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被膠片轉動的聲音吵醒的。
    淩晨三點十七分，窗簾沒拉嚴，月光斜斜切在地板上，像一截被剪斷的膠帶。我坐起身時，後頸的汗黏住了襯衫領，夢裏的氣味還沒散盡——消毒水混著鬆節油，還有某種灼燒物的焦糊味，像老式電影院散場後，座椅縫隙裏藏著的陳年氣息。
    那個夢太清晰了。
    我記得夢裏自己坐在觀眾席，眼前是塊褪色的幕布，正放映一部黑白電影。片名是手寫的，墨水洇了邊，隻能看清“第七”兩個字。畫麵裏有個穿灰西裝的男人，總在奔跑，鏡頭追著他的背影穿過狹長的走廊，走廊兩側的門都沒上鎖，每扇門後都是不同的房間：有堆滿鍾表的閣樓，齒輪卡在十二點零三分；有浸在水裏的廚房，碗碟在水麵打著旋；最末一扇門後是片雪地，男人跪下去時，膝蓋陷進積雪的聲音，我在夢裏都能聽見。
    他好像在找什麽。鏡頭切到他的側臉時，我發現他沒有眼睛，眼眶裏是兩個黑洞，卻在流淚，黑色的，像融化的墨。
    電影的結尾很突兀。男人推開最後一扇門，門外是片白光，他走進去的瞬間，幕布突然燒了起來。火苗沿著邊緣爬上黑邊，把“第七”兩個字舔成灰燼，我在夢裏聞到的焦糊味，就是從那時開始彌漫的。
    我摸出手機想記點什麽，備忘錄裏敲下“灰西裝、無眼人、會燒的幕布”，指尖卻頓住了。這些意象太具體了，像有人把膠片直接塞進了我的腦子裏。更奇怪的是，我清楚記得電影的運鏡——推軌鏡頭掠過走廊時的輕微顛簸，特寫男人手背青筋時的呼吸感，甚至有個鏡頭從天花板垂下來，像隻窺視的眼睛，這些都是電影學院教過的術語，可夢裏的我明明隻是個觀眾。
    那天之後，這個夢像塊沒顯影的膠片，在我腦子裏反複顯影。我翻遍了id foru 的老放映員，得到的答案都是“沒聽過”。有個研究電影史的教授聽完我的描述，推了推眼鏡說：“像茂瑙的風格，但他沒拍過這種超現實題材。”
    “或許是我記錯了？”我咬著咖啡杯沿問。
    “也可能是你的潛意識在拍電影。”教授笑了，“創作者的夢，有時候是自己的第一任觀眾。”
    那時我剛從電影學院畢業，在劇組當副導演，每天扛著監視器跑場地，最大的夢想是拍一部自己的長片。這個夢像根刺，紮在我心裏，我開始在筆記本上補全它：男人叫陳默，是個鍾表匠，他的眼睛是被自己親手挖掉的，因為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時間；那些門後是不同的時空碎片，他要找的是1943年的某個午後，他女兒走失的那天；結尾的白光是時間的盡頭，他走進去不是消失，是終於能在所有時空裏同時存在。
    劇本寫了三年。第三年冬天，我拿著修改到第七稿的劇本，在投資人的辦公室裏把夢裏的場景講了一遍。窗外飄著雪，投資人捏著劇本的手指關節泛白，突然說：“走廊裏的門，要刷成不同的藍色。”
    “為什麽？”
    “黑白片裏，藍色是唯一能顯影的彩色。”他指了指自己的眼鏡，“我祖父是洗印廠的，他說過，有些老膠片裏藏著肉眼看不見的藍。”
    我愣住了。這個細節，我從沒寫進劇本裏。
    開機那天是春分，劇組租了棟廢棄的醫院樓。美工組把走廊刷成灰白色，每扇門漆成深淺不一的藍，從普魯士藍到靛藍，像把彩虹拆成了單色光。道具組找來三百多個舊鍾表，堆滿閣樓場景，指針全都停在十二點零三分。我站在走廊盡頭，看著穿灰西裝的演員走過，突然想起夢裏的鏡頭角度——原來不是推軌，是演員走得太快，鏡頭沒跟上，才晃出那種顛簸感。
    拍攝到第三十七天，出了點意外。拍攝雪地場景時，道具組用的人工雪是澱粉做的，被暖氣烤得化了水，演員跪下去時，褲子沾了一片濕痕。我盯著監視器裏那個畫麵，突然聞到一股焦糊味，和夢裏幕布燃燒的氣味一模一樣。
    “停！”我喊出聲時，聲音在空曠的攝影棚裏發顫。
    場記跑過來問怎麽了，我指著監視器說：“把鏡頭抬高，從天花板往下拍。”
    燈光組慌忙調整設備，當鏡頭從高處垂下來，演員跪在“雪地”裏的身影縮成個小黑點時，我後頸的汗又冒了出來——和夢裏最後那個窺視鏡頭，分毫不差。
    殺青那天，我在剪輯室待了整整一夜。當最後一幀畫麵定格在白光裏，我突然發現，電影的時長剛好是七十四分鍾，而我做那個夢的日子，是七月四日。
    電影上映後，有影評人寫：“《第七扇門》最精妙的是鏡頭語言，仿佛觀眾在夢裏跟著主角奔跑，所有的顛簸與晃動，都帶著潛意識的混沌感。”
    我把那篇影評剪下來，貼在當年的筆記本裏，和“灰西裝、無眼人”那幾行字放在一起。
    五年後的某個深夜，我在電影節的慶功宴上喝多了。年輕的記者圍著我，問起創作靈感，我說了那個夢，說自己至今不知道那部電影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過。
    “或許根本沒有那部電影。”一個戴圓眼鏡的女孩突然說，“您夢裏看到的，可能就是自己拍電影的樣子。”
    我愣住了。
    慶功宴的燈光很晃，像攝影棚裏沒調好的柔光箱。我想起拍攝時的場景：我站在走廊盡頭，喊“開始”的瞬間，演員轉身奔跑，美工組的人在門後換場景，攝影助理扛著機器跟著跑，監視器裏的畫麵一跳一跳的——那不就是夢裏觀眾席上看到的顛簸嗎？
    我想起那個沒眼睛的男人。演員試鏡時，化妝師在他眼眶裏貼了黑色泡棉，他說每次貼完都覺得“全世界的聲音都變近了”。拍攝時，他總問我：“導演，陳默為什麽要挖掉眼睛？”我當時說：“因為看見太多時間，是種懲罰。”可現在突然明白，或許不是懲罰，是他必須變成“看不見”的人，才能走進那些被時間藏起來的門。
    就像我，必須站在鏡頭後麵，才能看見夢裏的畫麵。
    散場時，天快亮了。我沿著河邊走，風裏有潮濕的水汽，像夢裏浸在水裏的廚房。手機響了，是母親打來的，說整理老房子時，找到我大學時的日記本。
    “裏麵夾著張紙條，”母親的聲音帶著笑意，“你寫著‘淩晨三點十七分，夢到黑白電影，沒片名’，後麵畫了個攝像機。”
    我停下腳步，河麵上的晨光碎成一片，像被剪碎的膠片。
    原來從一開始，那個夢就不是電影。
    是我站在攝影棚的陰影裏，看著自己把潛意識裏的碎片，一幀一幀，拚成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