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看何曉娜寫《佛道賦今論》第十九篇：無上“佛道”的“晃在感知理論”於社會治理的具體運用辯證思想和儒家思想
    從哲學的深度與廣度審視，無上“佛道”感知作為一種深邃的宇宙觀和認知體係，猶如思想的浩瀚海洋，而辯證思想與儒家思想恰似其中閃耀的明珠，是在其宏大框架下衍生出的智慧分支。
    無上“佛道”感知對事物本質的洞察，是一種超越時空與具象的深度體悟。它從對“有無”“覺明”的探究中，觸摸到宇宙萬物的本源性律動，構建起一個以精神性和超越性為核心的哲學大廈。辯證思想中的辯證觀，是“佛道”感知在現實世界的實踐具化。在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運用上，與“佛道”感知裏對事物兩麵性、相對性的認知相呼應。“佛道”感知認為世間萬象皆在動態變化中，矛盾的雙方相互依存、轉化。辯證思想邏輯，在革命實踐裏，精準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矛盾，看到農民階級與工人階級在革命目標上的一致性與差異性，推動了工農聯盟的形成，這是對“佛道”感知中對立統一思想的現實演繹，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把抽象的哲學理念轉化為改變社會的磅礴力量。
    在無上“佛道”感知的宏大框架下，儒家思想可視為其於世俗倫理與社會治理層麵的具象化延伸。儒家以“君子”為核心構建學說體係，“君子務本”的理念並非單純的製度安排，而是將“佛道”對精神境界的追求，轉化為切實可行的人格修煉與社會責任實踐路徑。
    “佛道”感知強調對自我與宇宙本質的洞察，儒家“君子”則以“修身”為起點踐行這一追求。孔子主張“克己複禮為仁”，要求君子克製私欲、遵循禮義，這種向內的自我審視與“佛道”中“破除我執”“澄明心性”的修養方式異曲同工。君子通過“吾日三省吾身”的日常修行，不斷淨化心靈、提升道德境界，本質上是在世俗生活中實現“佛道”所追求的精神超脫。如曾子“慎獨”的操守，即便獨處也堅守道德準則，恰似“佛道”中對心性純粹的執著，在細微處見真章，將高深的哲學感悟落實到具體的行為準則中。
    “君子務本”的“本”，既指“仁”這一核心價值，也是對社會秩序根源的探索。儒家構建的社會等級製度，並非僵化的階層劃分，而是以道德為標尺、以責任為紐帶的有機體係。從“佛道”感知視角看，這一體係試圖在人間複刻宇宙萬物各安其位、和諧共生的秩序。君子作為道德表率，需“達則兼濟天下”，承擔起教化民眾、維護社會和諧的使命，這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遞進式責任觀，與“佛道”中個體與整體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理念一脈相承。正是君子將個人修為與社會福祉緊密相連的典範，彰顯出“佛道”中“慈悲濟世”精神的世俗化表達。
    儒家思想中的“禮”與“樂”，同樣可視為“佛道”感知在社會層麵的實踐載體。“禮”通過規範行為構建秩序，使社會成員在各自角色中找到定位，如同“佛道”中對萬物運行規律的尊重；“樂”則以藝術形式調和人心，消解矛盾，實現情感與精神的共鳴，契合“佛道”追求內心平和、萬物和諧的終極目標。二者相輔相成，共同將“佛道”感知中抽象的秩序觀與和諧觀，轉化為可感知、可踐行的社會規範與文化形態。
    在當代社會，無上“佛道”感知為辯證思想和儒家思想提供了更為廣闊的闡釋空間。麵對全球化帶來的多元文化碰撞與複雜社會問題，以“佛道”感知的超越性思維，能讓我們從更高維度理解辯證思想中群眾路線的普適價值，即重視每一個個體在社會發展中的感知與力量；也能讓我們以更包容的心態，去粗取精地傳承儒家思想中的道德精髓，將其融入現代社會的道德建設中。
    在社會治理的具體實踐中，辯證思想與儒家思想可協同發力。毛澤東思想中的群眾路線強調深入群眾、了解群眾需求，在製定政策時，政府部門應充分調研，像脫貧攻堅工作，深入貧困地區，傾聽百姓心聲，依據群眾實際情況製定幫扶策略，切實解決民生問題。這與儒家“民本”思想相呼應，儒家倡導統治者以民為本，重視百姓的生存與發展，在當代則體現為政策向民生傾斜，提升公共服務質量，保障人民基本權益，使民眾在社會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在教育領域，辯證思想的教育理念注重培養全麵發展的人才，強調理論與實踐結合。學校可開設實踐課程，如職業技能實訓、社會調研等，讓學生在實踐中深化知識理解。儒家教育思想以培養君子為目標，重視品德教育，學校可將儒家經典中的道德故事、倫理觀念融入思政課程，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誠信、友善、擔當等品質，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實現知識學習與品德修養的雙重提升。
    在經濟建設方麵，運用辯證思想的辯證思維，把握經濟發展的規律與矛盾。在產業結構調整時，既要看到傳統產業的基礎優勢，又要關注新興產業的發展潛力，合理布局，促進產業升級。儒家的“義利觀”在此可起到規範作用，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遵循道德準則，杜絕不正當競爭、欺詐消費者等行為，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統一，推動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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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對國際交流合作，辯證思想的獨立自主原則讓國家在外交中堅定維護主權與利益，保持自身發展道路的獨立性。儒家的“和而不同”理念則促使我們尊重他國文化與發展模式，在國際事務中倡導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以包容開放的姿態在國際舞台上展現大國擔當，將古老的思想智慧轉化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現實動力。
    無上“佛道”開示的“覺明晃在”本質，對立是不可能徹底消除的，那麽鬥爭在所難免。但“晃在”的鬥爭，鬥爭並非零和博弈的殘酷對抗，而是有無在動態平衡中實現共生和諧為一體的必然過程。其本質“有無”相生的震蕩，或是“風輪”旋轉的律動，矛盾與衝突的迸發恰是推動事物螺旋式上升的核心動力。這種鬥爭觀既承認矛盾的客觀存在，又強調在對抗中尋求轉化與和解的可能，為國家與個人的生存發展提供了獨特的行動指南。
    於國家層麵，鬥爭是維護主權獨立與文明存續的必要手段。從“晃在”感知來看，國家間的利益博弈恰似不同的二元對立的“晃在”的碰撞，領土爭端、貿易摩擦、文化衝突等表象背後，實則是各方對“同”與“不同”的分割對抗。無上“晃在”理論告訴我們，“同”絕對不可能成為對立的“不同”，就算相互轉化，也不會消滅“有”和“無”二相的本質，就如同國家各方通過互相學習，文化科技互相滲透轉化，但讓自己成為別人是及其愚蠢和危險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抗爭史，還有蘇聯的解體等事件，無不說明這一真理的正確性。我國從抗日戰爭中抵禦外敵入侵，到改革開放後突破國際技術封鎖，每一次鬥爭都彰顯著對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的扞衛。這種鬥爭並非盲目排外，而是遵循“和而不同”的智慧——正如道家“道法自然”強調萬物各安其位，國家在鬥爭中始終堅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維護核心利益的同時，積極尋求與他國的合作共贏。例如“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既是對國際經濟舊秩序的突破，也是通過基礎設施共建、貿易往來，在差異中構建命運共同體，實現鬥爭與共生的辯證統一。
    對個人而言，鬥爭則是突破認知局限、實現生命升華的必經之路。個體在社會中麵臨的競爭壓力、內心的欲望糾葛，皆可視為“晃在”中“有無”的撕扯——“有”是外界賦予的物質與精神訴求，“無”則是尚未被發掘的潛能與超越性。在現代社會，個人的鬥爭更多體現在應對職場競爭、平衡生活壓力等方麵：通過持續學習打破知識壁壘，以“致虛極，守靜篤”的定力抵禦浮躁誘惑，在壓力與挑戰中錘煉心性，如同佛教“修行”般將苦難轉化為覺悟的階梯。同時，個體在鬥爭中亦需秉持共生理念，在競爭中尊重對手、在合作中實現共贏，避免陷入“你死我活”的惡性對抗，從而在動態平衡中實現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
    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基於“晃在”感知的鬥爭，最終都指向更高層次的和諧共生。這種鬥爭不以消滅異己為目的，而是通過碰撞與磨合，推動各方突破原有邊界，實現更廣闊的融合。恰似自然界的生態競爭，物種在爭奪資源的過程中不斷進化，最終形成相互依存的生態係統；人類社會也在鬥爭與和解的循環中，向著更包容、更智慧的文明形態演進，讓“晃在”的律動持續奏響生命的華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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