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七，健銳營演武場的校軍場上，鉛灰色的鳥槍在春陽下泛著冷光。十六歲的新丁扣動扳機，槍管卻發出“哢嗒”空響，子彈卡在內膛紋絲不動。嘉慶帝望著場中十之三卡殼的鳥槍，忽然想起前世在博物館看見的“鴉片戰爭英軍步槍”——同樣的火繩槍，清軍的卡殼率竟高出兩倍。
    “皇上，槍管內徑公差太大，”管帶富察承泰跪地稟報，手按劍柄的指節泛白，“匠人打製時全憑手感，尺寸不一。”他沒敢說，這些鳥槍還是和珅當政時低價采購的次品。
    陳阿福蹲在地上，用自製的銅製量規測量槍管：“內徑差半分，彈丸自然難入。”他忽然抬頭，望向觀禮台上的嘉慶帝，袖口的“匠人甲等”徽記隨動作閃過，“小人父親曾在廣州十三行見過紅夷槍管，內壁刻著螺旋紋，射程遠且少卡殼。”
    嘉慶帝心中一動，前世學過的“膛線”知識浮現。他強壓興奮，指著陳阿福手中的量規：“你能製出統一尺寸的槍管？”
    “需《天工開物·錘鍛》裏的兵器規製，”陳阿福的聲音低下來，“父親臨終前說，那本書裏記著‘槍管五十四分，彈丸五十二分’的鐵律，可惜咱家的抄本在火災中燒了……”
    演武場的風掀起校旗，嘉慶帝望著遠處練習騎射的旗兵，他們的箭術依舊精湛，卻在火器時代落了後。“富察管帶，”他忽然道，“從今日起，健銳營火器訓練暫停，先查清楚每杆鳥槍的尺寸、製槍匠人、采購年份——數據房會製《兵器造冊表》，缺一項，便拿你是問。”
    富察承泰叩頭時，看見皇帝眼中的銳意。這不是尋常的整軍備武，而是要將兵器製造納入數據監管。當陳阿福被召至禦前，嘉慶帝從袖中掏出半幅殘卷——正是查抄和珅冶鐵坊所得的《天工開物·錘鍛》片段，上麵“槍管尺寸”的字跡雖模糊，卻足以讓匠人眼睛發亮。
    “拿回去仔細參詳，”嘉慶帝壓低聲音，“若能複原規製，匠人學堂任你挑徒弟——包括旗人子弟。”他知道，打破“旗人不事百工”的祖製，需用技術魅力而非政令強迫。
    當夜，陳阿福在數據房的燭光下比對殘卷，忽然發現父親臨終前念叨的“五十四分”，正是槍管內徑的標準。他想起父親被洋商輪船撞翻的漁船，想起自己在冶鐵坊看見的活塞式鼓風爐，忽然明白：皇帝要的不是修補兵器，而是建立整套標準化的軍工體係。
    “陳師傅，這是直隸匠人分布圖，”李煌遞上圖表，“河間府有三位老槍匠，善製火繩機簧。”他指著圖上的紅點，“數據房算過，集中匠人按統一規製打製，卡殼率能降六成。”
    陳阿福的手在圖上停頓，目光落在“匠人積分製”條款上：製槍合格一支記五分，可換冶鐵坊身股。“李大人，”他忽然道，“能否在槍管刻上匠人名號？就像官窯瓷器的款識——打不好，匠人丟的不是積分，是臉麵。”
    嘉慶帝聽聞此議，擊節叫好：“好個‘匠人款識’！”他提筆在《兵器標準化條例》上批注，“每杆槍刻匠人編號、打製日期，若卡殼超三成，匠人罰俸；若命中率增五成，賞銀百兩。”這分明是後世的“質量追溯”製度，卻用匠人榮譽與利益雙驅動。
    三日後，健銳營演武場再現。陳阿福改良的首批五十杆鳥槍排列整齊，槍管內壁的螺旋紋在陽光下泛著微光。新丁扣動扳機，鉛彈呼嘯著穿透三十步外的靶心——卡殼率從十之三降至十之一。
    嘉慶帝摸著槍托上的“陳”字款識，對富察承泰說：“下月起，綠營也按此規製換槍，匠人從遷墾旗人中選——他們的子孫，不該隻握鳥籠，該握能護國的槍。”他沒說的是，前世的八旗正是因武器落後，在八裏橋之戰中慘敗。
    黃昏，陳阿福站在冶鐵坊前，看著新製的槍管模具。父親的遺像在火光中若隱若現，他忽然明白，皇帝要的不是某件兵器的改良，而是讓每個匠人都成為數據治世的一環——就像算盤上的每顆珠子，看似微小，卻能撐起整個算盤。
    這一晚，數據房的吏員們在《兵器改良日誌》上記下：“槍管內徑統一為五十四分，彈丸五十二分，卡殼率降七成。”嘉慶帝望著窗外的星空，想起前世的“工業標準化”理論，忽然輕笑——當每杆槍的尺寸都刻在算籌上，當每個匠人都明白“數據即臉麵”，大清的兵器，終將從“憑手感”走向“憑算盤”。
    健銳營的燈火次第亮起，新槍的金屬光澤映著匠人短辮上的護辮布。陳阿福摸著腰間的“兵器匠人”腰牌，上麵的火漆印比任何官印都重——他知道，自己正在參與的，是一場用算盤與匠心鑄造的軍製革命，而這場革命的起點，正是那半幅殘卷上的幾個模糊字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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