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五章 三年困難時期一）
    太子朱高熾看完這段天幕，不由得歎氣道：“這都是拿天下人的苦難積澱出來的教訓啊。”
    朱棣：“那你說這是製度本身有問題，還是僅僅因為粉飾虛張？”
    朱高熾：“按天幕所述，這製度本身就有違背常理的地方，可又不得不為之，不過釀成天幕還沒說但已經可以預見的災禍，怕還是人的問題占據多數。
    大勢之下，多數人都是隨波逐流的，所以恪守本分盡忠職守才顯得可貴。”
    朱棣：“你監國多年，那你說我永樂一朝也有這般浮躁粉飾的氣象嗎？”
    “這……”
    朱棣：“煌煌史冊上，饑荒禍事，人相食，記載之多不知凡幾，除去天災又有多少是人禍所致？
    我永樂一朝雖有都察院和三司共治，但集曆朝執政之所長的後世難道就沒有督察和分化權力的製度嗎？我朝定然也不會除外。
    欲根絕官員為求功績之利，逢迎當權者之喜，防患製度固然不可缺，但是當權者的權力亦不能不受限製。
    就像天幕之前陳述的，後世的決策層發現問題時，已經通過多數人決議提出要反冒進了，議定的這條政令如果得到執行，後麵或許就不會發生全國為了躍進連維持基本的計劃生產都失調了，就算不能完全避免，至少也不會那麽嚴重。
    可正因為有權力過大的當權者淩駕於製度之上，這條補救的政令就繞過了決議被一言蔽之。
    當然，權力集中，國家號令起來更能如臂使指，不至被各方掣肘。
    但這不正是皇權的利弊嗎？
    看了這麽久的天幕，朕多少也知曉了何謂民主，民主的利處又有哪些。
    這皇權真是不改不行啊，得在朕還活著，你還沒即位之前就得改，至於究竟怎麽改，怎麽限製皇權，又不使皇權失去糾錯和監察天下的能力，你得給我拿出個章程來。”
    朱高熾胖胖的臉皺成一團，無奈道：
    “您老爺子兩手一攤就給兒子定下這麽個大難題，老天爺也沒說過這要怎麽兼顧啊？
    後世的君主立憲製我看也是徒有其表，沒了兵權、財政權這些實權，君主哪還能限製得了官員？哪還能廢懲得了權臣？
    何況這還事關我大明萬世興盛，您這不是把兒子我架在火上烤嗎？”
    朱棣：“那你說！這事除了你我父子還有誰能擔得起來？
    不好改就一步步來，一步步下放權力，一步步完善製度，總不能原地踏步，叫我大明朝多少年以後又衰落了吧？”
    ……
    【在全民躍進的狂熱下，1959年的中國的確在失去了蘇聯援助後，奇跡般地依然在經濟和工業產能等各項數據上維持了高增長。
    但是過分的狂熱，過分追求高指標，以至計劃經濟不能做到妥善計劃這一根本原則後，隨之而來的反噬開始體現。
    財政赤字和糧食缺口這兩大危機，就在全民躍進如火如荼的1959年，爆發了。
    1958年時，全國糧食產量尚且還是增產狀態，雖然隻有很少的百分之1.32。
    但是到了1959年時，糧食總產量暴跌了百分之14.14。
    1960年在下跌的基礎上，又暴跌了百分之15.59。
    到1961年時下降趨勢才開始有所緩和，隻下降了百分之4.88。
    人均糧食占有量從1957年的203公斤，下降到了1960年的163.5公斤。
    這還隻是個平均數，除去重體力勞動者以及特殊人群外，普通百姓的糧食占有量隻會更少。
    粗略算下來，那段時期人均每月能分到的口糧隻有28斤。
    要注意這裏是斤，不是公斤。
    換算成克，再除以三十天，日均口糧就隻有466克。
    而官方給出的數據是，百姓日均口糧不足400克。
    計劃經濟中規定的中國人每年最低營養標準是191公斤，也就是每天523克。
    這還是維持生產生活的最低標準。
    而依照不足四百克來算，這裏麵每天的糧食缺口就達到了一百多克。
    這就意味著這段時期的人民處於嚴重的饑餓狀態。
    有句話對饑餓概括地很好：人不是一下餓死的，而是慢慢餓死的。
    百姓們才剛剛吃了幾年飽飯，現在又重新陷入了饑餓，曆史稱呼它為：三年困難時期。
    嚴重的糧食危機，引發的各種問題多到難以盡言。
    這裏便以財政赤字，和財政赤字帶來的應對措施為切入口。
    1960年，國家的財政收入是572.29億元，是截止當時的財政收入曆史最高。
    但是因為上述提到的各種嚴重問題，從這個高點開始，國家財政收入和國家經濟呈斷崖式地下跌。
    僅僅過了一年，到1961年時國家財政收入就僅剩了356.06億元，暴跌了足足百分之43.9。
    沒有了足夠的財政收入維持經濟和企業的正常運轉，新中國的第一次經濟危機全麵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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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緊急調整已經遲來的規劃任務和分配比例關係，並收回了之前下放地方的所有權力。
    取消了公共食堂，恢複了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等，允許農民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規模的家庭副業，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這在本質上已經恢複了部分私有製。
    為的就是盡力先讓老百姓們走出饑餓。
    1960年冬，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首次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
    意味著中國經濟和計劃製定方向進入了調整階段，曆時三年的大躍進運動就此結束。
    國家計劃委員會全麵壓縮了各項生產指標，工、農、商、學、勞動力各個領域全都出台了新的規定和計劃內容。
    全力恢複正常的經濟秩序為首要。
    由於財政赤字過於龐大，許多企業和工廠中斷了資金投入，大量城市工業被迫關、停、並、轉。
    就業人口從1960年的1.3億，暴跌至1962年的4537萬。
    意味著城市失業人口達到了八千萬人，尤其在當時全中國人口還隻有六億多，城鎮和農村人口占比還並不大的情況下，可知這八千萬的失業人口數字有多麽驚人，以及背後的情況又有多麽嚴峻。
    失業就意味著沒有了產出，而人總是要吃飯的，國家必須要竭盡全力為如此龐大的失業人口尋找到出路，否則後果將無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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