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彪在《戰略》中詳細記載了傅嘏的這段回答，比傅嘏本傳中的記載更加詳細。司馬彪說：嘉平四年四月，孫權去世。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人上表請求征討吳國。朝廷因為三位將軍的計劃不同，下詔詢問尚書傅嘏。傅嘏回答說：“過去，夫差戰勝齊國和晉國，威震中原，但最終還是在姑蘇被滅；齊閔王開辟領土，兼並其他國家，開辟了千裏疆域，但最終還是被顛覆。有好的開始，不一定有好的結局，這是古往今來無數事例所證明的。孫權在打敗蜀國、吞並荊州之後，誌得意滿，對忠良之士進行殘酷的迫害，甚至牽連到他們的後代，他的罪行已經到了極點。宣文侯司馬懿）早就看到了混亂和滅亡的跡象，製定了宏大的戰略計劃，準備大舉進攻。如今孫權已經去世，他把孤兒托付給了諸葛恪。如果諸葛恪能夠糾正孫權的苛政，減輕百姓的苦難，讓百姓在新的政策下暫時安逸，那麽吳國上下就會齊心協力，有同舟共濟的意識。雖然他們最終可能無法自保，但至少可以在長江以南苟延殘喘。王昶等人中，有人提出要乘船直接渡過長江，橫行江南，收複失地，利用敵人的糧食；有人提出要四路並進，用武力攻擊敵人，利用內部矛盾，等待敵人崩潰；還有人提出要大規模開墾邊境土地，占領戰略要地，積累糧食，等待時機進攻。這三種策略都是對付敵人的常規方法。然而，如果不能抓住時機，就會留下後患。自從我們開始準備軍事行動以來，已經三年了，但我們的軍隊並不是用來突然襲擊的。敵人失去了首領，他們的利益在於退守。如果他們準備船隻，占領戰略要地，清理田野，以防止突然的攻擊，那麽橫行的計劃就很難成功。敵人作為敵人已經存在了近六十年，他們的君臣相互扶持，共同麵對吉凶禍福。如果諸葛恪能夠消除弊端，讓國家恢複健康，那麽我們期待的吳國崩潰就不會很快到來。現在，我們的邊境守軍與吳軍相隔較遠，吳軍防禦嚴密，我們的間諜無法進入，我們對外界的情況一無所知。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貿然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這無異於冒險，先作戰後求勝，這不是保全軍隊的上策。隻有大規模開墾邊境土地，才是最穩固的策略。可以下詔讓王昶、胡遵等人選擇戰略要地，仔細安排部署，同時讓三路軍隊同時前進。這樣可以奪取肥沃的土地，讓敵人回到貧瘠的土地上，這是第一點；我們的軍隊在邊境之外，敵人無法騷擾，這是第二點；我們可以招攬附近的百姓，每天都有人投降，這是第三點；我們可以設置遠距離的防禦，敵人無法滲透，這是第四點；敵人退守後，我們的防禦就會更加深入，開墾土地就會更加容易，這是第五點；我們可以依靠積累的糧食，士兵不需要運輸補給，這是第六點；我們可以隨時聽到敵人的弱點，迅速進行討伐，這是第七點。這七點是軍事行動中的緊急任務。如果不占據這些要點，敵人就會占據優勢；如果占據這些要點，利益就會歸於我們，這是不能忽視的。如果敵人的堡壘相互逼近，形勢已經形成，智勇雙全的人可以施展才華，巧妙的策略可以發揮作用。我們可以製定策略，了解敵人的得失；我們可以進行角力，了解敵人的優勢和不足。敵人的虛實，將無處遁形。如果以小敵大，就會勞民傷財；如果以貧敵富，就會財政枯竭。因此，‘敵人疲憊時可以讓他們更加疲憊，敵人飽食時可以讓他們饑餓’，這就是所謂的道理。然後，我們可以大規模訓練士兵，用強大的力量震懾敵人，用豐厚的賞賜招攬敵人，用多種策略迷惑敵人。通過意想不到的道路，利用敵人不戒備的機會；在三年內，我們可以左右夾擊，敵人一定會像冰一樣融化，像瓦片一樣破碎，我們可以輕鬆地接受他們的失敗，這是可以計算出來的。過去，漢朝曆代都擔心匈奴，朝臣和謀士們早朝晚歸，武將們主張征討，文官們主張和親，勇敢的士兵們渴望戰鬥。因此，樊噲曾表示願意帶領十萬大軍橫行匈奴，但季布當麵指出了他的錯誤。李信曾要求帶領二十萬大軍獨自對抗楚國，但最終還是讓秦軍蒙羞。現在，有些將軍提出要越過長江，進入敵人的領土，這和過去的情況是一樣的。憑借陛下的聖德，輔佐的忠誠和賢能，明確的法律和訓練有素的士兵，在全勝之地製定戰略，用長鞭驅趕敵人，敵人的崩潰是必然的。因此，兵法說：‘讓敵人的軍隊屈服，而不是通過戰鬥；攻占敵人的城市，而不是通過攻擊。’如果放棄必然勝利的策略，而選擇不一定成功的道路，這確實是愚臣所擔心的。因此，大規模開墾邊境土地，逼近敵人的策略是最長的。”當時，朝廷沒有采納傅嘏的建議。當年十一月，皇帝下詔讓王昶等人征討吳國。五年正月，諸葛恪進行了抵抗，在東關大敗魏軍。
    後來，吳國的大將諸葛恪剛剛攻破東關，乘勝揚言要進攻青州和徐州，朝廷準備進行防禦。傅嘏認為：“淮海地區不是敵人輕易可以通行的道路，而且過去孫權曾派兵入海，結果船隻漂泊沉沒，幾乎沒有一個人幸存。諸葛恪怎麽敢傾盡全力，把生命寄托在洶湧的海浪中，以求僥幸成功呢？諸葛恪最多隻會派遣一些熟悉水軍的偏將，乘船沿著淮河溯流而上，虛張聲勢，威脅青州和徐州。而諸葛恪自己則會集中兵力，進攻淮南。”後來，諸葛恪果然進攻新城，但未能攻克，隻得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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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嘏經常討論才能和天性之間的異同，鍾會將這些討論整理並記錄下來。《傅子》記載，傅嘏不僅通曉治理國家的正道，還具有清晰的洞察力和對要點的把握。他喜歡討論才能和天性的問題，深入探究其本質，很少有人能達到他的水平。司隸校尉鍾會年紀輕輕，傅嘏就以智慧和明理與他交往。臣鬆之裴鬆之）認為：《傅子》前麵提到傅嘏看透了夏侯玄的必敗結局，不願與他交往，但這裏又說傅嘏與鍾會關係很好。我認為，夏侯玄是因為名聲太大而招致禍患，禍患來自外部；鍾會是因為貪圖利益而失敗，禍患來自自身。然而，夏侯玄的危險跡象難以察覺，而鍾會的失敗跡象則容易看出來。如果傅嘏看透了夏侯玄的必敗，卻沒看到鍾會的失敗，那麽他的見識就有局限性，難以稱得上通達；如果他都知道他們最終會失敗，卻因為個人感情而有所偏袒，這說明他的厚薄是基於愛憎，這對成敗又有什麽幫助呢？以愛憎來決定厚薄，又違背了君子的風範。《傅子》的這種說法，並不能增加傅嘏的光彩。
    嘉平末年，傅嘏被賜予關內侯的爵位。高貴鄉公曹髦）即位後，傅嘏的爵位被提升為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天，毋丘儉和文欽發動叛亂。有人認為司馬景王司馬師）不應該親自出征，可以派太尉司馬孚前往，但隻有傅嘏和王肅勸他親自出征。司馬景王最終決定親自出征。《漢晉春秋》記載，傅嘏堅決勸說司馬景王親自出征，但司馬景王起初沒有聽從。傅嘏再次強調說：“淮、楚地區的士兵勇猛，毋丘儉等人憑借力量遠征，他們的鋒芒很難抵擋。如果各位將領在戰鬥中勝負參半，大勢一旦失去，那麽您的事業就失敗了。”當時，司馬景王剛剛割除了眼瘤，傷口非常嚴重。聽到傅嘏的話後，他猛地站起來說：“我請求帶病出征。”於是，傅嘏被任命為代理尚書仆射，隨同司馬景王一同東征。毋丘儉和文欽最終被擊敗，傅嘏在這次軍事行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司馬景王去世後，傅嘏和司馬文王司馬昭）直接返回洛陽，司馬文王隨後輔佐朝政。《世語》記載，司馬景王病重時，將朝政事務交給傅嘏，傅嘏不敢接受。司馬景王去世後，傅嘏秘而不宣，以司馬景王的名義從許昌召回司馬文王，讓他接管軍隊。孫盛評價說：晉宣王司馬懿）、景王、文王輔佐魏國，權力逐漸集中，王業已經奠定。傅嘏這樣的小人物，怎麽能夠插手其中呢？《世語》的說法是不成立的。鍾會因此有些自滿，傅嘏告誡他說：“你的誌向遠大，但功業難以成就，一定要謹慎啊！”傅嘏因功被提升為陽鄉侯，增加封地六百戶，加上之前的封地，總共一千二百戶。同年，傅嘏去世，享年四十七歲。他被追贈為太常，諡號為元侯。《傅子》記載，當初，李豐和傅嘏是同鄉，年輕時就有很高的名聲，早早擔任了高官，受到朝廷內外的稱讚，但傅嘏並不看好他。他對誌同道合的人說：“李豐善於偽裝，疑心很重，自視甚高，但對權力和利益卻看不清楚。如果讓他擔任普通官職還可以，但如果讓他負責重要事務，遇到明智的人，他一定會死。”後來，李豐擔任中書令，和夏侯玄一起遭遇不幸，正如傅嘏所言。傅嘏從小就和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甝關係很好，但裴徽和荀甝早逝。傅嘏還和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仆射荀顗、後將軍鍾毓關係密切，他們一起處理朝政事務，都是當時的名臣。
    傅嘏的兒子傅祗繼承了他的爵位。鹹熙年間，晉朝建立五等爵位製度，因為傅嘏在前朝有功，傅祗被改封為涇原子。《晉諸公讚》記載，傅祗字子莊，是傅嘏的小兒子。晉朝永嘉年間，他擔任司徒。傅祗的兒子傅宣，字世弘。《世語》稱讚傅宣以公正聞名，官至禦史中丞。傅宣的弟弟傅暢，字世道，擔任秘書丞，死於胡人統治之下。他著有《晉諸公讚》和《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價說：過去，文帝曹丕）和陳王曹植）以公子的身份，廣泛喜愛文學，吸引了眾多才子。其中，王粲等六人最為有名。王粲特別擔任了常伯侍中）的官職，開創了一代製度，但他的謙虛和品德，不如徐幹那樣純粹。衛覬也因為熟悉典故，成為當時王者的典範。劉劭廣泛涉獵學問，文質彬彬，周全恰當。劉廙以清正的鑒識著稱，傅嘏則憑借才能和通達顯赫一時。臣鬆之認為，傅嘏的見識和地位，確實是當時的高人。然而，這個評價隻說他“憑借才能和通達顯赫”，不僅在措辭上顯得笨拙，而且不足以體現傅嘏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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