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朝廷經過深思熟慮後，毅然決然地做出了一項重要決策：將國內人民生活所必需的鹽場和礦冶事務，全部交由各路課稅所進行統一且嚴格的管理。這一決策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杜絕那些唯利是圖、貪得無厭之徒，利用官府的權勢，肆意妄為、橫行霸道，進而殘害百姓。
    朝廷深知，鹽場和礦冶對於國家和人民來說至關重要。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調味品，而礦冶則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因此，必須對這些領域進行嚴格管控，以確保其正常運轉和公平競爭。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朝廷特別強調，各路課稅所必須嚴格履行職責，加強對鹽場和礦冶的監管力度。同時，要堅決打擊那些依仗官府權勢、違法亂紀的行為，絕不姑息遷就。隻有這樣，才能營造出一個商賈與平民之間互不欺奪、公平交易的良好商業環境，讓百姓的生活得以穩定有序地進行。
    劉秉忠一臉凝重，語氣嚴肅地說道：“當今社會，談論利益的人可謂多如牛毛。然而，當我們深入探究這些人的內心世界時，就會發現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非真正關心國家和人民的福祉，而是心懷叵測，企圖通過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進而牟取暴利。”
    他稍稍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鑒於這種情況，我們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對於國家中與人們生活息息相關的物資，比如鹽場和礦冶等，應該將其管理事務交由各路課稅所負責。這些課稅所應該配備專業的管理人員，他們具備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能夠根據實際情況，合理、公正地製定賦稅標準。”
    劉秉忠的話語擲地有聲，透露出他對國家和人民的責任感以及對公正的執著追求。
    ＂除此之外，任何以謀取私利為出發點的言論和行為都應當被徹底摒棄，絕不能讓其有絲毫存在的空間。這樣做的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維護市場秩序，保障百姓的權益不受侵害。
    回顧曆史，在古代那些聖明的君王治理天下的時候，他們對於來自遠方的奇珍異寶等財物並不看重。這些財物雖然珍貴，但對於一個國家的發展和穩定來說，並非最為關鍵的因素。相反，那些聖明的君王們心中最為珍視的，是那些德才兼備的賢能之士。
    賢能之士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們不僅自身具備卓越的才能和智慧，還能夠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輔佐君王治理國家，為百姓謀福祉。一個賢明的君主之所以被稱為英明，正是因為他具有識人之明，能夠發現這些賢才，並將他們安置在合適的崗位上，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而君主自己則隻需要在一旁給予適當的輔助和支持，便能夠使國家走上繁榮昌盛的道路。＂
    ＂回溯到古代，當天下處於大治之時，百姓的產業相對均等，社會秩序井然有序，人們安居樂業，享受著和諧美好的生活。然而，自打廢除了井田製、改成阡陌製之後，後世諸多朝代因襲舊製，未能恢複往昔那種均等的狀態。時至今日，可憐的窮苦百姓愈發貧困，他們的土地被兼並，產業被剝奪，生活陷入困苦的境地；反觀那些富裕之人，憑借手中的財富和權勢，不斷兼並土地，擴大產業，愈發富有，過著奢華的生活。這種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與和諧，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因此，如今當務之急，是禁止那些一味追求私利之人，依靠官府的權勢肆意妄為，為所欲為。要求當官任職之人，時刻堅守底線，廉潔奉公，不得侵犯百姓的利益，要將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為百姓謀福祉。
    同時，倡導商人與老百姓以和為貴，真誠友善地開展買賣交易，摒棄欺騙、搶奪等不良念頭，建立良好的商業信譽和社會風氣。唯有如此，才是對國家和百姓真正有益之事，才能促進社會的穩定與繁榮，讓百姓過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在政治製度的層麵上，朝廷精心構建了朝省這一重要機構，其目的在於有效地統治眾多的官員，確保朝廷內部的穩定和秩序井然。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朝廷還進一步細分了各種專門的機構，每個機構都被賦予了特定的職責和任務，以處理各類紛繁複雜的事務，從而保障國家機器能夠高效地運轉起來。
    從京城的中央機構到地方的州郡政府，各級機構都清晰地界定了各自的職責範圍。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將關愛和保護百姓視為首要任務。這意味著無論是哪個級別的官員，都必須切實履行自己的職責，勇於承擔相應的責任，絕不能有絲毫的懈怠或推諉。
    在這樣一套嚴密的治理體係下，綱紀得以在朝廷的各個層麵牢固地確立起來，無論是在上層的官僚體係中，還是在基層的社會生活中，都能夠保持嚴肅和公正。與此同時，各種法律和製度也能夠在民間廣泛地推行開來，深入人心，成為人們行為的準則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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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來，整個天下無需過多地耗費精力和資源，就能夠自然而然地實現一種安定有序的治理局麵。這種局麵不僅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也為百姓的安居樂業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十五，朝廷嚴厲禁止私設牢獄，堅決廢止鞭背之刑等殘酷刑罰。
    劉秉忠在治理國家的理念上有著深刻的見解和獨到的主張。他強調，要端正綱紀，嚴格執行法度，如此才能實現天下無需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便能實現良好治理的理想局麵。他認為，隻有確立公正嚴明的綱紀，讓法律成為治理國家的基石，才能使社會秩序井然有序，百姓安居樂業。通過嚴格執行法度，讓法律的威嚴深入人心，人們才會自覺遵守法律，從而減少社會矛盾和衝突，達到一種無需過多強製手段便能實現良好治理的和諧狀態。
    同時，劉秉忠格外留意選拔那些廉潔奉公、能幹有為的官員。他深知，官員的素質和能力直接關係到國家的治理水平和百姓的福祉。因此，他注重從基層選拔人才，通過嚴格的考核和考察，挑選出那些品德高尚、能力出眾的官員，委以重任。這些官員在各自的崗位上，秉持廉潔奉公的原則，勤勉盡責地為國家和百姓服務，為國家的發展和百姓的福祉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他們以身作則，廉潔自律，不貪汙受賄，不濫用職權，贏得了百姓的尊重和信任；同時，他們又具備卓越的才能和智慧，能夠高效地處理政務，解決百姓的實際問題，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在法律製度方麵，劉秉忠有著更為詳細和具體的見解。他指出：“刑罰製度，應充分參照古代的優良傳統和當今社會的實際情況，精心製定一部統一的刑法。”他認為，刑罰製度是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必須建立在科學合理的基礎之上。古代的法律製度經過長期的實踐檢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不乏許多值得借鑒的優良傳統。同時，當今社會的實際情況也在不斷發展變化，刑罰製度必須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他主張在製定刑法時，既要充分吸收古代的法律智慧，又要緊密結合當今社會的實際情況，精心製定一部統一的刑法，使法律既能體現公平正義，又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這部刑法應當嚴謹、公正、合理，讓百姓清楚知曉何為可為、何為不可為，從而不敢輕易違反法律規定。劉秉忠深知，法律的權威來自於它的公正和合理。隻有讓百姓明白法律的界限，才能使他們自覺遵守法律，避免因無知而觸犯法律。因此，他要求刑法的製定必須嚴謹細致，條文清晰明確，避免模糊不清的表述，讓百姓能夠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具體內容和要求。同時，法律的執行也必須公正無私，不偏袒任何一方，確保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隻有這樣，才能讓百姓對法律產生敬畏之心，不敢輕易違反法律規定，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秩序。
    此外，劉秉忠還特別強調必須嚴格禁止私自設置監牢，杜絕濫捕無罪之人的惡劣行徑。他認為，私自設置監牢和濫捕無辜是嚴重的違法行為，不僅侵犯了百姓的人身自由，也破壞了社會的穩定和和諧。這種行為會導致百姓生活在恐懼之中，對官府失去信任，從而引發社會的動蕩不安。因此，他堅決要求禁止這種行為，確保百姓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對於用鞭抽打背部的殘酷刑法，劉秉忠也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這種刑法於人性、於法理皆不相符，是對人的尊嚴和生命的嚴重踐踏。他主張應當堅決予以禁止，以此彰顯朝廷對生命的尊重與愛護，體現朝廷愛護百姓的深厚情懷。他強調，法律的目的是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百姓的權益，而不是對百姓進行殘酷的懲罰。通過禁止這種殘酷的刑法，可以樹立朝廷文明、仁愛的形象，贏得百姓的擁護和支持，從而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總之，劉秉忠的這些主張和見解，體現了他對國家治理的深刻思考和對百姓福祉的深切關懷。他通過端正綱紀、嚴格執行法度，選拔廉潔奉公的官員，以及製定科學合理的刑法製度，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百姓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忽必烈對劉秉忠的這番議論，深感其見解獨到、切中要害，甚為讚賞，便將這些合理建議全部加以采納。
    與此同時，劉秉忠根據自己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向朝廷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治理方案。
    他建議道：“邢州原本戶口眾多，原有萬餘戶人口，然自興兵以來，戰火紛飛、民不聊生，如今邢州戶口竟不滿數百，呈現出一片凋敝之象。若能派遣像真定的張耕、洺水的劉肅這般賢能良吏前往治理，憑借他們卓越的才能、豐富的經驗和一心為民的情懷，必定能夠使邢州恢複往日的昌盛景象。”
    於是，朝廷果斷采納了劉秉忠的建議，派遣張耕擔任邢州安撫使，劉肅擔任副使。他們在邢州不辭辛勞，深入了解民生疾苦，積極開展各項治理工作。一方麵積極招撫流民回鄉，鼓勵他們開墾荒地、重建家園；另一方麵整頓社會秩序，減輕百姓賦稅負擔，大力發展農業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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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張耕、劉肅的悉心治理下，不久之後，流民紛紛回鄉，重新投身於生產生活之中。邢州逐漸恢複了往日的繁榮，百姓生活安定，社會秩序井然。鑒於邢州在治理下取得的顯著成效，朝廷便將其升為順德府，以表彰其在各方麵取得的優異成績。
    從劉秉忠所提出的這些紛繁複雜的建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窺探到他的學術淵源與治國理念。若說劉秉忠精通儒、釋、道三家之學，倒不如說他是一位真正的雜家。
    從他前麵所提出的一係列建議進行深入剖析，我們可以明確看出，其治國思想的重心，始終圍繞著道家所倡導的“以民為本”。他認為，隻要切實解決好民生問題，讓百姓安居樂業，天下自然就能夠實現大治。這一以道治國的理念，貫穿了他為朝廷出謀劃策的始終。
    至於尊崇孔子，興辦學校，培養人才等方麵的建議，雖在他的治國理念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是長久以來儒學教育形成的一種固定思維模式。在這些方麵，劉秉忠的建議更多是一種陪襯，旨在通過文化教育，提升百姓的文化素養，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培養人才。
    不過，這也從側麵反映出，劉秉忠雖以道家治國理念為核心，但他對教育也極為重視，其目光不可謂不長遠，他深知教育對於國家發展和百姓素質提升的重要意義。
    而佛教相關的內容，在劉秉忠的這些建議之中，根本沒有絲毫體現的痕跡。他甚至連弘揚佛法這樣的事宜，都未曾提及。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推測，他所謂的精通佛法，不過如同蘇東坡一般，僅僅是將其作為一種閑來無事的愛好，進行研究與探討罷了。所以，若稱其為“假和尚”，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畢竟，在他的治國理念和所提出的各種建議中，鮮少能看到佛教思想的影響。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劉秉忠後來自號長春散人，這顯然是一個道號。從這裏，我們不難看出，他極有可能受到了長春真人丘處機的影響，心向往之，渴望與之看齊。
    的確，當年全真派長春真人丘處機北遊，成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止殺”這一理念，對於當時動蕩不安、戰火紛飛的局勢而言，無疑是一劑良藥。成吉思汗欣然應諾後，迅速采取行動，消彌了各部之間的仇隙，成功整合了蒙古族內部的力量。
    這一舉措，對於蒙古帝國的崛起意義重大，使得蒙古帝國在政治、軍事等方麵更加穩固和強大。所以，成吉思汗對丘處機極為尊重，將他視作“仙師”。
    對於這段曆史，劉秉忠肯定知曉其中的來龍去脈，甚至可以說印象深刻。
    後來，當忽必烈再度起兵滅南宋時，劉秉忠便向他提出了要大張“止殺”大旗的主張。
    這一主張的背後，蘊含著劉秉忠深深的智慧與慈悲情懷。他深知戰爭給百姓帶來的痛苦與災難，希望通過“止殺”這一理念，讓元軍在征戰過程中，盡量減少對無辜百姓的傷害，不受到南方的決死抵抗。如此一來，不僅能夠極大地減少戰爭對社會的破壞，保全無數南方漢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還能在一定程度上贏得南方百姓的支持與認可，為元朝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基礎。
    這一主張，無疑是劉秉忠“以民為本”治國理念的又一生動體現，展現了他作為一位智者的廣闊胸襟和對蒼生的深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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