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閣老對視一眼，誰也沒敢立刻答話。
    因為這封信的字麵內容並不觸法。
    甚至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極講規矩。
    看似不過是一場地方賑務中的試策之舉，晉王願以王爵之名為擔保，願身先士卒承擔結果，聽起來恭謹而感人。
    但其中的政治意味，卻太過凜冽。
    名為試策，實則已近製度邊界。
    務必要慎之又慎。
    想到這裏，杜玄齡緩緩放下信。
    深吸一口氣，這才抱拳緩聲道：“陛下，老臣以為，此策……或有小利，其勢卻傷大體。”
    贏世民不語，目光靜靜落在杜玄齡身上。
    杜玄齡硬著頭皮，繼續道：“賑災之責，本歸戶部與地方督撫。晉王身為宗親，在其地設宴勸捐，原亦合情。但……其所引者，乃士紳當援、道義當責，其所施者，乃以名為箍、以恥為索。”
    “今用此策得米，明日用何策得田？今日請富戶赴宴，明日是否便能請儒生講義、請書生講法？”
    “如此一路鋪開，恐士紳不但不感德政，反疑朝廷有意於鉗製其身、削其權望。”
    聽杜玄齡這麽說，張子房也點了點頭。
    緩緩道：“晉地乃商賈通地，士紳聚地，設此先例，恐傳京南之後，各郡皆效其法。勢一成，難收回。”
    武朝自立朝以來，打的便是天人共治、以德服人的旗號，而非以刑立綱、以軍定國。
    雖然其本質仍是皇權獨尊，但在實際的製度架構中，卻始終保留了大量儒統殘緒。
    尤其是對於地方治理的依賴，根本上，仍仰賴士紳階層維持社會秩序。
    這不是武朝獨有的問題。
    前朝大秦覆滅，其直接誘因，雖是宮廷內亂與邊防失控。
    但根本原因，卻是其後期對地方豪強的打壓過急，使得天下士紳集體寒心。
    最終導致地方潰散、賦稅斷流，邊軍無餉、民不聊生。
    而贏家，正是當初在這片斷層中，突圍而出的地方豪強。
    然而，正因深知地方豪強之弊，贏家在定鼎武朝之初，便開始有意識地削弱士紳影響力。
    這一削，便削了二十年。
    從科舉製度的更替，到對鄉約禮製的再編。
    從氏族誌的修訂，到印刷術的大力推廣，再到頤和園釣魚執法……
    如此種種，其實都是在一步步剝離士紳的影響力。
    而士紳亦非等閑之輩。
    幾次“官不下鄉”、“賦不入戶”的暗中抗命，皆有其影子。
    而民間反稅之亂、學宮糾察之議，更常有大族在背後推波助瀾。
    朝廷雖強，終未能將地方盡收於掌心。
    而士紳雖懼，卻也未曾真心歸順。
    彼此之間，早已如火藥與火星，彼此提防、相互生厭，勉強維係著那層薄如蟬翼的表麵平靜。
    這就是眼下朝廷與士紳階層的真實關係。
    不是純粹的敵對，也非絕對的依賴，而是一種如同火藥桶般的危險平衡。
    而如今，贏高治欲以王爵為擔，借賑災之名，逼富戶就範，看似不過是一場風雅的勸募之宴，實則卻是以輿論為刃、以道義為鞭，對士紳集團的一次試探性絞殺。
    雖未動刑法，但卻借道義之名，讓人難以拒絕。
    士紳若順從，便意味著默認王權可以直接索取。
    若反抗，便是涼薄失德，名聲掃地。
    這種綁架式的道德結構，一旦行之有效，勢必為後續仿效打開口子。
    今日潞川立“賑災錄”，明日洛陽或立“讓田榜”，後日江南也可興“善惡圖”。
    一旦逼捐變成勸捐的慣例，道義之名淪為權術之實，則天下士紳人人自危，地方秩序亦將劇烈動蕩。
    他們可能不會當即反叛，但一定會退縮。
    會削弱對朝廷的配合。
    會以更隱秘的方式對抗統治。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氏族之患，古來有之，卻無從斷絕。此事，著實讓朕很是為難啊。”
    良久後，贏世民幽幽歎道。
    說的理直氣壯，說的正氣凜然，聽得三閣老齊齊抽了一下嘴角。
    你丫還憂上氏族了，你們老贏家不就是氏族上來的嗎？
    當了幾年皇帝，連屁股擱哪兒都忘了？
    不過這話，三閣老可以想，卻不能說。
    隻能齊齊拱手，說陛下你說的實在是太對了，太好了，太特麽正確了。
    但問題現在又來了。
    搞還是不搞？
    要是搞得話，結果都擺在明麵上了。
    要是不搞，結果也在明麵上。
    晉陽大災，流言四起，本就是朝中憂思之一。
    尤其是晉地這場雪災爆發之初，便已有天譴之說悄然傳布於市井之間。
    有人言之鑿鑿，說此災非天災，而是“國之不正，君位不穩”的象征。
    說天有異象，地無豐年，此皆人主德不配位之兆。
    初聽之下，不過是坊間流言，甚至帶著幾分無稽笑料。
    可流言這東西，愈是荒誕，愈能深入人心。
    而在饑寒交迫的百姓口中，所有的因果都變得簡單粗暴。
    “吃不上飯，是因為朝廷無能。”
    “官不下鄉，是因為聖人昏庸。”
    “賑不濟民，是因為皇位得之不正。”
    玄武門之變雖已過十餘載，可當年的那一刀，至今仍是天下士族與名儒眼中的汙點。
    一旦民間再起訛言，就很容易被有心之人借機推波助瀾，最終激發為“人禍”。
    贏世民當然知道，這背後不是百姓自己能編出的話。
    十有八九，是有讀書人，是有士林中人，是有某些家族在推動。
    這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一旦民間的天災敘事，和士林的政治批評敘事相互融合，就會形成一種非常隱秘、但極具傳播力的正統性懷疑。
    “為什麽我們會餓死？”
    “因為聖人不正。”
    “為什麽朝廷不能救我們？”
    “因為王朝失德。”
    這種敘事，一旦形成，別說贏高治賑不賑災，哪怕把贏世民親自拉下去親賑，也未必扭得轉輿情。
    更要命的是，百姓饑寒則逃，百姓逃則地荒，地荒則賦稅不足，賦稅不足則軍供斷裂，軍供斷裂則邊防動蕩……
    這是連環的因果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