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成立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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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11月20日:雅加達的晨光
    波音707客機掠過巴厘巴板灣時,王世傑望著舷窗外翻湧的雲海,指尖摩挲著西裝內袋裏的永高公司授權書。身旁的助理展開印尼地圖,紅筆圈出凱悅酒店所在的沙努爾海灘:“當地代理已確認,地契存放在雅加達的渣打銀行保險櫃。”
    正午的雅加達國際機場熱浪灼人。王世傑戴著墨鏡穿過海關,兩名西裝革履的印尼籍律師早已等候在vip通道。黑色轎車駛入獨立大道時,司機指著車窗外林立的棕櫚樹:“蘇哈托總統剛宣布開放外資酒店業,先生來得正是時候。”
    渣打銀行保險庫的交割
    下午三點十七分,保險庫厚重的鐵門在液壓裝置作用下緩緩開啟。永高公司印尼分公司代表哈迪遞來檀木盒,裏麵裝著鍍金鑰匙:“按照協議,凱悅酒店土地及地上物所有權已轉移至王先生名下。”
    王世傑將授權書遞給隨行的會計師陳炳坤。這位戴著圓框眼鏡的中年人翻開地契,用放大鏡仔細核對土地編號與麵積:“1963年簽署的租契,剩餘年限37年,可續簽兩次。”他用鋼筆在勘驗記錄上畫下勾號,“海灘延伸線標注清晰,沒有產權糾紛。”
    哈迪點燃丁香煙,煙霧中露出微笑:“去年有日本財團想收購這塊地,出價是永高公司收購價的兩倍。”
    “但他們沒算到旅遊部長會在今年放寬外資持股比例。”王世傑將地契收入防水公文包,“麻煩安排明天去沙努爾實地勘察。”
    沙努爾海灘的午後
    次日清晨,吉普車碾過椰林小道,沙礫在輪胎下發出細碎聲響。凱悅酒店的白色建築群在浪花聲中逐漸清晰,泳池邊的躺椅上還留著雨季的斑駁痕跡。當地經理匆匆趕來,用帶著巴厘島口音的英語匯報:“台風季結束後,已有三家歐洲旅行社預訂了明年旺季的客房。”
    王世傑蹲下身抓起一把細沙,陽光穿過指縫落在地契複印件上。陳炳坤打開便攜式計算器,快速敲擊按鍵:“按當前匯率,土地估值約合4800萬港元,比永高公司賬麵價高出32。”
    “留著做抵押。”王世傑站起身,拍掉褲腿上的沙粒,望向遠處正在修建的機場跑道,“等泛美航空開通直飛航線,這裏的地價會翻倍。”
    傍晚的返程航班
    暮色浸染爪哇海時,王世傑在機場貴賓室接到香港來電。助理的聲音帶著興奮:“王生,希爾頓酒店11月入住率比預期高7!”
    “讓餐飲部增加印尼菜選項。”他望著窗外即將起飛的波音客機,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凱悅地契的牛皮封套,“把巴厘島的椰子樹和沙灘,變成香港客人的下午茶談資。”
    飛機升入平流層時,陳炳坤遞來最後一份文件:“印尼法律允許境外注冊公司持有地產,我們可以在巴拿馬設立特殊目的公司——”
    “就用‘東方地平線’做名稱。”王世傑閉上雙眼,腦海中浮現出香港中環的希爾頓酒店與巴厘島的白色沙灘,兩處地標在資本的經緯線上逐漸重疊,“記住,所有資產的折舊計算,從今天開始。”
    這場橫跨赤道的行程耗時48小時,卻讓王世傑的商業版圖從維多利亞港延伸至印度洋海岸。當他的皮鞋再次踏上香港啟德機場的柏油跑道時,公文包裏的兩份地契仿佛帶著不同緯度的陽光——一份浸透了中環的銅臭味,另一份裹著南洋的海鹽氣息,卻同樣在會計師的報表上,化作可以精確計算的資產增值曲線。
    1970年12月1日:中環寫字樓的揭牌時刻
    香港中環畢打街12號,紅綢布在晨風中揚起時,王世傑握著鎏金剪刀的手頓了頓。“東方置地集團”的銅牌在陽光下折射出冷光,“置地”二字刻意與怡和洋行旗下置地公司形成微妙呼應。助理遞來的香檳杯裏,氣泡正急促向上攀升,一如他過去一個月裏密集簽署的法律文件。
    董事會會議室的資本布局
    十一點十七分,第一次董事會在頂樓會議室召開。王世傑將希爾頓酒店與凱悅酒店的地契副本推至會議桌中央:“集團旗下設立兩家子公司——‘港島酒店投資’與‘南洋地產開發’,分別持有香港與巴厘島資產。”他看向坐在對麵的普華永道代表紐曼,“請貴行擔任財務顧問,完成集團架構的稅務優化。”
    會計師翻開黑色筆記本,鋼筆尖在“離岸公司”一欄畫圈:“建議在利比裏亞注冊控股公司,通過香港子公司持有物業,可規避雙重征稅。”他推過一份《資本利得稅籌劃方案》,“酒店折舊費用可抵扣利潤,預計首年節稅超三百萬港元。”
    匯豐銀行的銀團貸款談判
    午後的匯豐總行大廈,王世傑與信貸經理隔著桃花心木桌對峙。“兩億港元貸款,”經理轉動著鋼筆,“需要同等價值的抵押物。”
    “用希爾頓酒店的土地使用權作抵押,”王世傑打開公文包,露出最新的資產評估報告,“按中環地價年漲幅8計算,一年後抵押物估值將超過貸款金額。”他頓了頓,“另外,巴厘島凱悅酒店的未來收益權,也可以納入擔保範圍。”
    經理挑眉:“東南亞政局不穩,那邊的資產估值——”
    “所以我會在雅加達設立分行,”王世傑遞上印尼投資許可證複印件,“東方置地將成為首家在印尼擁有實體辦公室的華資地產公司。”
    跨年夜的集團雛形
    1970年12月31日午夜,維多利亞港的煙火映紅了東方置地的玻璃幕牆。王世傑站在辦公室落地窗前,俯瞰著希爾頓酒店屋頂的霓虹燈。助理抱來一疊文件:“巴拿馬公司注冊完成,‘東方地平線’將持有凱悅酒店51股權;香港公司完成增資,注冊資本增至一億港元。”
    會計師陳炳坤呈上年度財務簡報:“兩家酒店總資產估值達3.1億港元,負債率控製在45以內。”他指著資產負債表上的“在建工程”欄目,“希爾頓酒店東側停車場改造項目,已通過工務局審批。”
    王世傑轉身在黑板上寫下“地產+酒店+資本”三個詞,用箭頭連成三角:“明年的目標,是讓集團市值翻倍。”他摸出鋼筆,在“酒店”一詞旁畫了顆星——那是他留給未來的注腳,當希爾頓酒店的地塊未來豎起摩天大樓時,這個三角架構將成為資本騰挪的核心樞紐。
    至此,從單一個體收購到集團化運作的蛻變完成。東方置地不再是單純的資產持有者,而是成為擁有跨境資本架構、稅務籌劃模型與資產運營策略的商業實體。當1971年的第一縷陽光照亮中環時,王世傑辦公桌上的集團組織架構圖裏,每一個子公司代碼背後,都是會計師報表上精確計算的資本齒輪,正按照他設計的軌跡,開始緩慢而堅定地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