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斯大林這位從格魯吉亞大山裏走出來的“鋼鐵之人”，在俄國內戰的槍林彈雨和蘇波戰爭的硝煙彌漫中，是幾經沉浮，既展現了他鐵腕冷酷的一麵，也暴露了他剛愎自用的性格缺陷。但無論如何，他憑借著對革命的“忠誠”至少表麵上是這樣）和在組織工作方麵的“才幹”，在列寧病重、蘇維埃政權初立的混亂時期，一步步地走近了權力的核心，最終坐上了那個看似不起眼、實則潛力無限的聯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寶座。
    然而，就在他開始利用這個職位悄悄編織自己的權力網絡，準備在幕後大展拳腳的時候，一個巨大的陰影，或者說，一份來自革命導師的“最後警告”，幾乎要將他打入萬劫不複的深淵。這，就是咱們接下來要說的，列寧逝世後，斯大林是如何在克裏姆林宮那錯綜複雜的權力迷宮中，運用各種手段，一步步地清除異己，最終登上權力頂峰的驚心動魄的故事。
    公元1924年1月21日，對於蘇維埃俄國來說，是一個天塌下來一般的日子。那位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奪取政權、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偉大導師——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在經曆了長期的病痛折磨後，與世長辭了。
    列寧的逝世，不僅讓整個蘇維埃俄國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更使得黨和國家的權力核心，出現了一個微妙而危險的真空。誰將繼承列寧的衣缽，領導這個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繼續前進？這個問題，像一團迷霧，籠罩在克裏姆林宮的上空，也牽動著黨內各位大佬們的心弦。
    就在列寧去世後不久，他的遺孀娜傑日達·克魯普斯卡婭，遵照列寧生前的囑托，將一份被稱為《給代表大會的信》的文件，也就是後來震驚蘇聯政壇的《列寧遺囑》，鄭重地呈交給了聯共中央政治局。
    這份遺囑，可以說是列寧在彌留之際，對他親手創建的這個黨和國家未來命運的最後思考和深切憂慮。在遺囑中，列寧不僅分析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問題和分裂的危險，更對他身邊幾位主要的領導人——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達可夫等——都進行了坦率而尖銳的評價，點出了他們的優點，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們的缺點。
    而對於斯大林，列寧的評價尤其引人注目，也最為負麵。他明確指出： “斯大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 更要命的是，列寧在後來的一份補充材料中，更是毫不客氣地寫道：“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
    您想想，這“調開總書記”的建議，出自列寧這位黨的最高權威之口，份量有多重！如果這份遺囑在當時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向全體代表公開，那對斯大林的政治前途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甚至是毀滅性的打擊！他那個剛剛有點起色的總書記寶座，恐怕立馬就得挪窩了。
    斯大林自然也清楚這份遺囑對自己的巨大威脅。據說，當政治局的少數核心成員包括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加裏寧、莫洛托夫等人）秘密傳閱這份遺囑時，斯大林本人的臉色肯定是相當難看的。
    然而，曆史的吊詭之處就在於，往往在最關鍵的時刻，總會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盟友”和“神助攻”出現。
    在隨後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1924年5月）前夕，關於如何處理這份遺囑，黨中央的高層內部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終，在斯大林的巧妙運作和某些人的“幫助”下，大會決定，這份遺囑不在大會上向全體代表公開宣讀，僅僅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幹部小範圍內部進行傳達。 這無疑是斯大林化解危機的第一步。
    緊接著，更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當宣讀完列寧關於斯大林“過於粗暴”、“建議調開”的段落後，斯大林本人“順應民意”，非常“謙遜”地站起來，當場表示，既然導師對自己有這樣的評價，那自己願意辭去總書記的職務，以服從黨的決定。
    這一下，可把球踢給了其他人。尤其是當時在黨內與托洛茨基明爭暗鬥、也想爭奪列寧繼承人地位的另外兩位重要人物——格裏戈季·季諾維也夫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和列夫·加米涅夫時任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政治局委員）。
    這兩位大佬，當時心裏的小算盤打得劈啪響。他們雖然也知道斯大林有些毛病，但他們覺得，當前黨內最大的威脅，不是這個看起來還有點“土氣”、不善言辭的格魯吉亞人，而是那個聲望如日中天、在軍隊中擁有巨大影響力、而且思想上總有點“特立獨行”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他們看來，斯大林不過是個搞組織工作的“事務性”幹部，好控製；而托洛茨基一旦大權在握，那他們倆可就沒好日子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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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本著“兩害相權取其輕”或者說“團結多數，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居然聯手站出來替斯大林說話了！他們公開表示，列寧同誌的擔憂雖然可以理解，但斯大林同誌在過去的工作中還是卓有成效的，現在黨內需要團結，不宜輕易更換領導核心，列寧同誌的建議可能“不合時宜”。他們甚至帶頭倡議，希望斯大林能夠繼續留任總書記的職務。
    您看，這政治鬥爭，有時候就是這麽有意思。昨天的敵人，今天可能就成了盟友；而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會背後捅你一刀。
    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斡旋”和“力保”之下，再加上斯大林自己也進行了一番“深刻檢討”和“低姿態”表態，中央委員會的高層最終“一致”同意，推選斯大林繼續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這一結果，讓當時在黨內和紅軍中威望極高、被很多人視為列寧理所當然繼承人的托洛茨基，是大失所望，也讓他敏銳地感覺到，自己在這場剛剛拉開序幕的權力博弈中，似乎已經先失一著，起了個極其不利的開局。他可能怎麽也想不到，正是他眼前的這兩個“盟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了對付他，竟然會選擇扶持一個日後會將他們自己也徹底毀滅的“鋼鐵之人”。
    斯大林有驚無險地保住了總書記的位子，但他知道，真正的威脅還沒有解除。托洛茨基，這位在十月革命和內戰中立下赫赫戰功、口才出眾、理論水平也相當高的“戰神”，在黨內和軍中的威望依然如日中天，是他通往最高權力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
    為了對付這個共同的“心腹大患”，斯大林很快就與之前幫了他大忙的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政治同盟。這三個人，都是政治局的核心成員，分別掌控著黨的組織、共產國際對外）、以及兩大中心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權力。他們聯手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勢力，在當時的蘇聯政壇上呼風喚雨，日後被曆史學家們戲稱為“三駕馬車”。
    這“三駕馬車”一上路，頭一件事，就是集中火力，猛攻托洛茨基！
    他們利用手中掌控的黨務係統和宣傳機器，開始有組織、有計劃地對托洛茨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展開全麵的批判。他們給托洛茨基扣上了一頂頂大帽子，說他“個人主義”、“脫離群眾”、“不相信俄國工人階級的力量”，甚至聲稱“托洛茨基主義”從根本上就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而是對列寧主義的歪曲和背叛！
    斯大林更是赤膊上陣，親自撰寫文章，發表言論，公開宣稱“黨的任務，就是要徹底埋葬托洛茨基主義！” 那架勢，簡直是要把托洛茨基從肉體到精神都徹底搞臭、搞垮。
    麵對這三位昔日戰友的合力圍攻，托洛茨基自然不甘示弱。他也是個筆杆子厲害的主兒，立刻奮起反擊。他撰寫了《論列寧》、《十月的教訓》等一係列文章和小冊子，一方麵深情回憶自己與列寧並肩戰鬥的革命曆程，強調自己才是列寧思想的真正繼承者；另一方麵，也毫不留情地揭露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曾經動搖不定、反對武裝起義的“黑曆史”，以此來反擊他們對自己的攻擊，諷刺他們才是“機會主義者”。
    一時間，蘇共黨內筆墨官司打得是昏天黑地，各種理論文章、曆史回憶、互相攻擊的言論滿天飛。但可惜的是，筆杆子終究鬥不過槍杆子雖然還沒到動槍的時候）和組織機器。
    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三駕馬車”牢牢地控製著黨的各級組織和宣傳機構。他們可以輕易地壓製托洛茨基的聲音，不讓他的文章在黨內廣泛流傳；他們可以利用黨的會議，組織人對托洛茨基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主要是批評他）；他們還可以通過調整人事，逐步削弱托洛茨基在各個部門的影響力。
    終於，在1925年1月，一個決定性的打擊降臨了。在“三駕馬車”的聯手運作下，托洛茨基被解除了他最重要的職務——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和陸海軍人民委員！ 這意味著，他徹底失去了對紅軍的直接領導權！ 這個曾經一手創建和指揮紅軍打贏內戰的“戰神”，如今變成了一個沒有兵權的“光杆司令”。
    這無疑是托洛茨基在權力鬥爭中的一次重大失敗，也標誌著他在與“三駕馬車”的較量中，敗局已初見端倪。 他雖然還有一些支持者，在黨內也還有一定的聲望，但失去了對軍隊的控製，他的政治能量已經被大大削弱了。
    但俗話說得好，“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永遠的利益”。這話放在克裏姆林宮的權力場上，更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斯大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三駕馬車”，當初之所以能走到一起，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共同的敵人——托洛茨基。現在，托洛茨基這個最大的威脅眼看就要被搞定了，“三駕馬車”內部的裂痕，也就開始不可避免地顯現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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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對國家未來經濟政策的走向和黨的領導權問題上。
    列寧在晚年為了恢複被內戰和“戰時共產主義”摧殘得奄奄一息的國民經濟，果斷地推行了“新經濟政策”，允許在一定範圍內恢複商品貨幣關係和市場機製，鼓勵農民發展生產。這個政策在當時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也引起了黨內一些“左派”人士的擔憂，他們覺得這是向資本主義“倒退”。
    而斯大林呢？他一開始是支持繼續推行新經濟政策一段時間的，認為這是恢複經濟、鞏固工農聯盟的必要之舉。他還結合俄國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個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理論——“社會主義能夠首先在一國取得勝利和建成”的理論。這個理論，實際上是為蘇聯在沒有世界革命爆發的情況下，獨立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也迎合了當時黨內普遍存在的希望穩定和建設國家的願望。
    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兩個“老革命”，思想上可能還停留在“世界革命”的激情年代。他們對新經濟政策越來越不放心，覺得這會滋生資本主義勢力，腐蝕黨的純潔性。他們更傾向於盡快結束新經濟政策，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製，並且重新舉起“世界革命”的大旗，積極支持和推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 他們認為，隻有通過世界範圍的革命勝利，才能最終鞏固和保障蘇聯的社會主義成果。這種觀點，與托洛茨基之前一直倡導的“不斷革命論”和“世界革命”理念，倒是不謀而合。
    於是，曾經聯手對付托洛茨基的盟友，現在因為政策路線的分歧，開始分道揚鑣了。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聯合了黨內一些同樣對新經濟政策不滿、或者對斯大林個人權力日益膨脹感到擔憂的人士比如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也一度同情他們），形成了一個新的反對派聯盟，被稱為“新反對派”或者“列寧格勒反對派”因為季諾維也夫是列寧格勒黨組織的領導人）。
    1925年12月，聯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召開。 這次大會，成了“新反對派”與斯大林領導的多數派公開攤牌的戰場。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會上慷慨陳詞，猛烈抨擊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理論是“民族狹隘主義”，指責新經濟政策正在導致資本主義複辟，要求加強黨內民主，限製總書記的權力。
    但可惜的是，他們麵對的，是一個已經通過總書記職位牢牢掌控了黨中央組織機器和大部分地方黨組織的斯大林。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代表們對“黨內團結”的渴望和對“反對派”的厭惡，成功地孤立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大會最終通過了支持斯大林路線的決議，“新反對派”由於支持者寥寥，以慘敗收場。
    會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地位受到了嚴重打擊。季諾維也夫被解除了列寧格勒黨組織領導人的職務，他們在政治局中的影響力也大大削弱。
    走投無路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現在才意識到，他們當初為了對付托洛茨基而扶持起來的斯大林，遠比他們想象的要更危險、更難對付。為了挽回敗局，他們不得不放下昔日的恩怨，硬著頭皮去找他們曾經的死對頭——列夫·托洛茨基，尋求重新聯合。
    於是，在1926年，一個成分更加複雜、目標也更加混亂的反對派聯盟——“聯合反對派”誕生了。這個聯盟裏，不僅有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三位曾經的黨內巨頭，還包括了一些對斯大林不滿的老布爾什維克比如列寧的遺孀克魯普斯卡婭也一度對他們表示同情和支持，雖然她很快就迫於壓力退出了）。
    “聯合反對派”的主要政治主張，基本上是融合了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和季、加二人對新經濟政策的批判，要求加快工業化步伐，反對官僚主義，加強黨內民主，警惕富農勢力的增長，並重新強調世界革命的重要性。
    麵對這個來勢洶洶的“聯合反對派”，斯大林再次展現了他高超的政治鬥爭技巧和對權力的冷酷運用。他故技重施，充分利用自己對黨中央組織部門和地方黨組織的嚴密控製權，展開了全麵的反擊：
    輿論打壓： 控製報紙等黨的宣傳工具，將“聯合反對派”打成“反黨集團”、“分裂分子”、“小資產階級動搖的代表”，給他們扣上各種政治帽子，從思想上搞臭他們。
    組織清洗： 通過各級黨組織，對“聯合反對派”的成員和支持者進行“揭發批判”，撤銷他們的職務，剝奪他們的發言權，甚至將他們開除出黨。
    秘密警察監控： 利用國家政治保衛局格別烏，克格勃的前身）的力量，對反對派領導人的活動進行嚴密監視，搜集他們的“黑材料”，恐嚇和分化他們的支持者。
    操縱會議： 在黨內各級會議和代表大會上，通過控製代表的選舉和提案的審議，確保自己的路線得到通過，確保反對派的意見被壓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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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年多的激烈鬥爭，到了1927年12月，聯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次大會，在斯大林的嚴密控製下，徹底宣判了“聯合反對派”的死刑。大會通過決議，以“進行反黨分裂活動”等罪名，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主要反對派領導人，以及其他幾十名核心成員，統統開除出黨！
    至此，聯共黨內曾經勢力強大的“左翼反對派”，被斯大林徹底清洗幹淨！
    托洛茨基的命運最為悲慘。他先是被流放到偏遠的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然後在1929年，被徹底驅逐出蘇聯國境，從此開始了其漫長而顛沛流離的海外流亡生涯最終在1940年於墨西哥被斯大林派出的刺客用冰鎬殺害）。
    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兩個曾經的“革命元勳”，在被開除出黨後，為了苟延殘喘，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斯大林“認錯”、“懺悔”，希望能重新回到黨的懷抱。雖然他們後來也曾一度被恢複黨籍，但在政治上已經徹底失去了任何影響力，最終也沒能逃脫在大清洗中被處決的命運。
    斯大林通過這場殘酷的黨內鬥爭，不僅成功地清除了對他權力構成最大威脅的左翼反對派，也進一步鞏固了自己在黨內說一不二的主導地位。那些曾經與他並肩戰鬥的“老戰友”，如今要麽流亡海外，要麽俯首稱臣，要麽就永遠地閉上了嘴。
    就在斯大林剛剛把“左腳”的麻煩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給利索地“剁掉”之後，還沒等喘口氣，他又覺得“右腳”似乎也有點礙事了。他立刻調轉槍口，將矛頭指向了黨內另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以尼古拉·布哈林為首的所謂“右派”或者說“右傾機會主義”勢力。
    布哈林，這位被列寧在遺囑中稱為“全黨最喜歡的人物”、“黨內最大的理論家”，在托洛茨基等人被打倒後，一度成為斯大林在政治局中最重要的盟友。布哈林等人堅定地支持繼續實行新經濟政策，主張通過市場機製逐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與農民和平共處，循序漸進地向社會主義過渡。他們反對過快地、強製性地推行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擔心這會破壞工農聯盟，引發社會動蕩。
    然而，到了1927年底，蘇聯爆發了嚴重的糧食收購危機。國家計劃收購的糧食數量遠遠沒有完成，城市糧食供應緊張，甚至出現了憑票供應的情況。這場危機，成了斯大林與布哈林之間矛盾爆發的導火索。
    斯大林將糧食危機的責任，簡單粗暴地歸咎於農村中那些相對富裕的農民——“富農”的“蓄意破壞”和“囤積居奇”。他認為，這些富農是資本主義在農村的最後堡壘，他們不願意把糧食賣給國家，是在向蘇維埃政權進行“階級鬥爭”。因此，必須采取“非常措施”，用強製手段從富農手中奪取糧食，並通過全麵的農業集體化，徹底“消滅富農階級”，將分散的小農經濟改造成社會主義的集體農莊。
    布哈林則堅決反對這種簡單粗暴的“階級鬥爭”論調和強製性的集體化政策。他認為，糧食危機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家給出的糧食收購價格太低，而農民需要的工業品如農具、布匹、煤油等）又嚴重短缺，導致農民不願意把糧食賣給國家。他主張，應該通過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增加對農村的工業品供應、發展農村合作社等市場經濟手段來解決糧食問題，而不是對農民哪怕是富農）動用強製力量。他警告說，如果強行剝奪農民的土地和財產，搞“軍事封建剝削”，必然會引發農民的強烈反抗，最終破壞農業生產，危及工農聯盟。
    雙方的觀點尖銳對立，一場關係到蘇聯未來經濟發展道路和政治走向的激烈爭論，在黨內高層展開。
    斯大林再次祭出了他那套慣用的政治鬥爭手腕。他利用自己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的多數優勢，以及對宣傳機器的控製，開始猛烈攻擊布哈林等人的觀點。他給布哈林扣上了“右傾投降主義”、“富農代言人”、“背離列寧主義路線”等一頂頂政治帽子，指責他們是在向資本主義勢力妥協，要葬送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
    而布哈林呢，雖然在理論上可能比斯大林更勝一籌，但在政治權謀和組織能力方麵，顯然不是斯大林的對手。他雖然也進行了一些反駁和辯解，但在斯大林強大的政治攻勢和組織壓力麵前，顯得蒼白無力。他的支持者如時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李可夫、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的托姆斯基等）也紛紛遭到清洗和排擠。
    經過一係列激烈的黨內鬥爭和權力運作，到了1929年中，布哈林的命運也已注定。他被解除了一切重要職務，實際上被徹底趕出了權力核心。黨內的“右派”勢力，也隨之土崩瓦解。
    隨著左翼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右翼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這些曾經與列寧並肩戰鬥、在黨內擁有重要影響力的“老布爾什維克”們，相繼被斯大林以各種名義清除出局，到了1920年代末，斯大林終於如願以償，成為了蘇聯共產黨內無可爭議的、說一不二的最高權威。
    克裏姆林宮的“權力的遊戲”，暫時告一段落。最後的勝利者，是那個來自格魯吉亞的、沉默寡言但意誌如鋼的“鋼鐵之人”。他通過長達數年的、殘酷無情的黨內鬥爭，成功地將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和不同意見者，都一一打倒在地。通往個人獨裁的道路，已經被他徹底鋪平。
    現在，這位大權在握的最高統治者，終於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誌，來塑造這個龐大的蘇維埃國家了。一場規模更加宏大、影響也更加深遠的“革命”，即將在蘇聯的土地上展開。他將以鋼鐵般的決心，用最短的時間，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強行拖入現代工業化的軌道。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又將不惜付出怎樣巨大的代價呢？蘇聯人民的命運，又將在這場由他主導的“大變革”中，經曆怎樣的波折與苦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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