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成為經濟特區後，實行了許多對當時內地來說具有絕對開創性的經濟政策。
    比如稅收優惠：
    特區企業進口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用品，可以減免進口稅；對進入特區的企業，在所得稅上實行不同程度的優惠稅率，尤其對外資的優惠力度更大。
    土地使用優惠：
    外商用地可根據實際需要，確定使用年限、使用費數額和繳納辦法，申請獲得土地使用權。
    隻要企業用地建設確能有助經濟發展，審批流程往往都能一路綠燈，並且土地使用費方麵還有著大量優惠政策。
    甚至企業填海增辟的土地，從批準用地之日起，可免繳土地使用費10年。
    企業經營優惠：
    采用中國生產的機器設備、原材料、生活用品，以及其他物質的外資企業，給予出口價格上的優惠。
    並且進口生產所需的設備和物資，直接減免進口稅。
    除了這些政策，還有一個看似不起眼，實則意義重大的經濟政策，那就是在深圳經濟特區內，允許個人申請成為個體工商戶從事商業、服務業、手工業等多種行業的經營活動，並逐步放寬雇工限製。
    如小餐館、雜貨店、理發店、修理店等。
    而在當時的內地，餐館、雜貨店、理發店這些行業，還是國營和集體所有製企業在這些行業中占據主導地位。
    哪怕在內地尤其是農村地區，會有一些個體商販從事簡單的商品買賣活動，但會受到諸多限製，規模也特別小。
    深圳的這一改革政策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讓個體工商戶能夠以其靈活的經營方式和敏銳的市場洞察力，迅速填補市場空白。
    加速了商品和服務的流通，極大活躍了生產與消費的活力。
    生產自由、買賣自由、經營所得歸於私有的市場經濟由此初步形成。
    深圳試行經濟改革開放的顯著效果，證明了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其成功經驗也很快被應用到了內地。
    不過這個時期的個體工商戶還是有較多限製的。
    比如隻有城鎮待業人員、社會閑散人員，以及部分符合條件的農村村民等無工作人員可以從事個體經營。
    退休人員從事個體經營要開具家庭生活困難證明才能辦理執照。
    雇工也有限製。
    個體經營戶一般是一人經營或家庭經營，確實人手不夠或需要有相應技能的人幫忙，也得經過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批準，才可以請一至兩個幫手。
    經營範圍也隻限於手工業、修配業、服務業等行業，其他領域都不允許個體工商戶經營。
    甚至經營場所也要受限，隻能在指定的市場或街道等固定場所經營，不能隨意在城市的各個區域開展經營活動，擺攤設點需在規定地點。
    製定這些限製的目的，還是在於國家要保留對經濟的調控能力，擔心個體經濟過度發展會衝擊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產生資本主義傾向，進而導致經濟無序發展。
    但這是對市場經濟的認知不夠，甚至可以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都還沒有明確完整的市場經濟概念。
    也就是所謂摸著石頭過河。
    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確會降低國家對經濟的調控能力，但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失去對經濟的調控能力。
    國家依然可以通過多種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如製定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等來宏觀調控經濟。
    比如在經濟衰退時，通過增加政府支出，開展基礎建設，修建公路、橋梁、鐵路，增加項目投資擴大就業崗位，提高公共服務，降低居民在教育、醫療、交通等生活成本，增加居民消費能力，同時減少稅收，刺激總需求的同時增加企業經營積極性。
    在經濟過熱時，資本為迎合市場需求盲目增加投資，市場供給過多，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企業產能過剩，物價上漲。
    那麽就通過緊縮政策，減少政府支出、增加企業賦稅，抑製市場總需求，緩解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
    在貨幣流通過多或過少，導致物價過低或過高時，政府就通過緊縮政策和減少貨幣發行或增發貨幣，來控製貨幣流通數量和物價水平。
    在貧富差距過大時，政府就通過調整稅收，通過個人所得稅的累進稅率結構，使高收入群體承擔更高的賦稅，同時適當降低低收入群體的賦稅負擔，以調節收入分配。
    同時利用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加強對壟斷行業和國有企業收入分配與市場價格的監管，規範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防止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擴大。
    這些都是政府對經濟宏觀調控的有力手段。
    而宏觀之下還有微觀調控。
    比如防止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為，產品安全質量審查，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都屬於微觀調控的一種。
    調控手段包括法律、政策規定、相關部門管製都可以有效微觀調控經濟。
    另外當政府需要在某些重要產業優先發展時，比如新能源、人工智能、6g網絡、芯片、生物製藥等尖端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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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也可以通過補貼政策激勵私營企業，以及讓相關國營企業進行研發來形成競爭，促進國家在這些領域快速發展。
    並不一定要讓國家將大大小小企業全都抓在手裏才能高速發展。
    沒有競爭關係天然就會少很多積極性，發展就很難快起來，也不可能真的全靠精神信念來激勵經濟和科技發展。
    相反，國家將大大小小的企業全都抓在手裏，那麽不管是賺錢盈利的國企還是賠錢維持社會運轉的國企，都需要國家來承擔支出。
    而有國家兜底並收走絕大部分利益，就勢必會限製企業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就會造成許多原本靠精心經營和努力生產可以實現盈利的企業，卻成了需要國家每年往裏賠錢的負擔。
    這對經濟發展和國家財政都很不利。
    至於個體戶到底需不需要限製。
    以未來已經發生的結果論來看，除了以維護合理的法律法規為目的市場監督管理外，並不需要對個體戶進行過多的政策限製。
    因為市場具有自我調節、自我適應、自我創新的能力。
    個體戶經營也是以賺錢為目的的，他們盲目盯著眼前的市場需求帶來的商機，一股腦湧入同一領域，或雇工過多，或搶占有利經營位置，到最後都會因為市場過剩賺不到錢。
    原地固守賺不到錢，最終就必然會趨於自我調整，人多的領域賺不到錢，那就從事自己擅長的領域，或還處於市場空白的領域。
    有利的經驗位置就那麽些，搶占不到自然就會換地方。
    雇工過多過少都不合適，那就調整到目前最適合的雇工人數。
    總之這些都是當時中國尚未明確改革究竟要往哪個方向改革，具體又要怎麽改革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未來終究會靠一步步嚐試，一次次試錯解決，最終驗證出一條適合中國未來發展的獨特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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