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預見未來，將糧食增產與裁軍結合，才能推動商業的發展。
    否則，百姓隻能被土地束縛，終日勞作。
    在古代的軍國體製下，生產力受限，戰事頻繁，糧食匱乏，統治者自然會壓製商業。
    商鞅手段嚴厲，一到秦國便致力於打擊商人。
    呂不韋執政時，則強化了秦國商業的法理基礎，核心策略是“遠交近攻”。
    商鞅之法與範雎的“遠交近攻”都是國家大計。
    因此，秦國通過與齊國建立商貿聯盟，適度發展商業，避免走得太偏。
    秦始皇繼位後，繼續推行呂不韋的商貿政策，效果顯著，商業逐漸成為國家實力的重要部分。
    與此同時，武成侯王翦專注於糧食增產與軍魂建設，信心十足，認為通過糧食翻倍、軍事改革、裁軍優化以及重塑軍魂，秦國軍隊將無敵於天下。
    然而，在麵對重塑軍魂和改革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問題上，王翦感到困惑，自歎不如尹公的高明，盡管他是軍中之神，卻也難以找到具體的實施方法。
    王翦試圖理解尹公的思路，卻發現兩者之間仿佛隔著深淵，難以觸及。
    某處樹蔭下，尹尚向扶蘇詢問如何重塑大秦軍魂，扶蘇沉默不語，內心苦惱。
    連王翦都難以達到尹尚的境界，身為深受儒學影響的帝國長子，扶蘇更無法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案。
    扶蘇舉著鹿腿說：“夫子，我對於如何重塑軍魂和改變大秦軍武觀念感到困惑。
    但我知道，如果糧食能夠翻倍增產，子孫後代便可以無憂無慮。”
    扶蘇所說的無憂無慮，是指百姓不再受困苦之苦。
    然而，現實遠比想象複雜。
    僅僅增加糧食產量，並不能永遠解決百姓的溫飽問題。
    尹尚隻能保證自己每天都能比前一天更進一步，至於更長遠的未來，他也無法給出明確的答案。
    他忽然問扶蘇：“你可知道，什麽是真正意義上的盛世？”
    扶蘇微微一怔，答道：“回夫子，或許是沒有天災，百姓年年豐收，生活安穩。”
    尹尚笑了笑：“天災確實是一個方麵，但更準確的說法是，盛世的關鍵在於人口數量。”
    扶蘇驚訝地問：“人口？”
    “沒錯，就是人口！”尹尚解釋道，“如今糧食產量高的地方，大多集中在長江、黃河、鄭國渠、都江堰以及渭水沿岸。
    這說明無論是中原還是關中的百姓，都依靠國家的大規模水利工程來維持生計。
    而這些工程需要不斷修繕，尤其是黃河，一旦治理不善，便會帶來嚴重災難。”
    “這說明普通農民幾乎沒有應對風險的能力，一旦遭遇天災或戰亂，成千上萬的家庭便可能家破人亡。”
    尹尚認為，周朝分封諸侯的時代，諸侯的經濟基礎是貴族國有製，以井田製和青銅農具為主，百姓無法開墾私田。
    到了大秦推行郡縣製之後，官僚士族門閥的經濟基礎變成了大型莊園經濟，以土地兼並為特點，百姓雖然有了鐵製農具可以開墾私田，但仍難以抵禦風險。
    遇到災荒，他們隻能賣地求生，淪為佃農，受士族剝削。
    不過，這種經濟演變涉及的內容太廣，尹尚今天主要想講的是軍事，對經濟問題隻能簡要提及。
    他繼續說道：“我強調的重點是，九州之地的人口是有極限的。”
    “黃河、長江沿岸的肥沃土地有限，現在養活幾百萬人口綽綽有餘，但如果人口增長到千萬、數千萬甚至上億，即便糧食產量翻倍，也難以支撐。”
    尹尚糾正了年輕學者過於樂觀的看法。
    回顧曆史，盛世時期的人口通常隻有幾百萬，一旦超過這個數字，就容易引發動亂，比如安史之亂等事件便是典型例子。
    人口過多會導致社會製度失衡，引發不滿情緒，進而演變為地區衝突，甚至王朝覆滅。
    然而，王朝的滅亡往往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人口過剩隻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扶蘇聽後略顯失落：“先生所言極是，世間並無永遠穩固的辦法。”
    尹尚笑道：“人生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的困擾，小時候被父母管束，長大後為生活奔波，有了孩子又得為他們操心。
    生活從來都不容易，任何時候都要不斷努力。”
    扶蘇恭敬地答道：“先生的教誨，學生定會銘記在心。”
    尹尚不僅教授學問，也教導扶蘇如何為人處世，視他為可塑之才，不願他走上歪路。
    話題回到軍事改革上，尹尚說道：“重塑軍隊的精神必須從根源開始。
    我的‘四功新法’提高了基層將領的戰術水平，再配合裁減冗員，將使軍隊迅速變得精銳。
    未來新兵的門檻會更高，老兵尚且要不斷努力，新兵更需全麵發展。
    因此，設立關中軍校，從入伍之初就強化軍事理念，至關重要。”
    成年人的思想一旦形成，便難以改變，所以必須從小抓起，大秦銳士的教育也是如此。
    尹尚能及時糾正那些小儒生的偏差。
    “關中軍校？”扶蘇聞言感到驚訝。
    他很快明白，軍校類似於私塾，就像稷下學宮一樣。
    然而，大秦已有既定的流程來培養精銳士兵。
    關中的百姓自幼遵循什五連鄉製度，入伍也不例外，這種製度早已根深蒂固。
    在軍國主義的背景下，國家致力於打造戰爭機器，法律與教育皆圍繞此展開。
    而大秦所謂的“教育”，其實便是兵役。
    秦律規定，男子成年後便會被征召，前往縣鄉接受訓練。
    問題隨之而來：如果設立關中軍校，原有的兵役製度該如何處理？
    “夫子，您是想徹底改變商君的全民耕戰製度嗎？”扶蘇覺得此事極為複雜，因為這觸及了軍功爵位製度的根本。
    尹尚平靜地回答：“全民耕戰製度遲早需要調整，但必須逐步推進。”
    目前，大秦中層以下的將領大多渴望戰爭。
    底層民眾雖然也渴望軍功封賞，但商鞅設立的民爵上限限製了他們改變命運的機會。
    糧食產量翻倍之後，勤勞的百姓便能過上安穩日子，求戰的欲望自然會減弱。
    百姓真正想要的，不過是溫飽和家庭的和睦。
    稻麥一年兩熟推廣後，無論是關中還是中原的百姓，都將傾向於休養生息，而不是冒險求取榮華。
    至於社會地位的提升，關中的士族屢遭淘汰，底層百姓也懂得審時度勢。
    因此，大秦的軍國主義或將逐漸轉向軍功精兵主義。
    對於中下層將領而言，末位淘汰與裁軍迫使他們不斷優中選優，落選之人難免心生怨憤。
    關中軍校則為關中士族提供了一個再次競爭的機會，允許其子弟入學，其中表現突出者將被選拔為武魁。
    同時，通過教育來改變新一代關中士族的軍事觀念，賦予他們軍人的精神。
    武魁應直接授予大夫爵位，戰時負責調度軍隊，可參與中軍大帳的決策。
    在皇帝祭天、祭地、祭祖之時，武魁皆陪侍於皇帝身旁，享受皇帝賜宴與封賞，必然是同輩中的佼佼者。
    唯有賞賜和榮譽足夠豐厚，關中士族的第二代才會有進取之心，而非走上違法亂紀的道路。
    尹尚對關中軍校寄予厚望，希望借此重塑大秦的軍魂，為新一代將領注入軍魂理念。
    同時，軍校配合末位淘汰與裁軍，使好戰的關中士族各得其所，上下齊心協力，奮發圖強。
    如此一來，既定目標自然可以逐步實現。
    至於軍魂的具體內容，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關中軍校除教授騎射技藝外，還需考核尹尚所創的“四兵戰法”。
    確立秦軍軍魂並非易事，但“四兵戰法”的考核已胸有成竹。
    未來的秦將，必須文武兼備，精通兵法。
    第八十章
    “選拔武魁，學習戰法，傳承大秦軍魂！”扶蘇興奮地說道，“明白夫子的意思，有了榮譽與賞賜，自然能激勵關中士族將領寄望於子孫。”
    “通過軍校重塑軍魂，需要時間。
    古代少年易受父親影響，第一代關中軍武之人尚武好戰，第二代也難逃這種習慣。
    再加上商君之法不可輕易更改，軍校的作用有限。”
    扶蘇深知，軍校的教化遠不如家庭長久，父輩的影響極為深遠。
    尹尚點頭讚許：“僅靠教育難以速成，必須在榮譽上多下功夫。”至於具體細節，暫且不議。
    尹尚打算向扶蘇詳細說明關中軍校考核所需的“四兵戰法”。
    他自知武藝並非所長，但對兵法戰術略知一二。
    扶蘇拱手傾聽，尹尚繼續說道：“四兵戰法，即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四者！”
    “兵權謀之術，是以正道穩固國家，以奇計取勝於戰場，先有謀劃再出戰，融合局勢、陰陽變化與技巧。
    此非僅憑戰場勝負論英雄，更注重情報滲透、離間敵方、商業外交與民心掌控，全麵壓製對手。
    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輿論等皆可為我所用，這是大國綜合實力的體現。
    大秦武成侯王翦，正是兵權謀的典範，因此關中軍校的兵權謀導師，非王翦不可！”
    戰國時期，肩負兵家傳承的將領，多專注於戰場較量。
    兵法之道講究詭詐，戰場上不擇手段，隻為取得勝利。
    然而若能通過戰場之外的手段獲勝，可能會動搖武將心中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