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請你回答，你是否一直都仇恨著受害人莫友德先生？”
    向遠航抬頭看著檢察官，平靜地回道：“正確的說法是，我對他就沒有任何親情可言。在這之前我都已經快忘記這個人了。”
    他改掉自己的名字，換成母親的姓氏就是為了忘記過去，遵從母親的遺願好好活下去。
    雖然他沒有忘記自己有一個殺人犯的父親，可如果莫友德不出現的話，隻要他選擇性地忽略掉這件事，對他的影響就會隨著時間而消退。
    隻可惜，天不遂人願。
    檢察官將1號證物展示出來，質問向遠航：“被告，你認識這把刀嗎？”
    向遠航坦白道：“認識。”
    “根據公安機關的調查，這把刀是你在案發當天，也就是去年的11月7日上午10點38分在雲來超市用使用微信支付購買的。對此你是否承認？”
    “是我做的。”
    檢察官繼續追問：“如果你沒有預謀，那你為什麽要攜帶凶器？”
    向遠航沉默了片刻說：“以防萬一。”
    “你為什麽猶豫了？你明明不需要武器也可以製服對方不是嗎？”
    段律師大喊：“反對，反對控方做沒有根據的推測。我的當事人目前需要服用藥物控製病情，反應遲鈍是藥物的影響。控方不應該以此質疑我當事人的證供。”
    法官提醒道：“公訴人，請注意詢問方式。”
    檢察官點頭，接著開始問向晴空：“徐先生，你和受害者見過幾次麵？”
    向晴空假裝回憶道：“我想想看……大概有、有6、7次吧。啊、差不多。”
    “你剛剛說被告曾經告訴過你受害人的過去，包括他長期家暴和殺人入獄你都是知情的，對嗎？”
    向晴空點頭：“對，他都告訴我了。”
    “那你每次和受害人見麵都會攜帶武具以防萬一嗎？”
    這個問題他得好好回答，向晴空慢慢說：“我們見麵都是在公共場合，周圍有很多人還有監控的，我不怕他動手。”
    向晴空說的是，他不怕他動手，而不是他不敢動手。
    “我問的是，你有沒有攜帶自保的武器？”
    “沒有。”
    這句話向晴空也說謊了，他身上隨時都帶著防身的武器。但是他不能說是什麽，更不能拿出來給大家看，他隻能說謊。
    檢察官麵對法官總結道：“審判長，同樣是與受害人見麵，被告的弟弟約在公共場合，並且沒有攜帶任何武器。而被告卻約在無人的廢棄廠房，還攜帶凶器。是不是預謀作案，這一對比，不是顯而易見嗎？這證明被告人在購買刀具時已經有了故意傷害受害人的主觀意圖。”
    段律師正想反駁，稍微思考了一下剛要開口就被向晴空搶了先。
    “我有疑問。”向晴空舉手，“檢察官，你學過心理學嗎？”
    檢察官被問得莫名其妙，不屑地說：“當然，我研究生時還寫過犯罪心理學的論文。”
    向晴空點頭道：“哦，原來你隻學過犯罪心理學，卻沒有學過受害者心理學，怪不得會得出這種荒謬的結論。”
    檢察官有些慍怒地問：“我的推論有理有據，哪裏荒謬了？”
    “家暴犯在兒童的心裏留下的巨大創傷是有多嚴重，你是不是一點都不理解？”
    “我雖然是被拐賣的，但我的養父母是沒有打過我的，所以我也不能完全感同身受。但是我知道，我哥麵對這個前科殺人犯，他心裏的恐懼和厭惡與我的警惕防備完全不是一個量級的。”
    “他是實實在在地被長期虐待過的人。這個淺顯的道理連我這個山區農村出來的人都懂，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檢察官卻完全沒有考慮到這一點。他如果有預謀，為什麽不直接拿家裏的刀具，而是重新買一把？這說明他買刀是臨時起意，為的就是以防萬一。這才是正確的邏輯。”
    段律師立即接話，沒有給檢察官反駁的空隙：“審判長，證人說的話才是我當事人的行為動機。如果是預謀，我的當事人應當早就準備好了凶器，而不是當天臨時去買。”
    “況且，我的當事人還在現場用自己的手機錄下了整個談話過程。什麽證據都不留不是更符合預謀嗎？提前買好防身的武器，還有提前錄像都是家暴受害者取證的行為。”
    “審判長，在大量的丈夫毆打妻子的暴力案件中，妻子想要獲取證據，就要提前放好錄像的設備，為了不讓自己被丈夫失手打死，一般都會備好自衛的武器。因為誰也不能保證，這次丈夫就會放過自己。”
    “我的當事人要麵對的是，給自己留下巨大童年創傷的父親。甚至在他重新麵對這個人的時候，會產生創傷後應激障礙。我當事人的行為看似不合常理，但這點不能作為他預謀犯案的確鑿證據。”
    “辯方律師，你說被告產生創傷應激隻是一種揣測，並沒有實證。”
    段律師回答：“我沒有，但你也不能證明他沒有。審判長，檢察院在核查案件時否定了我當事人的病情鑒定，我要求對我當事人做心理評估的申請也被駁回。請問公訴人，這是為什麽？”
    “因為沒有必要。”
    “你的沒有必要就是對我當事人先入為主的偏見。忽略了還有其他真相的可能性！”
    檢察官方才被向晴空質疑，又被段律師義正辭嚴地壓著。他的辯論節奏已經被完全打亂了。原本他以為這個邏輯無懈可擊。
    他忽然想到一個切入口，繼續追問：“被告，請問在受害人被你打暈，到你拿起手機報警的這段時間，你在想什麽？”
    向遠航看了一眼段律師，又看著檢察官，低頭思考了很久。
    “被告，請你回答！”
    “我在想，要不要和我的父親一起死。”
    段律師已經預判到了這個問題，他著急道：“審判長，方才葛主任的證詞說明我的當事人在這個階段處於抑鬱狀態，他已經有了自殺的傾向。請公訴人不要再刺激我當事人。”
    “審判長。”檢察官鎮定地回答：“我接下來的問題對本案很關鍵，請允許我繼續詢問。”
    法官點頭道：“繼續。”
    “被告，你已經製服了你的父親，就算你有創傷，你已經克服了童年的恐懼不是嗎？那你為什麽還要繼續持刀行凶，導致他四肢重傷殘廢。你坐下的這段時間，是不是就是在想如何讓他成為廢人，再報警自首減刑甚至脫罪？”
    向遠航低頭笑了一下，這一次他沒有思考多久仿佛已經想好了答案。
    “審判長，審判員，以及在場的各位司法機關的工作者們。在你們的規章製度下，程序正義很重要。而我隻是一個普通人，於我而言，我的性命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