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風像塊浸了冰的抹布，擦過裸露的手腕時帶著刺人的涼。我把外套領子又往上扯了扯，卻擋不住從破洞袖口鑽進來的風，隻能攥緊空癟的口袋，聽著肚子發出第三十七次抗議。
    霓虹燈在濕漉漉的柏油路上洇出五顏六色的光斑，剛下過的小雨讓空氣裏飄著烤串和汽車尾氣混合的味道。街對麵的燒烤攤飄來孜然和炭火的香氣，鐵架上的肉串正滋滋冒油，油星子落在炭火裏爆出細碎的火星，在漸暗的天色裏格外分明。
    我停下腳步，喉結不由自主地上下滾動。距離被房東趕出來已經過去三十六個小時，錢包在地鐵上被偷，手機昨天就沒電關機，現在渾身上下最值錢的，是口袋裏半盒皺巴巴的煙。剛才在便利店門口盯著別人扔掉的便當盒看了五分鍾，最終還是沒好意思撿起來。
    “小夥子，站那兒幹啥？”
    粗獷的嗓音突然從燒烤攤那邊傳來。我嚇了一跳，看見穿黑色圍裙的老板正揮著手裏的扇子看我，鐵架後麵還坐著個穿灰色夾克的男人，手裏捏著瓶沒開封的礦泉水，目光落在我身上，算不上審視，更像隨口的關切。
    我慌忙低下頭，往後退了半步：“沒事，路過。”
    “路過就路過，站著跟個樁子似的。”老板哈哈笑起來，翻了翻鐵架上的肉串，“餓了吧？看你站那兒半天了，過來坐坐。”
    “不用了，謝謝。”我攥著口袋裏的煙盒，指節泛白。這輩子最狼狽的時候，大概就是現在了。
    “讓你過來就過來。”穿夾克的男人突然開口，聲音比老板沉一些，帶著種不容拒絕的溫和，“我請客。”
    我愣住了。他已經站起身，往旁邊挪了挪塑料凳，騰出個空位。昏黃的路燈照在他臉上，能看見眼角的細紋和鬢角幾縷白頭發，大概五十多歲的年紀，手指關節有些粗大，看著像個普通的工薪族。
    “真不用了，我不餓。”肚子卻在這時不爭氣地叫了一聲，聲音大到連自己都聽見了。
    老板已經麻利地拿了兩串烤腰子和一把烤串，用錫紙包著遞過來：“拿著吧，張哥讓你吃你就吃，他這人就愛管閑事。”
    穿夾克的男人——也就是老板口中的張哥，已經把那瓶礦泉水擰開遞到我麵前。冰涼的瓶身碰到我發燙的手心，我像被燙到似的縮回手，連連擺手：“真的不用，我……我沒錢。”
    “誰說要你錢了？”張哥把水塞進我手裏，又接過老板遞來的烤串塞給我，“出門在外誰沒個難處？先墊墊肚子再說。”
    烤串還帶著炭火的溫度，油脂透過錫紙滲出來，在我手心裏留下溫熱的印記。腰子的膻香混著孜然味直衝鼻腔，我盯著那焦香的肉皮，突然鼻子一酸。上一次正經吃飯還是三天前，跟公司同事散夥飯，那天老板宣布項目解散，大家抱著紙箱走出寫字樓時，誰也沒料到我會落到這般境地。
    “吃啊，涼了就不好吃了。”張哥已經坐回自己的位置，拿起一串烤筋慢慢嚼著，沒再看我，像是給我留足了台階。
    我終於沒忍住，抓起一串烤筋塞進嘴裏。肉質緊實，帶著恰到好處的嚼勁，孜然和辣椒麵的味道在舌尖炸開，燙得舌頭發麻，卻舍不得吐出來。兩串下肚，喉嚨裏火燒火燎的感覺才緩解了些，我擰開礦泉水猛灌了兩口，冰涼的液體流過食道，激得打了個哆嗦。
    “慢點吃，沒人跟你搶。”老板又送過來兩串烤雞翅，“張哥今天心情好，你算沾光了。”
    張哥笑了笑，從老板手裏接過一瓶冰紅茶，擰開遞給我：“喝這個吧，比礦泉水解膩。”
    “不不不，這個太貴了。”我慌忙擺手，手裏的礦泉水才喝了兩口，已經覺得受之有愧。
    “拿著。”他把冰紅茶塞進我懷裏，語氣不容置疑，“一瓶飲料而已，能值多少錢？”
    我捏著冰涼的飲料瓶，指尖都在發燙。穿夾克的男人正低頭對付一串烤茄子，燈光下能看見他額頭上細密的汗珠，他吃得很慢，不像老板那樣狼吞虎咽，倒像是在細細品味。旁邊的老板一邊烤串一邊跟他閑聊，說最近城管查得嚴，說隔壁水果店老板的兒子考上大學了，說昨晚的球賽真可惜。
    “張哥，你真要對個陌生人這麽好？”老板往炭火裏添了塊炭，火星子劈啪往上竄，“現在這社會，好心未必有好報。”
    張哥抬起頭，剛好對上我看過去的目光，他沒回避，反而笑了笑：“我年輕的時候，比他還狼狽。”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神飄向遠處的路燈，像是在回憶什麽：“三十多年前，我在火車站候車室睡了半個月，兜裏隻剩五毛錢，是個賣茶葉蛋的老太太給了我兩個熱乎蛋，還塞了張十塊錢的票子。那時候十塊錢頂現在一百塊用了，我問她名字，她說啥也不肯說，就說出門在外，誰還沒個難處。”
    炭火漸漸小了下去，老板往鐵架上刷了層油，滋啦一聲響。
    “後來我生意做起來了，回去找過那個老太太，沒找到。”他拿起礦泉水喝了一口，喉結動了動，“但我總記得那兩個茶葉蛋的味兒，熱乎的。人這一輩子，誰還能沒個走窄了的時候？幫一把，說不定就能讓人家緩過來。”
    “我相信啊，”他看向我，眼裏的光比路燈還亮些，“善意這東西，跟種子似的，你種下去，說不定哪天就從別的地方冒出來了。總會有好報的。”
    我咬著烤雞翅，皮脆肉嫩，醬汁的味道在嘴裏漫開來，眼淚卻突然掉了下來，砸在塑料凳上，暈開一小片水漬。我趕緊低下頭，假裝被辣椒嗆到，用力咳嗽了幾聲，把哽咽咽回肚子裏。
    那一晚不知道吃了多少串，老板又送了份烤韭菜和拍黃瓜，張哥一直沒怎麽多問，隻是偶爾跟我聊兩句天氣，聊這附近的路況，好像我不是個落魄的陌生人，隻是個碰巧坐下來一起吃串的朋友。
    直到鐵架上的肉串見了底，老板開始收拾攤子，張哥才從夾克內袋裏掏出個牛皮紙信封，推到我麵前。
    “這個你拿著。”
    我愣住了，信封薄薄的，卻透著沉甸甸的分量。我下意識地往後推：“不行，我不能要，剛才吃的已經很麻煩您了……”
    “拿著。”他按住我的手，掌心的溫度很暖，“裏麵是兩百塊，夠你找個小旅館住一晚，買點吃的，明天找個地方把手機充上電。”
    “真的不用，我……”
    “聽我說，”他打斷我，語氣認真起來，“誰都有難處，別覺得丟人。這錢不是白給你的，算我借給你的。等你以後緩過來了，要是還記得今天這頓烤串，就去幫一把需要幫忙的人，就算還我了，行不？”
    我看著他眼裏的真誠，話堵在喉嚨裏說不出來，隻能用力點頭，眼淚又不爭氣地湧上來。
    他拍了拍我肩膀，站起身：“我先走了，你也早點找地方休息。”
    老板已經把烤爐裝進三輪車，衝我擺擺手：“去吧小夥子，張哥人好，別辜負他心意。”
    我攥著那個牛皮紙信封，看著張哥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路燈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直到拐進巷子口才不見。手裏的信封被體溫焐得溫熱，拆開一看，兩百塊錢整整齊齊地疊著，旁邊還放著張紙條，上麵寫著個電話號碼，後麵跟著兩個字：有事找我。
    第二天在網吧充了手機電，找朋友借了點錢，暫時租了個小單間。找到工作那天，我想打那個電話道謝，卻發現紙條不知道被我揉到哪個口袋裏弄丟了。我去燒烤攤找過幾次，老板說張哥不常來，隻是偶爾路過坐一會兒，誰也不知道他具體住哪兒。
    直到三個月後，公司要跟康度集團談合作，我跟著部門經理去總部開會。會議室的大屏幕上播放著企業宣傳片，當創始人的照片出現在畫麵裏時，我手裏的筆“啪嗒”一聲掉在地上。
    西裝革履的男人坐在辦公桌前，頭發梳得整整齊齊，眼神銳利而沉穩，正是那個在燒烤攤給我烤串、塞給我兩百塊錢的張哥。屏幕下方打著他的名字：張慶忠。
    康度集團的官網顯示，張慶忠白手起家，27年前從一個小建材店做起，現在集團旗下有十幾家子公司，業務遍及全國。新聞報道裏說他常年匿名資助貧困學生，在老家建了兩所希望小學，2020年疫情期間捐了一個億的物資。
    我坐在會議室裏，聽著經理介紹這位傳奇企業家的發家史，突然想起那個濕漉漉的夜晚，他說的那句“善意跟種子似的”。原來真的有人把三十多年前的兩個茶葉蛋，長成了漫山遍野的森林。
    散會後，我在走廊裏攔住了正要離開的張慶忠。他身邊跟著一群人，西裝筆挺，步履匆匆，看見我時愣了一下，隨即認了出來，眼裏閃過一絲笑意。
    “是你啊，小夥子，緩過來了？”
    “張總，謝謝您。”我握緊手裏的文件袋，手心全是汗，“那天的錢，還有……”
    “多大點事。”他拍了拍我胳膊，跟在燒烤攤時一樣的力道，“緩過來就好。”
    他沒多留，轉身跟著人群走進電梯，電梯門關上的瞬間，我看見他衝我揮了揮手。
    回到公司，我從工資裏取了兩百塊，又湊了些錢，匿名捐給了希望工程。轉賬成功的頁麵彈出來時，窗外的陽光剛好照在辦公桌上，暖洋洋的，像那個夜晚燒烤攤的炭火，像張慶忠遞過來的那瓶礦泉水，像那句“善意總會有好報”。
    後來我再也沒見過張慶忠，但總在路過燒烤攤時多買兩串，看見街頭乞討的人會遞個熱饅頭，公司樓下的保安師傅夜班時，我會順手帶杯熱豆漿。
    我知道自己做的這些，跟張慶忠比起來微不足道，但就像他說的，善意是種子。那個在燒烤攤的夜晚，他埋下的種子，終究在我心裏發了芽。
    說不定哪天，這顆種子也能長成一棵能為別人遮風擋雨的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