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的麻城派出所飄著細雨，瓷磚地麵映著報案人小英磨破的鞋跟。她老公王大力攥著戶口本，手指把封皮搓出毛邊，像在搓揉十八年的光陰。“同誌，我們妹妹失蹤十八年了。”小英的圍巾絞成麻花，“當年以為她賭氣不回家，現在看你們重啟積案……”
    值班老民警老李推了推眼鏡，鏡片上的反光讓小英打了個寒顫。“失蹤十八年才報案？”他翻著登記本，鋼筆尖在“2003年”三個字上戳出墨點，“你們家是覺得她在外麵修煉成仙女了？”王大力賠笑：“主要小梅脾氣暴，當年跟家裏吵架出去打工，我們想著年輕人嘛，總得撞南牆才回頭……”話沒說完就被老李打斷：“2003年12月龜山那起行李箱女屍案記得嗎？死者穿的衣服在麻城可沒幾個人敢穿——低胸小皮衣，褲腳還鑲水鑽，跟 dis 皇後似的。”
    小英突然抓住老李的手腕：“我妹在發廊上班！就愛穿亮閃閃的衣服！”老李的筆尖在“身高1.65米”“右耳後有顆痣”上畫圈，這些特征像十八年前埋下的線頭，此刻正慢慢扯開積灰的卷宗。他記得那年冬天，行李箱卡在龜山的山溝裏，箱子鎖扣崩開半寸，露出半截染著指甲油的手指，指甲縫裏卡著亮片，像把星星揉碎了嵌進去。
    故事得從2000年的武漢說起。小梅在航空路發廊給人燙卷發，電卷棒在頭頂滋滋冒熱氣，朱某就是這時推門進來的。他穿著皺巴巴的西裝，皮鞋沾著工地的灰，卻盯著小梅胸前的工牌說：“妹兒，給哥燙個最時髦的頭，要讓我老婆認不出那種。”後來小梅才知道，他老婆不僅認得出，還能順著燙頭的香味摸到出租屋，把半瓶發膠砸在朱某腦門上。
    “你個吃軟飯的！”小梅的表姐回憶起2003年夏天，朱某跟著小梅回麻城老家，天天扛著鋤頭幫老丈人挖紅薯，褲腿卷到膝蓋，曬成古銅色的小腿比女人還光滑。“那會兒誰不說小朱勤快？結果他老婆帶著三個七大姑八大姨殺過來，跟電視劇似的——不對，比電視劇熱鬧，他老婆揪著他耳朵說‘家裏母豬下崽都沒你會裝’，當場把人拖上中巴車，朱某的拖鞋都跑飛了一隻。”
    誰也沒想到，三個月後小梅又把朱某從浙江拽回武漢。這次租住在漢口火車站旁的城中村，樓道裏永遠飄著熱幹麵的酸腐味。朱某白天開摩的，晚上幫小梅給客人編髒辮，手指在假發間穿梭，像在編織兩個人見不得光的未來。“她總說我沒本事，”朱某後來在審訊室盯著牆上的監控，喉結滾動，“連離婚都辦不成，法院說我老婆哺乳期，不讓離。”
    2003年7月28日那晚的月亮特別亮，照亮了出租屋牆麵上的裂痕。小梅剛給客人做完離子燙，頭發上還沾著藥水味，一進門就把包甩在朱某臉上：“今晚必須把離婚協議書簽了，不然我去你老家鬧，讓全村人知道你養小三！”她邊洗澡邊罵，熱水順著塑料布搭的浴簾流到地上，形成一個個小水窪，映著她晃動的腳踝。
    朱某數著牆上的釘子。這是他第13次聽小梅罵“沒出息”，第8次威脅去老家鬧事，第5次提到“離婚”。釘子是他上周釘的，用來掛摩的頭盔，此刻在燈光下泛著冷光，像小梅塗了黑色指甲油的指甲。浴簾突然被掀開，小梅裹著浴巾站在水汽裏：“聾了？沒聽見我說話？”她的頭發滴著水，滴在朱某剛洗幹淨的t恤上，像朵開敗的花。
    “鞋帶在門後掛著。”朱某後來供述時，手指無意識地繞著審訊椅的鋼管，“那是她買的，說配我的皮鞋好看。”鞋帶是黑色帆布材質，帶著白色條紋，此刻正躺在門後，被小梅的高跟鞋踩出褶皺。當朱某把鞋帶繞上小梅脖子時，她的指甲劃過他的手腕，留下三道血痕，像在給他蓋最後一個印章。
    最滑稽的是拋屍那天。朱某在漢正街花80塊買了個行李箱，老板拍著箱子說：“結實得很，裝兩頭豬都沒問題。”他拖著箱子過馬路時，出租車司機搖下車窗：“大哥，你這箱子裏裝的是黃金還是屍體啊？”朱某沒敢抬頭，後視鏡裏看見自己慘白的臉，像貼了張過期的麵膜。
    龜山的山溝比地圖上陡得多，行李箱卡在樹杈上，朱某踹了七腳才讓它滾下去。山風卷起他的衣角，他聽見箱子撞擊石頭的聲音，像在敲開十八年的時光。後來他跟表姐說去安徽找小梅，轉身就坐上去浙江的大巴，褲兜裏還揣著小梅的口紅，外殼印著“烈焰紅唇”四個金字，此刻正在他大腿上硌出紅印，像道永遠褪不去的傷疤。
    回到浙江的朱某過上了“正常生活”，幫老婆養豬，給兒子輔導作業，每天睡前跪在搓衣板上聽老婆罵“死鬼”。但每個雨夜，他都會夢見那隻行李箱，夢見箱子鎖扣崩開的瞬間，小梅的指甲縫裏還嵌著他買的亮片——哦不，是她自己買的，她總說男人買的亮片不夠閃。
    2021年3月的dna比對結果出來時，老李正在食堂啃饅頭。電話那頭說“吻合”，他差點把饅頭塞進鼻孔。檔案室的舊卷宗被陽光曬出黴味，當年的現場照片裏，行李箱拉鏈上掛著半根鞋帶，正是朱某2003年買的那款，白色條紋已經泛黃，像道被歲月衝淡的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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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訊室裏，朱某盯著老李胸前的警號，突然笑了：“那鞋帶質量真好，十八年都沒斷。”老李沒接話，看著筆錄上“機械性窒息”幾個字，想起小英說小梅小時候總搶她的糖，想起檔案裏那張時髦的皮衣照片，想起龜山的山溝在春天會開滿映山紅，紅得像當年行李箱裏滲出來的血跡。
    結案那天，小英在派出所門口哭成淚人。王大力拍著她的背：“別哭了，總算給小梅討回公道了。”老李路過時塞給她一張紙條，上麵寫著：“2003年12月5日，龜山的積雪剛化，第一個發現行李箱的村民說，箱子旁邊有株野梅開了，紅得特別紮眼。”
    十八年的光陰，在卷宗合上的瞬間發出輕響。朱某的鞋帶還躺在物證袋裏，帆布纖維間卡著細小的血跡，像段沒說完的獨白。而小梅，那個愛穿亮片衣服的發廊妹，終於在十八年後，從行李箱裏走了出來，走進麻城公墓的新碑下，旁邊種著她最喜歡的映山紅——這次，再也沒人罵她任性，沒人說她脾氣暴，隻有春風拂過墓碑，替她補上那句沒說完的“我願意”。
    至於那隻行李箱，此刻正躺在物證室的角落，鎖扣永遠崩開半寸，像在等待下一個解開它的人。而朱某，每天在看守所數著牆上的磚縫，第13塊磚上有個小坑，像極了小梅當年指甲留下的印子。有些故事，總要等時光把褶皺燙平，才能看見裏麵藏著的，那些關於愛、恨、懦弱與瘋狂的，細小卻鋒利的，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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