是極顯著的。畢仲遊於元佑元年《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中說道：“今諸路常平，免役，坊場，河渡，戶絕莊產之錢粟，無慮數十百巨萬。如一歸地官指戶部）以為經費，可以支二十年用。”
    坦率地說，高滔滔本人廉潔，對家人要求很嚴，為自己家族修建宅院，用的都是自個積蓄，不用公家一分錢，對於侄子想借她影響力要更高待遇的想法，高滔滔也予以拒絕。所以女中堯舜雖然是司馬光的吹捧，但就領導者個人品質和辦事公道來說，高滔滔的確是夠格的。
    但是高滔滔畢竟代表舊勢力和反改革派，將趙宋富強的最後一絲機會也活生生掐斷。
    可以這麽說，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王朝就像一位病入膏肓的病人，身上大小毛病一堆，基本上處於混吃等死的狀態，通過王安石的治療，病人身體變好了，和鄰居打架也能打贏了，如果繼續堅持治療，病情可能會有所好轉。可惜的是，病人和家屬由於害怕副作用，中斷了治療。最後病人在和新鄰居打架中，因為自身各種原因嗝屁了，家屬就把原因歸結到醫生身上了，覺得是醫生治療的問題，這就有點亂彈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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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光呢，堅持全麵廢除新法，不管黑貓白貓，不管會不會抓老鼠，僅僅用了半年時間就把新法廢了一大半。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無限感傷地說：“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最終在他的努力下，免役法、青苗法也被廢除了。氣得蘇軾在家中跺腳大罵：“司馬牛！司馬牛！”
    在原時空，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攻破開封，徽、欽二帝被擄，北宋滅亡，是為“靖康之恥”。千年以來，人們在審視這場國殤之時，有人認為王安石是北宋亡國的元凶，也有人認為北宋之亡始於司馬光。事實究竟如何？王安石和司馬光兩人誰更應該來背這個鍋？
    大儒朱熹就有“引用凶邪，排擯忠直，群奸嗣虐，流毒四海”之語。
    但一代大儒王夫之重讀宋史，留下了自己的憤怒：“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
    明朝陳汝錡說：“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王安石），吾以為實始於君實司馬光）。非君實能禍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
    關於靖康恥，王棣以為，絕非一人之禍。事實上，大抵是緣於黨爭引發的一係列負麵影響。導致國家覆滅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是軍隊經商。別的朝代都是希望強軍，宋朝國策卻是弱軍，唯恐軍隊強大後，將領們重演自己“黃袍加身”的把戲及唐朝藩鎮的跋扈。於是駐軍上強幹弱枝，勁兵薈萃中央，邊疆不敢多駐精兵；練兵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打仗時陣圖遙控，文官監軍；兵種上，招饑民入伍，將軍隊變成慈善機構，養兵百萬，卻萎靡不振。最後，軍隊經商。宋朝人擅長賺錢的本事也向軍隊轉移，不好好操練，忙著賺錢，貪腐成風，喪失戰力。到後來，宋兵的竟然要臉上刺字，以防逃跑，軍隊的士氣可想而知。
    再者是九龍治水。為了預防大臣專權，統治者將權力一再分散，一個崗位設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將相權一分為三，由中書、樞密、三司分別掌管政、軍、財三大權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統攝；機構設置疊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牽製，避免專權；將官稱和實職分離，分割各級長官事權，削其權力；“官”常是拿俸祿而無所事事的空名，“職”如大學士、學士、待製等），一般是授予較高級文臣的清高銜頭，也非實職；隻有擔任的帶有“判、知、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簽書、監”等實際差遣的工作才是實際職務。這樣一來產生了嚴重後果：首先，皇權穩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專權，避免了權臣控製朝政，影響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大臣相互爭鬥、相互扯皮，“龍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鬥得越歡”，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嚴重影響了決策的快捷高效。於是，宋朝常被人譏笑說“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經渡河”。最後，財政吃緊。政府機構空前龐大，給財政造成嚴重壓力。
    還有便是中央獨裁。經過宋朝君主在政治製度上的一再操控，終於削弱了軍隊，搞亂了官場，將朝政大權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雖然諸如詩歌、書法、繪畫、音樂等文化藝術修養奇高，在腐化墮落上也沒有其它朝代嚴重；但是，他們在軍事、外交上卻極為白癡。
    凡此種種，注定終將釀成悲劇。
    作為“外來者”，王棣不立政治立場、不帶感情色彩地分析過宋廷的衰敗原因，知道症結所在，其疾也錮，不在腠理，不在肌膚，已在腸胃，將至骨髓，再不對症下藥，無奈何也。
    隻是，藥在何處？未為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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