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斯大林在沙皇俄國那暗無天日的地下革命鬥爭中，是幾進幾出，嚐遍了西伯利亞的冰雪嚴寒，也練就了一身銅皮鐵骨和一顆比鋼鐵還硬的心。就在他被困在圖魯漢斯克地區那個鳥不拉屎的庫列伊卡村，與北極熊為鄰，靠打魚狩獵勉強度日，幾乎快被世人遺忘的時候，俄國的天，變了！
    1917年的春天，對俄國來說，可真是個“乍暖還寒”的時候。二月裏那一把火，沒燒旺幾天，就把統治俄國三百多年的羅曼諾夫王朝給燒了個精光。沙皇尼古拉二世，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萬邦之主”，稀裏糊塗地就退了位，成了曆史的塵埃。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飛遍了俄國每一個角落，自然也傳到了西伯利亞那冰封的土地。
    斯大林，這位在冰窟裏蟄伏了近四年的“鋼鐵之人”，聽到沙皇倒台的消息，那心情，估計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還要激動！他知道，屬於他的時代，或者說，他可以大展拳腳的時代，終於要來了！再也不用天天對著雪兔子和黑麵包發愁了！
    也就在1917年3月，斯大林和其他一些被流放的布爾什維克同誌們，懷著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和對革命事業的滿腔熱血，急匆匆地從那苦寒之地趕回了革命的中心——彼得格勒就是後來的列寧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這名字改來改去的也夠折騰）。
    當時的彼得格勒，那叫一個熱鬧，也叫一個亂！沙皇是沒了，可權力真空誰來填？一邊是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掛著個“合法”的招牌，裏麵坐著些自由派的王公貴族、大資本家、知識分子代表，想著把俄國往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那條道上引。另一邊呢，是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著底層工人和士兵的呼聲，手裏攥著槍杆子，對臨時政府也是一百個不放心。兩邊“雙重政權”並立，天天吵吵嚷嚷，誰也不服誰，國家大事基本沒人管，整個俄國就像一艘沒了舵手的破船，在風雨飄搖中打轉轉。
    斯大林回到彼得格勒，憑借著他老資格革命家的身份和在黨內的些許名氣雖然遠不如列寧、托洛茨基那麽響亮），很快就重新進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核心，還當上了黨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的編輯。這《真理報》可是布爾什維克宣傳革命思想、跟其他政治派別打嘴炮、爭取群眾支持的重要陣地。
    有意思的是，剛從西伯利亞那與世隔絕的環境裏出來，斯大林一開始對革命形勢的判斷，似乎還有點“跟不上趟”，或者說，顯得相對“溫和”。他一度主張，布爾什維克黨在現階段，應該跟那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進行一定程度的合作，通過蘇維埃向臨時政府施加壓力，敦促它進行改革，而不是立刻就想著把人家給推翻了。這想法，在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內一些比較務實或者說對力量對比認識比較清醒的人比如加米涅夫等人）那裏，還挺有市場的。
    但好景不長，或者說，真正的“革命導師”一回來，形勢立馬就變了！
    1917年4月，列寧同誌在德國人的“幫助”下坐著那趟著名的“封閉列車”），也從瑞士趕回了彼得格勒。這位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袖一回到革命中心，二話不說，直接就拋出了他那套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的《四月提綱》！
    這《四月提綱》一出來，不僅讓臨時政府嚇了一跳，就連布爾什維克黨內很多人都覺得太激進、太冒險了！ 當時黨內不少人包括斯大林最初）還覺得，俄國資本主義還沒發展到那個程度，現在就搞社會主義革命，條件不成熟，步子邁得太大了，容易扯著蛋。
    但列寧是誰啊？那是理論大師，更是戰略高手！他力排眾議，用他那無可辯駁的邏輯和強大的個人威望，很快就說服了黨內的大多數人。
    斯大林這位“鋼鐵之人”，雖然一開始也有點猶豫，但他腦子轉得也快。他很快就意識到，列寧這套激進的主張，雖然風險大，但也最能抓住當前俄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最能贏得渴望和平、土地和麵包的廣大工農兵群眾的支持！而且，列寧在黨內的權威是不可動搖的。於是，斯大林迅速調整了自己的立場，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列寧一邊，成為了《四月提綱》和武裝起義路線的堅定支持者。 這種在關鍵時刻能夠迅速判斷形勢、緊跟核心領導的“政治嗅覺”和“靈活性”，也是他日後能夠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勝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的道路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1917年7月，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因為不滿臨時政府繼續參加戰爭和遲遲不解決經濟問題，自發地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臨時政府抓住機會，調集軍隊進行鎮壓，造成了流血衝突，史稱“七月事變”。事後，臨時政府倒打一耙，汙蔑布爾什維克是德國間諜，煽動叛亂，下令通緝列寧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黨的處境一度非常危險。
    就在這白色恐怖籠罩的危急時刻，斯大林再次展現了他的沉著和果敢。他冒著巨大的風險，親自組織和安排，成功地幫助列寧秘密逃往了與俄國接壤、當時相對安全的芬蘭躲避。這一舉動，不僅保護了革命的最高領袖，也為布爾什維克黨保存了最寶貴的“火種”，斯大林本人也因此進一步贏得了列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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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事變”雖然讓布爾什維克黨暫時遭受了挫折，但也讓更多的人看清了臨時政府的反動麵目。再加上後來軍隊總司令科爾尼洛夫發動叛亂，企圖建立軍事獨裁，臨時政府不得不向布爾什維克求助，依靠赤衛隊的力量才粉碎了叛亂。這一來一回，反而大大提升了布爾什維克的威望和武裝力量。
    到了1917年10月，列寧覺得，革命的時機再次成熟了！他秘密潛回彼得格勒，在斯莫爾尼宮那個簡陋的房間裏，與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核心領導成員們一起，日以繼夜地秘密策劃著武裝起義的計劃。
    斯大林，作為當時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核心成員之一雖然排名可能還不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靠前），也積極參與了起義的準備和組織工作。他可能不像托洛茨基那樣，在蘇維埃大會上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鼓動群眾；也不像那些軍事指揮員一樣，親自帶領赤衛隊衝鋒陷陣。他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後，負責黨的組織、宣傳、聯絡以及一些具體事務的落實。 這種“默默無聞”的實幹風格，也成了斯大林日後政治生涯的一大特點。他不像有些領導人那樣喜歡拋頭露麵、追求個人光環，他更善於在複雜的組織體係中，通過掌握關鍵的環節和人事，來一步步地積累和鞏固自己的權力。
    1917年11月7日，在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下，彼得格勒的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占了冬宮，推翻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
    在這場決定俄國乃至世界命運的偉大革命中，斯大林雖然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正如前麵所說，他的角色相對隱蔽，其在公開場合的聲望和影響力，遠不如像托洛茨基那樣在起義中扮演了前台總指揮角色的領導人引人注目。 這也為日後他與托洛茨基之間殘酷的權力鬥爭埋下了伏筆，因為斯大林後來為了樹立自己的“革命元勳”形象，不得不刻意誇大自己並貶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
    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生的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宣告成立。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這個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名單中，斯大林被任命為一個看似不太起眼、但實際上卻非常重要的職務——民族事務人民委員。
    這個職務是幹啥的呢？顧名思義，就是負責處理蘇維埃俄國內部各個少數民族的事務。要知道，沙皇俄國本身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監獄”，除了俄羅斯族，還有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中亞各民族等等等等，民族矛盾極其尖銳。布爾什維克黨在革命前就提出了“民族自決權”包括分離權）的口號，以此來爭取少數民族的支持。現在革命勝利了，如何處理這些複雜的民族問題，如何將這些名義上獲得“自決權”的地區團結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就成了一個關係到國家統一和政權穩定的頭等大事。
    斯大林本人就是格魯吉亞人，屬於少數民族出身，由他來掌管這個部門，似乎也順理成章。這個職位，雖然不像外交、軍事、經濟等部門那樣顯赫，但卻讓他有機會接觸和處理涉及到蘇聯廣闊疆域內各個民族地區的複雜事務，也讓他得以在這些地區培植自己的影響力和人脈。這對他日後在黨內鬥爭中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就這樣，斯大林，這個來自格魯吉亞的鞋匠之子，憑借著在革命烈火中的磨礪和對列寧路線的堅定追隨，成功地進入了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權力核心。雖然此時的他，還遠不是那個日後令人聞風喪膽的“獨裁者”，但曆史的齒輪，已經開始朝著那個方向，悄然轉動。
    十月革命的勝利，僅僅是在首都彼得格勒和少數幾個工業中心取得了成功。在廣袤的俄國腹地，布爾什維克的統治根基並不穩固。那些被推翻的舊勢力、心懷不滿的其他政治派別以及虎視眈眈的外國幹涉者，很快就聯合起來，向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起了瘋狂的反撲。一場殘酷血腥的俄國內戰，在1918年全麵爆發。
    蘇維埃政權，一度陷入了極其危險的境地。東、南、西、北，四麵楚歌，紅色的蘇維埃共和國被白軍和外國幹涉軍的包圍圈越縮越小，仿佛驚濤駭浪中的一葉扁舟，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就在這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斯大林作為蘇維埃政府的重要成員，也被賦予了更大的責任。他和托洛茨基、斯維爾德洛夫等人一起，進入了由列寧親自組建的、擁有極大權力的五人緊急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後來逐漸演變成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核心班底），共同商討和決定關乎戰爭全局的重大決策。
    在內戰期間，斯大林多次被派往各個最關鍵、最危險的前線，執行重要的軍政任務。他不再僅僅是那個在報社裏寫文章、在會議上發言的理論家，而是要親臨火線，組織軍隊，調配物資，甚至直接指揮戰鬥。這段烽火連天的歲月，對他來說，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一次積累實戰經驗、培植軍中人脈的寶貴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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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最能體現斯大林鐵腕風格和政治手腕的，莫過於他在南方戰線察裏津就是後來的斯大林格勒，現在的伏爾加格勒）地區的那段經曆。
    1918年夏天，蘇維埃政權麵臨著嚴重的糧食危機。南方產糧區被白軍和哥薩克武裝控製，紅色的首都和工業中心饑腸轆轆。為了打通南方的糧食運輸線，也為了鞏固在伏爾加河下遊地區的防禦，斯大林被中央派往察裏津，擔任北高加索軍區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權負責該地區的糧食征集和軍隊組織工作。
    察裏津，地處伏爾加河下遊，是連接俄國南方和中部的重要樞紐，戰略地位極其重要。當時，鄧尼金領導的白軍“誌願軍”正從南方向這裏逼近，形勢萬分危急。斯大林一到察裏津，立刻就展現了他那雷厲風行、不容置疑的強硬作風。
    在糧食征集方麵，他根本不跟那些磨磨蹭蹭、討價還價的地方官員和富農客氣。誰敢私藏糧食、拒不交售？直接抓起來！甚至槍斃！他毫不猶豫地采取了最嚴厲的“戰時共產主義”手段，用鐵腕甚至可以說是恐怖的方式，從當地農民手中搜刮糧食，運往前線和饑餓的城市。為了恐嚇那些不合作的村莊，他不惜下令放火燒毀房屋，迫使農民就範。這種不計後果、隻求結果的冷酷，讓當地的官員和百姓對他既敬畏又恐懼。
    在整肅軍隊方麵，斯大林更是毫不手軟。當時察裏津地區的紅軍部隊，成分複雜，紀律渙散，很多指揮員都是沙俄舊軍隊裏過來的軍官，忠誠度也值得懷疑。斯大林對這些“軍事專家”充滿了不信任。他大搞“肅反”，以“反革命”、“叛徒”、“間諜”等罪名，下令處決了許多被他認為不可靠的舊軍官和指揮員。 這種簡單粗暴、寧可錯殺也不放過的做法，雖然在短期內可能確實“震懾”了一些人，但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錯案，嚴重打擊了軍隊的士氣和專業指揮能力。
    也正是在察裏津，斯大林結識並大力提拔了兩位日後成為他最親密心腹和堅定支持者的紅軍將領——克裏門特·伏羅希洛夫和謝苗·布瓊尼。伏羅希洛夫當時是第十集團軍的司令，布瓊尼則是著名的第一騎兵軍的軍長。斯大林與他們意氣相投，在軍事指揮和政治傾向上都比較一致都比較排斥舊軍事專家，強調紅軍的“階級純潔性”和政治委員的作用）。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中央的權力和影響力，為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的部隊爭取了更多的武器彈藥和物資補充，也為他們的晉升鋪平了道路。而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也投桃報李，堅決擁護斯大林在察裏津的領導，成為了他在軍中最可靠的“自己人”。這個在察裏津形成的“軍事小集團”，日後對斯大林權力的鞏固和蘇聯軍隊的建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斯大林在察裏津的這種獨斷專行、無視中央命令尤其是來自時任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的命令）、濫用權力的做法，也引起了莫斯科中央特別是托洛茨基）的嚴重不滿。托洛茨基是紅軍的主要創建者和最高統帥，他主張建立一支正規化的、由經驗豐富的舊軍事專家在政治委員的監督下）指揮的紅軍。他與斯大林在軍事指揮原則、對待舊軍事專家的態度等問題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斯大林多次公開頂撞甚至拒不執行托洛茨基的命令，兩人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列寧不得不親自出麵調解。
    盡管如此，在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等人的指揮下，紅軍最終還是成功地保衛了察裏津，打退了白軍的進攻。這場勝利，雖然在整個內戰全局中可能並非最具決定性的，但對斯大林個人而言，意義卻非同小可。他不僅借此樹立了自己在軍中的威望，鞏固了與第一騎兵軍等重要軍事力量的政治聯盟，也讓他嚐到了大權在握、發號施令的滋味。後來，當他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後，更是將察裏津改名為“斯大林格勒”，以此來永久紀念他本人在這場戰役中的“豐功偉績”。
    如果說在察裏津，斯大林更多的是展現了他作為“鐵血委員”強硬冷酷的一麵，那麽在後來的蘇波戰爭中，他的表現則更多地暴露出他性格中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甚至為了個人或派係利益不惜幹擾全局的致命缺陷。
    1919年至1920年，剛剛獨立的波蘭在畢蘇斯基的領導下，趁著俄國內戰，試圖向東擴張勢力，與蘇俄爆發了激烈的戰爭。戰爭初期，波軍一度占領了烏克蘭首都基輔。被激怒的蘇俄紅軍隨後發動反攻，由年輕氣盛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指揮的西方麵軍，和由葉戈羅夫指揮、斯大林擔任政治委員的西南方麵軍，兵分兩路向西推進。
    按照列寧和托洛茨基的戰略意圖，西方麵軍應作為主攻方向，直取波蘭首都華沙，爭取一舉擊潰波蘭主力，甚至將革命的火焰燒到中歐去。而西南方麵軍的任務，則是配合西方麵軍的行動，從南翼牽製和打擊波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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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斯大林這位西南方麵軍的“政委大人”，卻對這個戰略部署有自己的“小九九”。他更看重攻占波蘭南部的重鎮利沃夫當時是烏克蘭西部的重要城市，波蘭也想占有）。他可能覺得，拿下利沃夫，不僅能擴大蘇維埃在烏克蘭的影響力，也能為自己撈取更大的政治資本。於是，他不顧莫斯科中央的再三催促和圖哈切夫斯基的求援，固執地命令歸他指揮的、由布瓊尼率領的第一騎兵軍主力繼續猛攻利沃夫，而沒有按照原計劃北上支援正在向華沙挺進的西方麵軍。
    結果呢？圖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麵軍在孤軍深入、後援不繼的情況下，在華沙城下遭到了波蘭軍隊的迎頭痛擊，被打得潰不成軍，損失慘重，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維斯瓦河奇跡”。而猛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麵軍，也同樣在波軍的頑強抵抗下未能得手，最終也是無功而返。
    紅軍在蘇波戰爭中的慘敗，不僅使得蘇俄向西歐輸出革命的夢想徹底破滅，也讓蘇俄在與波蘭簽訂的《裏加和約》中，被迫割讓了大片原本屬於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領土，損失慘重。
    戰後，黨內自然要追究失敗的責任。斯大林因為其在戰爭中固執己見、拒不配合中央戰略部署的行為，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很多人認為，正是他為了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導致了第一騎兵軍未能及時支援華沙方向，從而造成了整個戰役的失敗。麵對黨內的指責，斯大林雖然也為自己進行了辯解，但顯然難以平息眾怒。他甚至一度主動辭去了在軍隊中的職務，以避避風頭，暫時蟄伏起來。
    盡管蘇波戰爭的失利給斯大林的軍事聲譽蒙上了一層陰影，但縱觀整個俄國內戰時期，斯大林通過在各個前線的摸爬滾打，無疑積累了寶貴的軍事鬥爭經驗和政治工作經驗。他學會了如何在殘酷的環境中生存和戰鬥，如何運用鐵腕手段推行政策，如何在複雜的黨內和軍內關係中縱橫捭闔，也建立起了一批忠於自己的軍事和政治人脈比如伏羅希洛夫、布瓊尼、莫洛托夫等人）。這些，都為他日後在更加險惡的黨內權力鬥爭中，一步步地清除異己、最終登上權力的頂峰，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俄國內戰的硝煙漸漸散去，蘇維埃政權總算是站穩了腳跟。擺在布爾什維克黨麵前的，是如何管理這個龐大的國家，如何恢複殘破的經濟，以及如何處理黨內日益複雜的組織和人事問題。
    就在這個背景下，1922年4月，在列寧的提議下，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決定增設一個新的職務——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個職位，最初的設計，主要是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的行政事務、文件流轉、會議安排、幹部檔案管理等等，聽起來像是個大管家、秘書長之類的角色，似乎並沒有太大的決策權。
    當時，黨內很多大佬們比如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些聲名顯赫的革命領袖）可能都覺得，這個總書記的位子，是個吃力不討好、又沒啥實權的“苦差事”，不值得去爭。而列寧呢？他可能考慮到斯大林在組織工作方麵比較有經驗，為人也相對“低調”至少在公開場合不像托洛茨基那麽鋒芒畢露），又一直是他忠實的支持者，於是就同意由斯大林出任這個第一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然而，所有人都低估了這個看似不起眼的“總書記”職位所蘊藏的巨大潛力，也低估了斯大林這位“鋼鐵之人”的政治野心和權謀手腕。
    列寧本人對斯大林的性格和能力，其實早就有一定的保留。他雖然認可斯大林的忠誠和組織能力，但也察覺到斯大林身上那種過於“粗暴”、喜歡獨斷專行、不善於團結同誌的缺點。據說，在任命斯大林為總書記的時候，列寧就曾提議要嚴格限製總書記的權限，使其僅僅局限於處理黨務日常工作，甚至計劃在不久之後就解除斯大林所兼任的其他政府職務比如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和工農檢查院人民委員），以防止他權力過於集中。
    可惜啊，天不遂人願。就在斯大林剛剛坐上總書記這個位子沒多久，1922年下半年開始，列寧的健康狀況就急轉直下。他接連遭受了數次中風，身體癱瘓，說話也變得困難，逐漸失去了對黨和國家事務的實際控製能力。
    這一下，可就給了斯大林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利用擔任總書記的便利，名正言順地掌握了黨中央的日常運作大權。他可以控製中央委員會會議的議程，可以批閱和分發重要文件，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影響甚至決定黨內各級幹部的人事任免！
    斯大林開始不動聲色地在黨務係統中安插自己的親信，提拔那些對他忠誠、聽話的幹部，排擠那些與他意見不合或者屬於其他派係的人。他通過這種“組織路線”，像一個勤勞的蜘蛛一樣，在幕後悄悄地編織起一張覆蓋全黨的、以他為核心的權力之網。這張網，在列寧在世時尚不明顯，但在列寧病重和去世之後，就將發揮出其巨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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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列寧病重期間，斯大林在處理格魯吉亞並入蘇聯的問題上，與列寧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史稱“格魯吉亞事件”。斯大林和他派往格魯吉亞的代表奧爾忠尼啟則等人，采取了極其粗暴高壓的手段，強行推動格魯吉亞按照莫斯科的意願加入外高加索聯邦，並最終並入蘇聯，打壓了格魯吉亞共產黨內部主張更大自治權的聲音。這件事讓病榻上的列寧勃然大怒！他認為斯大林等人違背了黨的民族政策原則，搞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嚴重傷害了少數民族的感情。這場衝突，進一步加深了列寧對斯大林的不滿和警惕。
    到了1922年底至1923年初，意識到自己可能來日無多的列寧，懷著對黨和革命事業前途的深深憂慮，口授並寄出了一係列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的文件，這就是後來震驚蘇聯政壇的《列寧遺囑》。
    在這份極其重要的政治遺言中，列寧對自己身邊的幾位主要領導人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等）都進行了坦率而尖銳的評價，分析了他們的優點和缺點。
    而對於斯大林，列寧的評價尤其引人注目，也最為嚴厲！他寫道：
    “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他還特別指出：“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同斯大林同誌相比，隻有一個優點，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為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較少任性等等。”
    列寧甚至還補充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黨內就有可能發生分裂！
    這份遺囑，如果當時就被公之於眾，並得到嚴格執行，對斯大林的政治前途來說，無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他那個剛剛開始編織的權力之網，很可能就會被徹底撕碎。
    然而，曆史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往往充滿了各種偶然和變數。列寧在口授完這份遺囑後不久，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最終在1924年1月21日與世長辭。他沒能親眼看到自己的遺囑是如何被處理的，也沒能親自阻止斯大林繼續掌握那個在他看來已經變得“無限權力”的總書記職位。
    而斯大林呢？他自然也很快就知道了這份對他極其不利的“最後指示”的存在。他將如何應對這個巨大的挑戰？他將如何巧妙地化解來自革命導師“臨終遺言”的政治危機？他又將如何與其他幾位覬覦最高權力的“戰友們”展開更加激烈和殘酷的黨內鬥爭？
    克裏姆林宮的紅牆之內，一場決定蘇聯未來走向的權力大戲，已經悄然拉開了帷幕。而斯大林，這位從格魯吉亞的貧困小鎮一步步走到權力中心的“鋼鐵之人”，正準備迎接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危險的一場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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