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東海艦隊的大船隻有百來艘，聽起來很多，考慮到人數，就完全不是那麽回事了。王直征集了一些葡萄牙商船幫忙，可依然不夠。僅有3萬多人，能夠成行。
    而大明解放軍全部人加起來，有20萬之數。就算摒棄合作關係的海、陸商販，也有十多萬人。換句話說，如果解放軍要戰略轉移到日本，大部分人其實是走不成的。鑒於嚴峻的形勢，很可能是三、四年前悲劇的重演。毛估估，隻有精銳戰鬥人員，可以過去。
    王直自己是沒打算走的。作為領袖，拋棄這麽多手下逃跑，從心理上也接受不了。西楚霸王項羽，因為子弟兵幾乎喪盡，無顏回見江東父老，而自刎烏江。用現代一點的話說，就是麵子上過不去。麵子在許多人眼裏，可是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
    所以王直準備隻讓鬆岡則方和豐臣秀吉，領著解放軍主力離開。至於自己，就留下來，和剩下的人生死與共，也可以說，是與改革開放生死與共。改革開放沒了，王直也不想再活下去，同項羽做相似的選擇。
    人都不能全帶走，東西更加如此。除了價值高的財物細軟，和必備的戰鬥、生活所需，其他的都得留下了。像鐵匠鋪和造船場的設備，這類笨重的大家夥，肯定是隻能放棄的。帶著這類東西，搞戰略撤退，不是玩笑，是搞笑。
    船隻、人員都準備好了。王直卻僵著不走，鬆岡則方和豐臣秀吉見此情形，自然也不願出發。王直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層因素。一拖兩拖，官軍都預備發動攻勢，還沒走成。
    在大明朝搞革命不容易，和大民國有的一拚。危急時刻，革命軍人被迫放棄根據地，實施長征這種“戰略大轉移”，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從另一個層麵講，鬥爭策略失誤，也有一定關係。
    起碼王直就沒有樹立堅定的鬥爭意識，不主動進攻，一味搞消極防禦。犯了與王明同誌相似的錯誤。甚至還要更嚴重些，連消極防禦都不堅決。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王直，自從推進“改革開放”以來，與陸上官民，和平相處，共謀發展，已經喪失了繼續鬥爭的源動力。所以官軍在沒有遇到任何前期抵抗的情況下，對“烈山”革命根據地展開了包圍攻勢。
    奉王忬之命，官軍以俞大猷、湯克寬等人為首，登上了金塘島。因王直不肯主動出擊，官軍從海中和島上，對“烈山”革命根據地，順利包圍。海中由俞大猷指揮戰船，封鎖了港口；島上則是湯克寬領兵圍堵後路。
    雖然官兵將解放軍東海艦隊圍住了，但解放軍實力擺在那裏，比起官軍強多了。所以官軍硬攻不成，隻得保持“圍困”。
    縱然解放軍是虎狼之師，作為最高指揮的王直不給力，當然也發不出力。明明占了絕對優勢，卻隻能縮手縮腳，為敵所趁。
    因為王直不願主動出戰，破解困局，手底下的大小頭目滿腹怨言。如果一味避戰，長久被圍，也會自斷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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