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氏遺產案：真相基金
    普羅旺斯的薰衣草還沒到花期，田壟間的綠苗剛沒過腳踝。啊玉蹲在民宿後院翻土時，手機在石桌上震得急促，屏幕上跳動的“張律師”三個字讓他指尖頓了半秒。
    鍾華正把曬幹的薰衣草花束往玻璃罐裏塞，聽見動靜回頭：“是遺產案的消息？”她說話時睫毛上還沾著點幹草屑，那是今早整理儲藏室時蹭到的——那裏堆著他們從國內運過來的最後一批箱子，最底層壓著顧氏集團的舊檔案袋。
    啊玉擦了擦手上的泥漬接起電話，風從敞開的木窗灌進來，卷著遠處教堂的鍾聲。張律師的聲音透過電流傳來，帶著種如釋重負的沙啞：“法院最終判決下來了，顧氏名下十七處不動產和部分流動資金，將優先賠付給當年縱火案的受害者家屬。”
    “多少？”鍾華湊過來時，發尾掃過啊玉的手腕，像片輕盈的羽毛。
    啊玉捂住話筒看她。晨光落在她右邊眉骨的疤痕上，那道在泥石流裏被碎石劃開的印記，如今淡得像道淺粉色的線。他喉結動了動：“足夠了。”
    足夠覆蓋那些在醫院躺了數年的傷者後續治療費，足夠賠償三個因工廠爆炸失去父親的孩子到成年，足夠讓被顧延霆逼得破產的供應商重新租個小店麵。張律師在那頭補充：“另外有筆專項資金，法院建議由你們監管——畢竟是你們找到的關鍵證據。”
    掛了電話，鍾華突然蹲下來抱住膝蓋。啊玉以為她又想起了發布會那天的閃光燈——她站在台上揭露顧氏偽造質檢報告時，右手抖得幾乎握不住話筒，是他在後台悄悄塞了顆薄荷糖，錫箔紙的響聲成了那天唯一的私語。
    “在想什麽？”他也蹲下去，草葉上的露水打濕了褲腳。
    “想起顧延霆的遺書。”鍾華的聲音悶在膝蓋間，“他說‘我用一生建了座帝國，最後發現地基是碎玻璃’。”
    啊玉想起那個在獄中自殺的男人。遺書的夾層裏，除了縱火現場的視頻，還有張泛黃的照片：年輕的顧延霆牽著個紮羊角辮的小女孩，背景是顧氏第一間廠房的奠基儀式。後來他們才從林婉清寄來的郵件裏知道，那是他早夭的女兒，死於劣質建材引發的幼兒園火災——這成了他後來瘋狂斂財又自我毀滅的開端。
    “去趟辦公室吧。”啊玉伸手拉她，掌心的薄繭蹭過她的指腹。
    他們在普羅旺斯租的這間民宿，底樓被改造成了臨時辦公室。牆上釘著張世界地圖，凡是與顧氏案件相關的地點都用紅釘標記：巴黎十七區的公寓林婉清曾在這裏藏過證據）、藏區的轉經道鍾華在那裏說“我想重新做記者”）、蒙馬特高地的台階啊玉在那裏第一次牽起她的手）。
    鍾華翻開法院寄來的資產清單，鋼筆在“受害者名單”那頁頓住。第三個名字旁畫著個小小的太陽，那是她在icu醒來後，聽啊玉說的第一個故事：那個叫小宇的男孩，父親在顧氏工廠爆炸中去世，他從此拒絕出門，直到上周發來張畫——畫裏三個小人舉著向日葵，落款是“給幫爸爸找到真相的叔叔阿姨”。
    “這些錢不能隻用來賠償。”鍾華突然抬頭，眼睛亮得像藏區的星星，“我們建個基金吧。”
    啊玉正給咖啡機裝濾紙，聞言動作停了。陽光透過百葉窗，在他臉上割出明暗交錯的條紋，像極了他們曾在雪山看到的岩層。
    “叫‘真相基金’。”鍾華把清單推過來，指尖點在“顧氏實驗室”那行字上，“不隻是給錢，還要幫那些被掩蓋的聲音說出來。比如小宇爸爸車間的安全隱患，比如三年前那起被壓下去的藥品醜聞——我在醫院念的采訪稿裏，其實寫了這個。”
    啊玉想起icu那個淩晨。他趴在床邊念她的舊采訪本，讀到“最想感謝的人”時，監護儀的波形突然亂了半拍。後來鍾華說，她當時聽見了，隻是沒力氣睜眼——那頁紙上寫的是“那個在泥石流裏，把最後一塊壓縮餅幹塞給我的人”。
    “需要注冊機構，需要找專業的人管理。”啊玉端過咖啡，杯沿的熱氣模糊了他的表情，“還要麵對顧氏殘餘勢力的反撲。”
    “我知道。”鍾華的拇指摩挲著清單邊緣，那裏還留著她帶傷出席發布會時的血跡，“但你記得林婉清在巴黎寄來的明信片嗎？背麵寫‘真相不是終點，是起點’。”
    他們花了三個月籌備。鍾華飛了四趟國內，在公益組織的幫助下篩選團隊成員：有曾因報道黑幕被辭退的記者，有專攻勞工法的年輕律師，有失去女兒後轉行做心理谘詢的醫生。啊玉則留在普羅旺斯處理資金對接，每天對著電腦到深夜，台燈下總放著鍾華泡的洋甘菊茶——她知道他一焦慮就會失眠。
    基金成立那天，他們沒辦儀式。鍾華在辦公室的白板上畫了棵樹，樹幹寫著“真相”，枝椏上掛著便簽：“小宇的畫”“李師傅的工傷鑒定”“被篡改的質檢報告”。啊玉貼最後一張時，鍾華突然笑了：“你貼反了。”
    那張便簽上是林婉清從非洲發來的照片：她站在難民營的帳篷前，舉著塊寫著“真相無國界”的木牌，背景裏的長頸鹿正探著頭，像在偷聽。
    “這樣也好看。”啊玉把便簽轉正，指尖不小心碰到她的手。兩人都像被燙到似的縮了縮，空氣裏飄著窗外飄來的薰衣草香，淡得恰到好處。
    第一個求助電話來自淩晨三點。鍾華接起來時，啊玉剛把烤好的吐司放進餐盤。電話那頭是個老太太的哭聲，說她兒子在顧氏旗下的工地摔斷了腿，公司給了筆錢就讓簽“自願離職”，現在鋼板在腿裏發炎，卻沒人管。
    “地址發過來，我們明天過去。”鍾華的聲音很穩，掛了電話才發現手在抖。啊玉把熱牛奶推給她，杯壁上印著兩個交疊的影子——那是去年初雪時，他們共飲一杯熱紅酒留下的。
    去工地那天，對方派了個穿西裝的男人來阻攔。他擋在辦公室門口，語氣傲慢：“顧氏都破產了，你們還揪著不放？”
    鍾華沒說話，隻是打開手機相冊。第一張是老太太兒子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腿上纏著滲血的紗布；第二張是工地安全繩的檢測報告，日期被篡改過；第三張是啊玉找到的施工日誌，記錄著“為趕工期，跳過三次安全檢查”。
    男人的臉色一點點變了。鍾華收起手機時，發現啊玉正站在她身後，手裏捏著支錄音筆——那是她在真相發布會上遺落的，他一直帶在身上。
    處理完老太太的事，回程的火車上，鍾華靠在啊玉肩上打盹。陽光透過車窗，在她臉上投下睫毛的陰影。啊玉翻開手機，最新的相冊是昨天拍的：基金辦公室的白板前，幾個年輕人舉著“第一案勝訴”的牌子，笑得比普羅旺斯的向日葵還燦爛。
    他突然想起林婉清的短信。上個月她在公益晚宴上獲獎，啊玉作為頒獎嘉賓給她遞獎杯時，她悄悄說：“你們做的事，比我在非洲種的樹還紮實。”
    火車過隧道時，鍾華醒了。黑暗中，她摸到啊玉的手，輕輕握了握：“等忙完這陣，去看看小宇吧。”
    啊玉“嗯”了一聲，反手握緊她。隧道外的光湧進來時，他看見她眼角的淚——不是難過，是像藏區的融雪那樣，帶著種終於流淌起來的溫柔。
    基金辦公室的白板漸漸被便簽填滿。有成功為礦工討回職業病賠償的，有幫被抄襲的設計師維權的，有讓過期食品加工廠停業整頓的。鍾華每天都會在下班前拍張照，發給林婉清。對方有時回張非洲的星空，有時回張難民營的笑臉，偶爾隻回個太陽的表情。
    這天傍晚，啊玉在整理文件時，發現鍾華的采訪本落在了抽屜裏。最新一頁寫著：“他們說真相會傷人，但我見過被謊言困住的人——他們像在水底憋氣，而我們要做的，隻是打開一扇窗。”
    窗外的薰衣草田已經泛出淡紫色，風過時像片起伏的海。鍾華推門進來時，手裏拿著封信，信封上蓋著國內的郵戳。
    “小宇寄來的。”她笑著拆開，裏麵掉出張畫：三個大人牽著個小男孩，站在開滿向日葵的田野裏，遠處有座掛著“真相基金”牌子的小房子。畫的背麵寫著：“老師說，真相是會開花的。”
    啊玉接過畫，指尖撫過那些稚嫩的線條。夕陽把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交疊在畫紙上，像給那片向日葵田，又添了兩株新苗。
    他突然想起法院判決那天，張律師說的最後一句話：“顧延霆到死都沒明白，他最該留下的不是遺產，是讓那些錯誤不再重演的可能。”
    鍾華把畫貼在白板最顯眼的位置，轉身時撞進啊玉懷裏。她抬頭，正好看見他眼裏的光，像極了他們在巴黎重逢時，蒙馬特高地的晚霞。
    “明天去買些向日葵種子吧。”她輕聲說。
    “好。”啊玉低頭，聞到她發間的薰衣草香，“種在基金辦公室的窗前。”
    夜色漫進房間時，白板上的樹影在燈光下輕輕搖晃。那些寫滿字的便簽，像一串串正在結果的果實，在晚風裏，發出細碎而堅定的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