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聽題：樹上騎個猴，地下一個猴，加起來幾個猴？
    八個
    錯，兩個
    樹上騎7個猴，地下一個猴，幾個猴？
    兩個
    錯，八個
    青春痘長在什麽地方不讓你擔心?
    長在腰上。
    錯，長在別人臉上……
    聽監試官說“放題”，王棣這會居然思想開了小差，想起了某小品的經典場景。
    收斂心緒，他凝目細看主考官門簾前掛著的木牌，上麵寫著令科本經題。所謂“出示題目於廳額，題中有疑難處，聽士人就簾外上請，主文於簾中詳答之訖，則各就位作文”是也。
    宋代的貢舉相較於明清科舉更為人性化，隻考三天。每天八點左右知舉官將試題掛出後，考生對題目有疑問，可以向出題人提出，出題人則須詳細解答。至哺後，開門放考生出院，試卷入櫃。另外還規定“舉人除書案外，不許將茶廚、蠟燭等帶入，除官員外，不得懷挾書策。
    明清科舉可是得考九天六夜的。不過，此時連考三天，於某些“慢工出細活”的舉子而言時間會稍顯緊張，尤其是第一天連考本經、兼經兩場。
    宋人輕詩賦而重經義、策論，如司馬光極力反對以詩賦取士：“國家設官分職，以待賢能，大者道德器識以弼諧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縣，其次方略勇果以扞禦外侮，小者刑獄錢穀以供給役使，豈可專取文藝之人，欲以備百官、濟萬事邪？”
    詩賦題目在宋代科舉考試中的地位逐漸下降，經義與策論的重要性則得到強化。
    但有四個科目差不多是必考的：詩賦，經義，論，策。殿試通常都是試策。各個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話來說，“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雋，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
    王安石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複古製，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則庶幾可以複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
    但到了元佑四年，又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於《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左傳》內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首，次論一首，末試子、史、時務策二道。凡專經進士，須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並兼《書》，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
    今年貢舉又變為本經、兼經各一場，每場一道，後試論、策，共考三天四場。
    王棣考的自是經義科。
    他選的本經是《禮記》，很快在簾幕上寫著的諸道本經題中找到了出自《禮記》的那道題：
    “生財有大道。”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皇宮某處，一個著明黃色衣裳的少年放下手中的書，問道：“李阿公，什麽時辰了？”
    “回官家，辰正一刻了。”邊上的白發宦官恭恭敬敬的回答。
    若換了識得這宦官的定會大吃一驚，“李阿公”赫然就是名宦、將領李憲。
    李憲，字子範。開封祥符人。仁宗皇佑年間，李憲補入內黃門，升供奉官。在神宗時期活躍於西北邊境，與王韶收複河州。又擊降吐蕃首領瞎木征，並攻克蘭州，主持秦鳳路及熙河路軍事。以功累官至宣慶使，一度兼管財政，節省冗費十分之六。但亦曾一再違犯軍令，貽誤戰機而不斷遭到彈劾。
    當今皇帝即位後，太皇太後高氏臨朝，李憲被彈劾“貪功圖名”、“罔上害民，貽患國家”，連貶為右千牛衛將軍，居住陳州，官延福宮使、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等。
    與其他朝代相比，入宋以來雖沒有太監專權之禍，但太監在朝廷政治中的參與度卻很高，甚至出了不少名將。
    本朝初年，太祖趙匡胤鑒於唐代太監專權之禍，嚴格控製後宮太監人數，剛開始太監隻有區區五十人，後來有所增加，也才一百多人。為防止太監結黨營私，擴大勢力，還規定太監過了三十歲，才能收養子。
    除此之外，宋廷還為太監設立了專門的官階體係，相對於普通的文武官員，太監的品級比較低，晉升也很難。不過，皇帝對帶兵的武將特別防範與猜忌，常常派出自己信任的太監到軍隊中任監軍，監督武將們的行動，這些太監監軍也經常有機會參與軍事決策。久而久之，這些太監的軍事指揮能力也變得很強，漸漸坐上了軍事統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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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大宋實行重文輕武的政策，文官一般都需要進士功名，太監根本不可能在文官體係內晉升。這樣，走武將這一條路，成為太監快速晉升、出人頭地的唯一可行之路。所以，大宋的太監對做武將趨之若鶩，出現了一批能征慣戰的名將，如竇神興、竇神寶兄弟、王繼恩、秦翰、李舜舉、李憲等。
    這李憲在元佑朝被問責貶官，原已泯然於世，卻不知為何又回宮侍奉當今官家了。
    那穿明黃裳的少年正是當今天子、大宋朝第七位皇帝趙煦，時年十五歲，即位大寶第六載。他身形削瘦，生的眉清目秀，五官柔和，雙目倒是炯炯有神。
    “哦，今科貢舉第一場的題目可出來了？”趙煦坐直了身子。
    “剛出，本經題是‘生財有大道’。”李憲腰背有些佝僂，顯然是這幾年過的極不好，蒼老的很快。
    “是《禮記》中的《大學》篇……”想了想，趙煦誦道：“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
    他微微笑了笑，道：“劉元城這題出的有些意思，不過貢生終日與經義為伴，未必曉得國家商業經濟之道。”
    李憲道：“自是有的，譬如首提這‘經濟’之人。”
    “經國濟世，經世濟邦。”趙煦慢慢的說道，似在自言自語：“經濟是價值的創造、轉化與實現；人類經濟活動就是創造、轉化、實現價值，滿足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動……那王棣倒是說的直白，卻不易理解，有機會可當麵問問。”
    關於“經濟”一詞的含義，王棣與蘇軾、高俅粗略談過，不想竟是入了皇帝之耳。
    少年皇帝輕輕拍了拍適才看的書，封麵上寫著“菜根譚”三字：“那王棣是熙寧八年十月生人吧，比吾大了不到兩歲，竟然就寫得出這等文字，果真是天降之才哪。”
    “從靜中觀物動，向閑處看人忙，才得超塵脫俗的趣味；遇忙處會偷閑，處鬧中能取靜，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他隨手翻了翻，念了一段，慨歎道：“以其年之幼而盡得儒家真味，非常人也。”
    頓了頓，皇帝又問：“《論語集注》出到第幾冊了？”
    李憲回答：“第三冊。”
    皇帝起身，負手來回走了幾步，很有些龍行虎步的氣度：“據說王三郎要將《中庸》與《大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為之集注。這可是諸多大儒都不敢觸碰的大事件，他居然還真就做了，不但做了且做成了……好厲害……”
    李憲是個合適的捧哏，恰到好處的附和：“官家所言甚是，年前第一冊《論語集注》問世時，東京士林一片嘩然。不過有衍聖公府和程伊川、潘延之、周季老等大儒為其張目，士林的反彈聲弱了許多。後續的二、三兩冊推出後，文壇更是失聲了，想來是王三郎寫的東西確實站得住之故。”
    “何止是站得住？李阿公武功了得，文人的事不甚了然。立德立功立言，文人三不朽也。古往今來，文人不計其數，然可謂不朽者寥寥。王棣雖為弱冠少年，便立不朽之業，其後又該如何？又能如何？不可估量也。”皇帝實則十四歲，在朝會時隻是擺設，好似朝堂之上吉祥物亦或花瓶，禦極六載，隻不過是提線傀儡，發聲不得，此刻卻是老氣橫秋，極有主見，胸藏丘壑，與平素判若兩人。不過，大概也隻在“李阿公”麵前方會如此，畢竟少年心性，自有崢嶸。
    李憲麵露愧色：“老臣愚鈍。”
    彼此宦官在皇帝與後妃麵前自稱“臣”或“小人”、“小的”，視情況而異，並非是“咱家”、“奴婢”甚至“奴才”。
    趙煦擺擺手，略過此節，忽而失笑道：“王棣都要為四書集注了，這本經、兼經焉有不通之理？今科貢舉的頭兩場倒是占了大便宜。‘生財有大道’……且看他如何答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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