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呢？”吏部侍郎沈鯉一臉凝重地看著慈寧宮的小太監，急切地問道。
    小太監趕忙躬身施禮，然後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回大人，老祖宗說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
    沈鯉微微頷首，表示知道了，接著揮揮手，示意小太監退下。
    待小太監離去後，沈鯉轉頭看向一旁的禮部左侍郎申時行和首輔王錫爵，眼中閃過一絲疑慮和不安。
    “必須要這麽做嗎？”他的聲音低沉而又帶著些許無奈。
    王錫爵和申時行對視一眼，兩人的臉色同樣凝重。
    王錫爵歎了口氣，緩緩說道：“現在不做，恐怕永遠都沒有機會做了！”
    申時行也附和道：“是啊，有些事情一旦開了頭，就很難再回頭了。”
    王錫爵和申時行都是蘇州人，他們對局勢的了解比其他人更為深刻。他們深知皇帝表麵上隻是進行太原和大同的改革，但實際上，皇帝想將天下的所有的土地歸朱明所有。
    在封建時代，土地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其所有製形式直接影響著社會結構和國家治理。
    民間流傳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說，實際上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表述。若真如所言天下盡歸帝王所有，那麽征稅製度便顯得多此一舉——君主直接征用即可，何必設立繁瑣的賦稅體係？
    這便引出了土地所有製的複雜性問題。
    以北魏推行的均田製為例，該製度嚐試在特定範圍內實現土地國有化。政府將無主荒地分配給農戶耕作，但嚴格規定農民僅享有使用權，待其年老或去世後，土地必須歸還官府。
    唐代前期延續了這一製度，通過係統的土地分配與管理機製，確保耕者有其田。
    從表麵看，這種製度設計頗具合理性：既能保障農民基本生計，又能強化國家對土地資源的控製。
    但曆史的發展卻表明，如此看似完善的製度為何最終難以為繼？
    確實，均田製的崩潰本質上是因為它無法適應封建社會的現實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麵：
    土地有限，人口增長——根本矛盾
    均田製的前提是國家掌握大量無主荒地，可以不斷分配給新增人口。但現實是：
    土地總量固定，而人口會隨著和平時期增長如唐朝“貞觀之治”後人口激增）。
    可分配土地越來越少，最終無地可分，製度自然瓦解。
    豪強地主 vs 國家——權力博弈
    均田製的理想是“抑製兼並”，但實際操作中：
    豪強地主仍能通過各種手段如隱匿人口、強占土地）擴大私有土地，而國家難以徹底清查。
    如果強行沒收地主土地，必然激起反抗地主階層本身就是統治基礎的一部分，官員多出身於此）。
    農民租種地主土地比依賴國家分配更現實，最終土地仍會流向私人控製。
    生產力低下，製度成本過高。
    均田製需要強大的行政能力來持續登記人口、丈量土地、重新分配，但古代政府：
    無法精準掌控基層信息傳遞慢、官僚腐敗）。
    隨著時間推移，管理成本遠超收益，最終難以維持。
    結論：均田製注定失敗
    在小農經濟+低生產力+官僚地主壟斷的封建社會，均田製隻能是短暫的政策調整，而非長久之計。最終，土地仍會流向私人地主，形成“地主佃農”模式，這是封建社會的必然結果。
    蕭如薰作為現代人，當然知道這個道理，因此，他也隻能在太原，和大同兩地開始試運行。
    一來這裏人口相對稀少，可控性高。
    二來這裏是京城門戶，把這兩地的群眾基礎給搞搞好，培養成保皇黨，哪怕將來出事了，也有個緩衝的餘地。
    不管蕭如薰的出發點如何，士大夫階層是不可能認同的。
    你朱家想把全大明作為私物？這怎麽可以，這些士大夫也有後代子孫，難不成世世代代給你朱家做奴隸不成？
    到了個人利益的時候，這些所謂的讀書人心狠著呢！
    他們就沒想過百姓！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反正皇帝這個鍋背定了！
    特別在大明，反正想拿兵權，想有所做為的皇帝都會被替換掉，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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