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的溫州像塊沒擰幹的毛巾，連空氣都能攥出水來。阮明握著手機，指腹在撥號鍵上磨出紅印，第37次撥打妻子施紅豔的號碼，聽筒裏依舊是機械女聲：“您撥打的用戶已關機。”這位長途貨車司機的絡腮胡上掛著長途奔波的疲憊，鼻尖還沾著高速服務區的劣質泡麵味，此刻正對著派出所的接待台發愣，活像隻被掐了脖子的公鴨。
    “大哥，您說您老婆兩天沒上班？”年輕民警小吳轉著圓珠筆，筆記本上“工作狂”三個字被畫了三個圈，“她同事說她開了家養生館，您不知道？”阮明的臉騰地紅到耳根，手指絞著方向盤套——那是施紅豔去年繡的平安符，針腳歪歪扭扭像喝醉的螞蟻。“俺跑長途嘛，一個月在家待不了三天，她說在酒店上班忙……”聲音越來越小，像漏了氣的車胎。
    監控錄像成了第一塊拚圖。10月2日下午4點，施紅豔從酒店走出，被輛浙c牌照的寶馬接走，開車的是中年男子老黃，汽配城老板。“順路捎帶！”老黃在派出所拍著胸脯，金鏈子在鎖骨處晃出油膩的光，“她要去銀行取理財利息，跟俺老婆還是廣場舞搭子呢！”小吳憋著笑，看老黃掏出手機翻相冊，背景裏果然有倆大媽在跳《小蘋果》，施紅豔舉著熒光棒站c位。
    公交監控顯示，施紅豔在信河街飛鵬巷下車時，夕陽正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長。米色風衣下擺被風掀起，露出半截黑色絲襪——這是阮明記憶裏妻子最愛的穿搭，每次回家都要躲在浴室洗半小時，說“酒店味兒重”。而此刻，這條不足百米的巷子成了迷宮，監控裏她走進巷口，像滴墨水滲進宣紙，再沒出來。
    養生館的鐵門像道疤，橫在青石板路上。小吳踹了踹門，鐵鏽簌簌往下掉：“喲，洪老板這生意做得，比初戀還神秘。”開鎖師傅的工具剛插進鎖孔，門縫裏就鑽出股餿味，像壞掉的桂圓混著血腥，熏得人太陽穴突突跳。一樓接待廳的綠蘿蔫巴巴的，葉片上落著三層灰；二樓理療床的按摩油瓶還敞著口，精油在塑料布上凝成暗黃的斑；三樓的木門剛推開條縫，法醫老王就往後退半步，醫用口罩下的臉色比牆灰還白。
    屍體蜷縮在床腳，蓋著條印著小熊圖案的棉被，血漬從被角滲出來，在米黃色牆麵上畫出扭曲的地圖。施紅豔的右手還保持著抓握姿勢，指甲縫裏嵌著幾縷灰白色頭發——後來才知道，那是洪某枕頭上的落發。阮明蹲在門口，盯著妻子腳上的黑色高跟鞋，鞋跟斷了一隻，像隻折翼的蝴蝶。“她從來不讓俺碰這雙鞋，說380塊買的，比俺半個月工資還貴……”聲音突然哽住，像被人塞了團浸滿福爾馬林的棉花。
    洪某的逃亡路線像條打滿結的繩子。監控顯示，10月3日淩晨1點50分，他在巷口來回踱步，像隻熱鍋上的螞蟻，西裝外套反著穿，領口露出內裏的商標；早上8點31分，他拎著塑料袋衝出巷子，袋子裏露出半卷衛生紙，跑得比偷雞的黃鼠狼還狼狽。出租車司機後來回憶：“這人身上有股怪味，像過期的中藥湯，路上一直念叨‘完了完了’，我還以為他腎不好。”
    審訊室裏，洪某的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盯著桌麵上的監控截圖——施紅豔在銀行門口掏錢的樣子，陽光正好落在她無名指的銀戒上，那是阮明結婚時送的，300塊，刻著“生死相隨”。“她總說等孩子上初中就離婚，”洪某突然笑起來，笑聲像生鏽的鏈條，“我等了八年，從酒店小領班等到汽配城老板，給她買車、開養生館，結果她要5萬塊分手費，說‘老洪，你別耽誤我’。”
    回憶像開了閘的汙水。2007年的酒店後廚，施紅豔端著餐盤路過，圍裙帶子勾住他的炒菜勺，熱湯潑在她手背上，燙出雞蛋大的水泡。他連夜送燙傷膏，看見她宿舍牆上貼著阮明的貨車照片，邊角都卷了邊。“她說老公跑長途辛苦，要攢錢給孩子買學區房，”洪某的聲音突然低下去，“可我給她的錢，足夠買三套學區房了。”
    案發當天的細節在筆錄紙上慢慢展開。施紅豔走進養生館時，三樓的理療燈正發出曖昧的暖光，洪某剛泡好她最愛的金駿眉，茶杯是去年情人節送的，杯底刻著“永結同心”。“她開門見山，說‘老洪，我累了，給五萬塊，以後各走各的’。”洪某比劃著羊角錘的大小，錘頭包著防滑膠套，原本是給客人敲背用的，“我看見她手機屏保還是阮明的照片，穿著油膩的工作服，笑得像個傻帽……”
    羊角錘落下的瞬間，施紅豔正在數包裏的合同——那是她偷偷擬的分手協議，字跡工整得像小學生作業。第一下砸在眉骨上，血珠濺在“甲方：施紅豔”的名字上；第二下落在太陽穴，合同紙被血浸透，“乙方：洪某”的字樣變得模糊；第三下、第四下……洪某記不清砸了多少下，隻記得羊角錘的木柄硌得掌心發疼，像握著根燒紅的鐵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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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坐在地上抽煙，”洪某盯著審訊室的頂燈，燈光在他灰發上鍍了層銀，“煙灰掉在她風衣上，她最愛幹淨，以前看見我抽煙就要罵。我想，這下她再也罵不了了。”他突然笑出聲，又猛地捂住嘴，指縫間漏出抽泣，“我把她抱到床上，給她蓋好被子，就像以前她痛經時那樣……可她身子越來越冷，冷得我打哆嗦。”
    案件終結的那天，溫州下起了太陽雨。阮明在殯儀館外抽完第三根煙，煙頭按在“永結同心”的婚戒上，燙出個小坑。他終於知道，妻子每個月說“酒店加班”的夜晚，其實都在養生館給洪某熨燙西裝；那些所謂的“理財利息”，其實是洪某給的零花錢。“俺就像個傻子，”他對著梧桐樹喃喃自語，“跑了十年長途，以為給家裏拉回的是鋼筋水泥，其實是給別人的愛情搭了腳手架。”
    洪某在看守所畫了幅畫，畫麵上是2007年的酒店後廚，施紅豔穿著粉色圍裙，正轉身對他笑。他在畫角寫：“你的笑像溫州的梅雨，潮濕又漫長，可我寧願被淹死在這場雨裏。”管教民警看了直搖頭，把畫扔進垃圾桶，紙片在空中飄了會兒，像片凋零的玫瑰花瓣——畢竟在法律麵前，再浪漫的借口，也抵不過羊角錘上的斑斑血跡。
    飛鵬巷的養生館被查封那天，小吳路過巷口，看見牆上的監控探頭正對著鐵門。鏡頭裏，陽光在積灰的招牌上投下“紅顏養生館”四個字，“紅”字的燈牌早壞了，隻剩“顏養生館”四個筆畫，像道沒愈合的傷口。他突然想起洪某的供述，說給養生館取名時，特意拆了施紅豔名字裏的“紅”，“想著她的紅顏能永遠屬於我”。可他不知道，有些紅顏，就像巷口的梧桐葉，看似長久地停留在枝頭，實則早已在現實的秋風裏，飄向了不同的方向。
    這場持續八年的婚外情，最終定格在法醫報告的死亡時間裏：“30小時以上，頭部遭受17次鈍性打擊。”而在溫州的街頭巷尾，人們很快忘記了這個故事，隻有出租車司機們還會偶爾提起，那個雨天裏穿著米色風衣的女人，和那個反穿西裝、拎著衛生紙狂奔的男人——他們像兩滴不相容的墨水，在生活的宣紙上暈染出一片汙濁，最終被歲月的雨水，衝淡成檔案袋裏幾頁泛黃的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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