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有企業改革陷入困境之後，國家開始將改革的重心轉向非國有經濟，其中又以鄉鎮經濟因改革，出乎意料地極大刺激了中國經濟增長。
    包產到戶推廣開以後，大多數農村還是保留了生產隊和集體財產。
    這些集體財產中就包含了規模較小的社隊企業。
    在此前的三線建設背景下，國家強調地方自給自足，發展五小工業有助於建立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地方工業體係，減少對外部物資的依賴，提高應對戰爭等突發事件的能力。
    同時五小工業小而全的生產內容，又正好能與側重重工業的大型國企形成互補。
    這就是社隊企業廣泛存在於農村和地方的由來。
    他們涵蓋小煤礦、小鋼鐵廠、小有色金屬礦、小化肥廠、小電站、小磚窯廠、小水泥廠和小機械廠等，突出的就是一個小而健全。
    但是隨著國家原有的體製出現弊端，財政赤字壓力越來越大，國企效益越來越差，經濟危機到來了。
    為了避免社隊企業跟國企爭奪資源，政府對他們進行了非常多的限製。
    社隊企業隻能使用國企生產剩餘或難以利用的邊角餘料等資源，或自行采購市場上的零散資源進行加工生產。
    並且社隊企業的產品價格，由物價部門審定，防止其通過低價策略搶占市場份額。
    生產設備本就陳舊、產能低下的社隊企業，再遭到這麽一限製，處境就真的艱難到快要無法維持的地步。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大幅提高，農村出現了大量剩餘勞動力。
    於是國家稍微放開了對社隊企業雇工人數的限製，以此增加農民的就業和非農業收入。
    社隊企業才又一次迎來發展的機會。
    到了1978年，全國的社隊企業職工有兩千八百多萬人，占到了全國就業人員的百分之7，產值占到了國家總經濟的百分之13.5。
    但是當時國家仍處於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渡階段，資源分配主要還是以大型國企為主。
    於是國家限製社隊企業必須遵循“三就地”原則，也就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
    資金也是資源的一種，所以國家還加重了對社隊企業的稅收，限製了社隊企業的貸款。
    社隊企業無奈又一次麵臨發展艱難的境地。
    不過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逐漸轉型，社隊企業很快迎來了巨大發展機遇。
    因為家庭聯產承包製全麵推廣以後，使得原本被國家用集體化高度榨取勞動剩餘的農民，重新擁有了財產支配權和土地使用權。
    並且隨著糧食產量增加，農村勞動力剩餘，政府對人口流動態度由“堵”轉“疏”。
    戶籍製度開始鬆動，國家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
    由此廣大農民又擁有了支配自己從事任何勞動的權力。
    同時政府還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收購的價格。
    如此一來農民更願意種糧食了，手裏也開始有存款可以消費了。
    不過畢竟是才開始積蓄不久，農民手裏的存款有，但不多，能夠承擔的消費主要還是低檔商品和生活品。
    但這卻是從沒有到有的巨大轉變。
    一個巨大勞動力市場和低檔消費品市場被快速釋放了出來。
    而且當時的城市工業還是以軍工和重工業為主，低檔消費品供不應求，有多少老百姓都能買了去。
    本就以小工業小製造為主的社隊企業，在這一領域簡直沒有對手。
    就這樣，社隊企業、集體資金、勞動力、市場需求，幾大生產要素湊齊了。
    一個潛力無比的經濟增長動力被釋放了出來。
    隨著農村各種聯營企業、合夥企業、個體私營企業迅速發展。
    以社隊企業為基礎的經濟獲得了一個新名稱，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達到巔峰，1998年實現增加值億元，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為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27.9。
    到了2005年，全國鄉鎮企業增加值更是達到億元，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約為18.5萬億元，占全國gdp的比重達到31.1。
    在那個“時勢造英雄反”的環境下，鄉鎮企業不僅沒有被政策限製住，反而迸發出了無比的活力。
    他們利用本地資源生產向本地銷售的產品，提供了大量物美價廉的低檔消費品，填補了大國企忽視的民生市場。
    而且由於市場上的商品流通量增加，吸納了大量因財政赤字超發的貨幣，顯著抑製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
    鄉鎮企業正在以極快的速度進行工業發展所需的原始積累。
    產業不斷擴大，生產設備不斷革新，個體私營企業、集體股份合作製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鄉鎮企業蓬勃發展的同時，又吸納了大量待就業人口，還貢獻了更多稅收。
    改變集體化，放開私有製限製，短時間就讓國家經濟迸發出了巨大的動力，可這樣的結果卻與國家單純預料的生產積極性提高差別極大，或者說效果好到出乎預料。
    所以經過財政稅收增長和經濟統計，當時的領導人才說：“沒想到農村改革，一钁頭下去刨了個大金娃娃。”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由此邁入了一個新台階。】
    古人看著天幕中，後世熱鬧繁榮的市場和吃穿住行體現出的百姓生活變化，不禁感歎道：
    “這樣的意外之喜不知是可賀還是可歎，若是一開始經濟沒有被計劃體製限製，新民主主義被延續下來沒有中斷，或許後世像今天這樣的繁榮能更早到來。”
    “倒也不能那麽絕對，當時工業體係殘缺不全，物資匱乏，又有美蘇兩大霸權國家當道，集中力量辦大事仍然是必要的。
    民營經濟高速發展依靠的資源、基礎建設、和平發展環境，都依托了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建立的基礎工業和國防工業。
    沒有這些基礎，民營經濟也發展不了那麽快。
    而這樣的基礎工業，在逐利的市場經濟下，並不會完全像國家那樣有計劃有遠見地側重發展。
    不過若是沒有因為激烈地路線之爭應發的十年動蕩，而是在基礎工業發展足夠後，平穩有序地轉入市場經濟，想來後世的今天會比天幕中更繁榮，與外部發達國家的差距也能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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