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一章 製度代價與外部形勢
    【計劃經濟是靠國家力量整合的經濟體製，雖然這種製度可以調控國家的發展重心，優先側重發展工業化。
    這對那時需要追趕世界的新中國來說，當然是有很高的適應性，是需要的。
    但它畢竟是違背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
    比如強行適應分配製度，抑製物價，導致很多國營企業貼本經營，年年虧損是常態。
    輕工業品短缺與重工業產能過剩並存。
    還有缺失了激勵機製，生產積極性不如自由市場。
    以及計劃調節能力達不到預期。
    自由市場經濟是會自適應供需關係的，有需求，企業才會去生產，如果產出大於市場需求，就會導致花成本生產出來的產品賣不出去形成庫存和虧損。
    而計劃經濟想要實現自由市場那樣恰到好處地分配好所有商品的供需關係，需要統計數量龐大的商品種類、各工廠的生產能力、人口需求、製造成本、物價可承受能力等等浩如煙海般的數據，最後再進行一次數據同樣多到浩如煙海般的分配計算。
    這裏麵所需的計算能力是極其恐怖的，哪怕有計算機算力輔助，但光是收集和統計數據這一步驟，就不是單純依靠計算機就能做到的。
    何況那時的新中國還根本沒有像後世一樣先進的計算機，計算工作還是得靠大量專業人員去承擔。
    就比如蘇聯計委在1980年代需處理兩萬五千種物資、一億五千個數據項，僅莫斯科市的物資平衡表就需三千名專業人員耗時三個月編製。
    這樣的統計和計算工作再放大到全中國，可像這裏麵有多麽地困難，又多麽難以避免出錯。
    最重要的是，就算耗費巨大努力完成了第一次供需平衡的分配統計，可各項數據是會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
    比如技術發展提高了生產力、經營不善降低了生產力、自然因素影響了生產力、人口增長增加了分配需求等等。
    這些信息需要收集起來之後才能進行新的統計和計算，這就形成了無法避免的滯後性。
    往往需要問題已經發生了以後才能去著手解決，無疑會影響發展速度。
    這就是計劃經濟違背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地方之一，但上述這些還遠遠不是全部。
    但這就是那時的新中國必須麵臨的抉擇。
    要麽忍受下這一係列製度必然帶來的代價，去艱難完成工業化道路。
    要麽就折返重走新民主主義道路，選擇可以更好平衡國計民生，但工業化進程必定不如集中力量辦大事，會更慢一些。
    曆史的進程已經告訴了世人新中國的選擇。
    而這一係列不合理因素，最終一定會成為這一選擇背後注定要承受的不利後果。
    陳述時間已經來到了1956年。
    隨著時間的繼續推進，很快這些惡果就會以慘痛一一體現出來。
    先說激化這些惡果集中爆發的外部影響。
    1953年，帶領蘇聯從落後農業國到工業和軍事強國，與蘇聯一同走過了二十九年的斯大林去世了。
    接替斯大林成為新一任蘇聯領導人的，是赫魯曉夫。
    為鞏固權力和打壓黨內存在的大量斯大林崇拜者，赫魯曉夫上台後就全盤否定了斯大林，對斯大林進行批判，並揭露他生前犯下的錯誤。
    不僅要求全國範圍內不準懸掛斯大林的照片，甚至對新中國也做出要求。
    雖然斯大林執政期間在國家層麵對中國存在博弈與利用，但教員仍然認為斯大林對推動社會主義有著巨大貢獻，批判斯大林會損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形象。
    再者，中國掛不掛斯大林的照片那是中國的主權，赫魯曉夫站在命令者的角度要求中國怎麽做，完全可以認為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不尊重。
    所以對於這個要求，教員直接回絕了。
    這隻是中蘇兩國諸多意見不統一的其中一次，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還有很多，而赫魯曉夫之後的所作所為，也將導致中蘇兩國徹底決裂。
    其中很重要的一次變故是1956年的波匈事件。
    先說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對這起事件的影響。
    修正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歪曲、篡改、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一種自利主義。
    具體來說就是老百姓們辛勤勞動，卻吃糠咽菜。
    腐敗官僚卻可以通過外貿商店和特權，大肆享受西方資本主義製造的豐富商品和國內物產。
    對內如此，對外他們則是不支持無產階級革命，反而搞起了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
    幹涉操控他國的內政，覬覦掠奪他國的資源，而這就是赫魯曉夫時期的蘇聯。
    對於這個時期蘇聯的所作所為，教員概括批評蘇聯走上了修正主義。
    波蘭和匈牙利就是很好的例子。
    當初二戰時期因為德國的入侵，很多波蘭知識分子逃難去了蘇聯，戰後這些人又回到了蘇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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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為擴大社會主義陣營，在波蘭等國也建立起了社會主義製度，曾經那些流亡蘇聯的波蘭人就是最好的扶持對象。
    這些人成為了波蘭的領導人後，事事優先考慮蘇聯，卻忽略本國的利益，甚至犧牲本國的利益討好蘇聯，以確保政權受蘇聯認可。
    這就讓波蘭的老百姓被迫起來抗爭了，於是在1956年自發進行了一個區別於蘇聯替他們內定領導人的選舉，希望選舉出真正考慮波蘭本國利益的領導人。
    這讓赫魯曉夫十分氣憤，於是親自坐飛機飛抵波蘭，要求參加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全會，試圖阻止哥穆爾卡這一波蘭人自己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上台。
    在會議中直接大罵波蘭領導人“背叛社會主義”，並威脅將調動蘇聯軍隊幹預。
    但是波蘭這個被二戰摧殘過的國家反而被激起了怒火，全國軍民動員起來，一副不怕與蘇聯對峙的劍拔弩張態勢。
    教員得知該事件後，在1956年10月21日的會議上明確指出，赫魯曉夫這種行為是完全的霸權行為。
    並強調中共中央堅決反對這樣做，如果不聽勸告，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
    此刻不僅是中國這麽想，很多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都在此事件上與波蘭產生共鳴，但迫於蘇聯的強權，中國是唯一一個公開支持波蘭的社會主義國家。
    尤其在同年，匈牙利效仿波蘭爆發了更激烈的起義，不過同樣遭到了蘇聯鎮壓。
    在中國發表公開聲明的同時，還派遣了代表團前往莫斯科，通過外交渠道向蘇聯施壓，要求其尊重波蘭主權。
    這場會議中，中國的代表周總理對赫魯曉夫進行了嚴肅批判，痛斥赫魯曉夫是帝國主義。
    而赫魯曉夫則事後稱周總理是來“上大課”的。
    事件最後蘇聯騎虎難下，最終選擇放棄了幹涉波蘭的選舉。
    從這個事件之後，在紅色陣營中教員的形象變得高大起來了，中國也得到了共產國際更多的尊重和重視。
    這一時期，教員在國際共運中的威望甚至一度超過了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
    但是共產國際領導人地位的動搖讓赫魯曉夫大為惱火。
    也就此拉開了中蘇徹底交惡的序幕。
    不久後的這場巨變，將會給新中國的發展帶來巨大打擊。
    但是從蘇聯決定大規模援助新中國，而新中國維護主權的決心又絕不會動搖來說，這個結果或許從一開始就是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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