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繼承王位後，王朗升任禦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他上疏勸諫文帝休養生息、減輕刑罰，奏疏中說：
    “戰亂興起至今已三十餘年，四海動蕩，天下困苦。幸賴先王曹操）鏟除賊寇，扶持孤寡弱小，使華夏重新恢複綱紀秩序。如今百姓聚集在魏國土地上，連邊境之內都能聽到雞鳴狗吠之聲，百姓安居樂業，喜迎太平。但如今遠方敵寇尚未臣服，戰爭尚未停息，若能通過減免賦稅來安撫遠方之人，任用良吏來宣揚德政，使田間小路得以修整，士農工商繁榮興盛，國家必定能超越從前，比太平時期更加富足。
    《周易》強調整飭法律，《尚書》提倡慎用刑罰，君主一人行善，萬千百姓受益，這就是謹慎處理刑獄的意義。從前曹相國曹參）將治理獄訟與市場事務視為治國根本，路溫舒痛斥治獄官吏的嚴酷。若司法者能查明案情，就不會有冤死的囚犯；青壯勞力能盡力耕種，就不會有饑荒的百姓；年老窮困者能從糧倉獲得糧食，就不會有餓死的屍體；婚嫁按時進行，青年男女就不會有曠怨之恨；胎兒養育得到保全，孕婦就不會有墮胎的哀傷；新生兒得到照顧，孩童就不會有不育的遺憾；成年後再服勞役，年輕人就不會有離家的愁思；老人不再從軍，年長者就不會有征戰的憂患。
    用醫藥治療百姓疾病，用寬鬆徭役讓百姓安居樂業，用威嚴刑罰抑製豪強，用恩惠仁愛救濟弱者，用賑濟借貸幫助貧困。如此，十年之後，年滿十五歲的少女將擠滿街巷；二十年之後，能參軍的青年將遍布原野。”
    曹丕稱帝後，王朗改任司空，晉封樂平鄉侯。《魏名臣奏》記載王朗的節省奏疏稱：“陛下詢問應增減的事宜，想必是指東漢舊製。如西漢在雲陽、汾陰舉行的盛大祭祀，有一千五百人參與，祭祀通天之台，出入阿房宮，齋戒需百日，養祭祀用的牛需五年，牛需三千頭，玉器需七千件，用華美的絲織品裝飾坐席，讓童女跳舞列隊；釀酒需曆經春、夏、秋三季才能釀成，樂師需三千四百人才能齊備；後宮美人近千，太學博士弟子七千餘人；皇家馬廄有良馬六萬多匹，宮外牧場有三萬飼養員和十萬匹馬；執金吾的隨從騎兵六百，步兵數量加倍；太常祭祀陵墓需千輛馬車，太官賜給官署奴婢六千，長安城內管理民政的官員三千，俸祿二千石的斷刑官掌管二十五處監獄。政務繁雜，禮儀奢華，規模超過三代，近乎違背禮製。
    如此奢侈之舉，大多承襲秦朝舊習，既違背祭祀應有的真誠簡樸之本，又失去減少文飾、避免奢華、追求簡約的初衷。如今正值隆興盛明之世，效仿堯舜之際，推行摒棄奢侈、務求節儉的政策，廢除繁瑣、崇尚簡省的法令，施行慎刑慎罰的教化，難道不是應當仰慕的嗎？
    至於宗廟每日用太牢祭祀的製度，郡國並立宗廟的做法，丞相、禦史大夫屬官隨從的數量，這類製度在西漢哀帝、平帝之前已多次修改，光武帝之後便不再施行。根據圖籍記載，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的祭祀，已沿用前代的祭壇。天地之祭隻需掃地設壇，其他則在壇上劃分區域。明堂是祭祀上帝的地方，靈台是觀測天文的地方，辟雍是修習禮樂的地方，太學是聚集儒生的地方，高禖是祈求吉祥的地方，同時也可觀察時務、宣揚教化。
    古代先民開創基業，舊時這些建築都位於都城的南郊，有高大的房屋，足以舉行宴飲射箭儀式、觀測天象。七郊祭祀雖崇尚質樸，仍有門廊側室可供避風雨。可待戰事結束、年成豐收時，逐步修建。
    舊時虎賁、羽林等五營士兵及衛士合計雖有萬人，但其中多為商賈遊手好閑之子或鄉間愚鈍之人，雖有編製，卻不研習戰陣，既不訓練，又很少經曆戰事，名不副實，難以應對緊急情況。有警報才招募士兵，軍隊行動才運送糧草，有時士兵長期屯駐卻不從事屯田，不修整器械，沒有儲備，一處告急，三麵騷動，這也是漢代近代的失誤，不可效仿。
    如今中原已安定，巴蜀尚在版圖之外。雖不能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但應趁著大豐之年，將軍政事務與農事結合。大小官吏都勤事農耕，閑時在曠野上形成村落，戰時組成軍隊，減少繁重徭役，保障衣食供應。《周易》說‘用愉悅的方式役使百姓，百姓會忘記勞苦；用愉悅的方式讓百姓赴難，百姓會忘記死亡’，正是如今應踐行的道理。糧食積蓄於田畝，勇氣積蓄於形勢，即便按兵不動彰顯威嚴，境外的蠻夷也必將叩首請罪，改邪歸正。若能威懾敵方使其效力，不戰而勝，遠比交兵後立威、接戰後立功高明得多。若奸凶之徒不知悔改，仍要以他們虐待的百姓，對抗大魏全心效忠的將士，那麽我們以‘前歌後舞’的正義之師，討伐那些倒戈卸甲、心悅誠服的敵軍，摧枯拉朽之勢，不足為喻。”）
    當時文帝常常外出遊獵，有時深夜才回宮。王朗上疏勸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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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居住的地方，外圍有周密的警衛，內宮有重重禁門。出行時需先布兵再出幄帳，警戒後才踏上台階，張設護衛弓箭後才登車，清理道路後才引導前行，設置屏障後才轉動車輪，靜室檢查後才停下馬車。這些都是為了彰顯至尊地位，強調謹慎戒備，垂範法律教化。近日陛下出宮捕虎，太陽偏西出發，入夜才返回，違背了警戒清道的常法，並非天子應有的謹慎之舉。”
    文帝回複說：“看了您的奏表，即便魏絳用《虞箴》勸諫晉悼公，司馬相如以猛獸警示漢武帝，也不足以相比。如今吳、蜀二賊未滅，將帥遠征，所以我時常到原野練習軍事防備。至於夜間回宮的警戒，已詔令有關部門施行。”《王朗集》記載王朗擔任大理時上奏：“主簿趙郡人張登，從前任本縣主簿時，正值黑山賊圍困郡城，張登與縣長王雋率領七十二名吏兵直接前往救援，與賊軍交戰，吏兵潰散逃走。王雋險些遇害，張登親手格殺一賊，保全了王雋的性命。另有守見夏逸被督郵冤枉，張登身受拷打，為夏逸申冤。他兩次仗義救助他人，應特別嘉獎。” 曹操因事務繁忙，未及時提拔。至黃初初年，王朗又與太尉鍾繇聯名上表，同時稱讚張登在職勤勞。文帝下詔說：“張登忠義顯著，在職有功。雖然名位低微，但正直賢良應受表彰。膳食部門需要這樣的官吏，今任命張登為太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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