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莫氏，既是對其忠誠的回饋，更是大明經略周邊的一步妙棋。
    高平雖小，卻扼守要道，十萬人口不多，卻能成為穩固邊疆的基石。莫氏傾盡所有派出二百人助戰，這份投效之心本就該被善待——皇帝的勉勵與割據許可，已然定下“恩威並施”的基調，而駱尚誌允許其士卒參與基礎操練，更是將“輸血”換成了“造血”。
    讓莫氏在明軍的影響下學會整軍經武，既能使其具備自保之力，避免被周邊勢力吞並而導致邊疆動蕩，又能以其為範本，向其他藩屬展示“依附大明可得實利”。畢竟，一個聽話且有能力守好門戶的小弟，遠比一群散亂的牆頭草更有價值。
    更何況，莫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麵旗幟。看著它在大明庇護下站穩腳跟，周邊勢力自然會掂量與大明為敵的代價，也會更主動地向大明靠攏。這般以點帶麵，方能不戰而屈人之兵，將邊疆的穩定牢牢握在手中。
    莫氏若想做大到“養虎為患”，還差著幾道難以逾越的坎。
    其一，家底太薄。十萬人口撐死能養兩千兵，這點規模連明軍一個營都比不上，更別說打造像樣的火器工坊——沒有持續的資源投入，連鳥銃都得靠大明接濟，何談與明軍抗衡？
    其二，命脈捏在大明手裏。高平的鹽鐵、布匹皆需從大明輸入，連“模範藩屬”的名分都是朝廷給的。真要生異心，斷了補給線再扶持個旁支，莫氏轉瞬就得垮台。
    其三，周邊都是眼睛。其他藩屬國本就對莫氏得大明青睞眼紅，若它敢擴軍，不用明軍動手，鄰居們就得聯手製衡——小國間的猜忌，本就是大明最好的防火牆。
    說到底，莫氏能依仗的唯有大明的庇護，就像藤蔓纏上大樹，離了這棵樹，風一吹就倒。與其擔心養虎，不如借它這棵“牆頭草”，讓周邊勢力看看：跟著大明有肉吃，叛離大明沒好下場。這才是更穩妥的製衡之道。
    和李成梁的“養虎為患”比起來，大明對莫氏的扶持，從根上就不是一回事。
    李成梁當年對努爾哈赤的縱容，是有意保留邊患以固自身兵權——他放任女真各部互鬥，又刻意扶持努爾哈赤製衡其他勢力，等於親手給了對方坐大的土壤。更要命的是，他既沒掐斷女真的資源供給，也沒限製其軍事實力，反而借“邊貿”讓對方得了鐵器、糧食，最終養出個能掀翻大明的後金。
    可對莫氏呢？大明給的是“名分”和“規矩”。允許割據高平，卻卡死了鹽鐵等命脈；教隊列操練，卻絕不讓其染指核心火器技術；甚至故意讓周邊藩屬盯著它，用小國間的製衡消解其擴張可能。莫氏就像圈在柵欄裏的羊，能吃草能繁衍，卻絕無衝破柵欄的力氣——柵欄的鑰匙，始終捏在大明手裏。
    李成梁是“養虎防患”，結果喂飽了虎；大明對莫氏是“馭犬護院”，鏈子始終攥在手裏。一個是放任失控的權術投機，一個是算準了分寸的邊疆治理，本質上雲泥之別。
    國家策略層麵的“扶持”與私人利益驅動的“養虎為患”，核心區別在於是否有底線與製衡。
    國家層麵的扶持，從來帶著清晰的框架：給資源但控命脈，給空間但設邊界。就像大明對莫氏，給名分、允割據，卻卡死鹽鐵火器；教操練、助自保，卻用周邊藩屬形成牽製。所有支持都服務於整體戰略——以最小成本穩定邊疆，而非讓其無序擴張。這是“可控範圍內的借力”，如同給風箏係上繩子，飛得再高也拽得回來。
    而私人利益主導的“養虎”，本質是借“虎”謀私。李成梁縱容努爾哈赤，是為了靠邊患鞏固自身兵權，甚至借邊貿中飽私囊。他刻意模糊製衡邊界，對女真的擴張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終讓“虎”掙脫掌控。這種行為從一開始就背離了國家利益，成了“為私利養禍”，如同解開繩的風箏，遲早失控墜毀。
    一個是棋盤上的落子，步步有後手；一個是賭桌上的投機，隻顧眼前利。這便是本質分野。
    蕭如薰心裏跟明鏡似的——這點製衡手段，哪夠讓朝廷那幫文官提刀的？
    真論起平衡之道，文官們能把縱橫捭闔玩成繡花。今日抬莫氏壓安南，明日扶占城掣莫家，既讓藩屬們個個覺得離了大明活不成，又讓他們互相咬得牙根癢。鹽鐵掐著，歲貢盯著，偶爾賞幾杆鳥銃當甜頭，轉臉就把操演圖譜給了隔壁部族。
    莫氏想坐大？文官們能先借著“核查貢賦”的由頭派個通判去盯著，再挑唆周邊小國去搶幾畝稻田，逼得莫氏隻能哭著來求大明主持公道。從頭到尾，刀光藏在笑臉後，血腥味裹著絲綢香，既讓藩屬們服服帖帖，又斷不了對大明的依賴。
    蕭如薰不過是在戰場上擺開架勢，真要論朝堂上的水磨功夫，他這點手段，在文官們眼裏怕是還嫩著點呢。玩脫？那得看誰來玩——這群把製衡玩成本能的主兒，早就把秤砣係在了指尖上。
    論起玩心眼、布棋局，這藍星上其他國家的政客捆一塊兒，怕是也接不住這邊文官們的三招兩式。
    這群人打小浸在經史策論裏，把“製衡”二字嚼得比米還碎。遠的不說，單看朝堂上的你來我往：戶部掐著兵部的餉銀，言官盯著督撫的政績，連宮裏的太監都得懂幾分“平衡術”。對外更是爐火純青——給莫氏一塊“模範藩屬”的牌匾，轉頭就許安南“互市減稅”，讓兩邊既爭著表忠心，又得互相提防，誰也不敢真越界。
    他們不用槍炮，單憑幾道聖旨、幾封密函，就能讓周邊勢力鬥得頭破血流，最後還得哭著喊著求大明主持公道。那些外國政客捧著的“地緣戰略”，在他們眼裏不過是孩童搭積木——看似精巧，實則一推就倒。
    真要論玩策略，這邊的文官能把人心算計到骨頭縫裏，笑臉遞著甜棗，腳下早擺好了絆馬索。別說聯手，怕是剛湊到一塊兒商量對策，就被這邊用些蠅頭小利拆了個七零八落。
    這話可不是誇張。自大漢起，郡縣裏藏著的人才，單拎出來就能撐起一個國家的骨架。
    你看那縣學裏的生員，熟稔《九章算術》能算清賦稅糧草，讀得懂《禮記》能定禮儀規矩，甚至翻兩頁《孫子》就敢琢磨攻守之策。更別說那些退隱的老吏，一輩子經辦戶籍、水利、刑獄，腦子裏裝著的治理章程，足夠讓一個蕞爾小國從無到有建起秩序。
    就像當年張騫通西域，帶出去的文書小吏，到了異域便能幫城邦定曆法、理訴訟；班超在西域憑三十餘人縱橫捭闔，靠的不僅是勇武，更是郡縣裏曆練出的權謀與章法。這些在大漢不過是“治一縣之才”的人，放到周邊部族，便是能定國安邦的“賢能”。
    不是說小國無才，而是自秦漢起，中原的郡縣製早已把治理經驗打磨成了體係——從戶籍到稅賦，從水利到防務，每個環節都有成熟的章法可依。一個縣的主簿，放到西域城邦就是頂級的政務官；一個縣尉的練兵之法，足夠讓草原部落的戰力翻倍。
    這種根植於製度與文化的人才厚度，才是那句話的底氣：大漢一縣之才，足當一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