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講到，克裏姆林宮的紅牆之內，斯大林這位來自格魯吉亞的“鋼鐵之人”，在列寧逝世後，是合縱連橫，把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些曾經叱吒風雲的“老布爾什維克”一個個都給“請”下了政治舞台，連黨內公認的理論家布哈林，最終也成了他“前進道路”上的墊腳石。到了1920年代末，斯大林總算是把所有能跟他掰手腕的“大佬”都給收拾利索了，牢牢地把聯共這艘巨輪的舵盤攥在了自己手裏，成了蘇聯名副其實的最高掌舵人。
    這權力是到手了，可斯大林心裏一點也不輕鬆。他環顧四周，這蘇維埃俄國，雖然頂著“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光環，可家底子實在是太薄了！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踵而來的殘酷內戰，整個國家被打得是千瘡百孔，民生凋敝。用斯大林自己的話說，到1921年那會兒，蘇聯的工業產值，隻剩下戰前1913年）的五分之一左右！這意味著啥？意味著工廠的煙囪大多不冒煙了，機器生了鏽，鐵路運輸癱瘓，城市裏連最基本的日用品都奇缺。而農村呢？雖然土地名義上是分給了農民，但生產力低下，糧食產量也上不去。
    而國際環境呢？那更是險惡得緊！整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都把蘇聯看作是“洪水猛獸”、“赤色瘟疫”，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經濟上封鎖你，政治上孤立你，軍事上更是虎視眈眈，再來一次武裝幹涉。斯大林心裏跟明鏡似的：這幫西方列強，亡我之心不死啊！
    在這種內憂外患、強敵環伺的險惡環境下，斯大林失眠了。他躺在克裏姆林宮那張可能並不舒服的床上，翻來覆去地想：怎麽辦？我們蘇維埃俄國，要怎樣才能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裏生存下去，甚至強大起來？靠著現在這點小米加步槍哦，那時候還沒小米，主要是黑麵包加土豆），能抵擋得住西方列強的鋼鐵洪流嗎？
    答案，在他心中隻有一個，那就是——工業化！而且是超高速的、不惜一切代價的工業化！
    他要用最短的時間，把蘇聯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強行改造成一個擁有強大重工業和軍事工業的鋼鐵巨人，一個能夠抵禦任何外來侵略的堅固堡壘！而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將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付出任何代價，哪怕是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的鮮血和生命！
    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在1931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開的一次全國工業幹部會議上，斯大林發表了一篇堪稱振聾發聵、也充滿了血與火氣息的演說。他對著台下那些蘇維埃工業的“領頭羊”們，幾乎是咆哮著說道：
    “拖延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舊俄國的曆史，就是因為它的落後而不斷挨打的曆史……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跑完這段距離。要麽我們做到這一點，要麽我們就會被敵人碾碎！”
    這話說的，斬釘截鐵，擲地有聲，也充滿了不祥的預感。 “十年之內，趕上西方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差距！” 這目標，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斯大林不是在開玩笑，他是認真的！他深知，留給蘇聯的時間不多了。他有一種強烈的預感，一場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戰，正在逼近。
    您琢磨琢磨，“十年”，從1931年算起，剛好是到哪一年？1941年！ 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麽巧合得讓人不寒而栗。仿佛斯大林這位“紅色沙皇”，真的提前預見到了十年後那場席卷蘇聯大地的衛國戰爭！
    所以啊，斯大林急於推進工業化，絕不僅僅是為了實現什麽“共產主義理想”，更直接、更迫切的動因，是為了——備戰！為了生存！
    掃清了黨內那些“礙手礙腳”的反對派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之後，斯大林終於可以放開手腳，按照自己的意誌來“設計”和“建設”這個國家了。
    從1928年開始，蘇聯正式進入了以“五年計劃”為核心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時代。
    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技術決定一切！”“趕超資本主義！” 目標非常明確：迅速將蘇聯從一個依賴農業的落後國家，轉變為一個擁有強大重工業基礎的先進工業國！發展的重點，被放在了鋼鐵、煤炭、石油、電力、機械製造、交通運輸這些關係到國家經濟命脈和國防實力的核心產業上。
    一聲令下，整個蘇聯都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建設工地！斯大林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推進著大規模的工業建設。在烏拉爾山區，在西伯利亞的凍土帶，在烏克蘭的頓巴斯煤田……一座座嶄新的工廠、礦山、發電站拔地而起，一條條新的鐵路、公路、運河開始延伸。
    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馬鋼”），第聶伯河水電站，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高爾基汽車廠……這些日後在蘇聯工業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巨無霸”企業，很多都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奠基或建成的。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懷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當然，也有不少是被迫的），從全國各地湧向這些新興的工業中心，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用他們的汗水和血肉，為這個國家鑄造著工業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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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1930年代中期，也就是經過了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突擊”之後，蘇聯的工業麵貌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按照官方公布的數據雖然這裏麵可能也有不少水分），蘇聯的工業總產值已經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在鋼鐵、煤炭、石油、電力、拖拉機、汽車、飛機、坦克等重要工業品的產量方麵，蘇聯都取得了驚人的增長，有些領域甚至已經接近或超過了當時的一些老牌資本主義強國。
    這場被稱為“斯大林工業化”的進程，雖然充滿了爭議和血淚，但它確實在極短的時間內，為蘇聯建立起了一個相對完整的、以重工業為核心的國民經濟體係，尤其是強大的軍事工業基礎。 正是這些在和平時期勒緊褲腰帶、甚至不惜犧牲農業和民生建設起來的飛機廠、坦克廠、炮彈廠，為蘇聯在未來那場空前殘酷的衛國戰爭中，能夠頂住納粹德國的瘋狂進攻，並最終將其徹底打敗，奠定了至關重要的物質基礎。從這個角度看，斯大林的“十年之約”，雖然過程慘烈，但似乎也並非完全是癡人說夢。
    有趣的是，在這場看似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為敵的工業化浪潮中，西方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卻扮演了一個頗為尷尬的“助推者”角色。
    您想啊，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都給攪得是人仰馬翻，工廠倒閉，工人失業，商品堆積如山賣不出去。這時候，突然冒出來蘇聯這麽一個“大客戶”，揮舞著盧布或者用糧食、木材等原材料換外匯），要大規模采購西方的機器設備、技術專利，還要高薪聘請西方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來幫忙建廠。
    對於那些在經濟危機中苦苦掙紮、急需訂單和市場的西方資本家來說，這簡直就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啊！雖然他們可能打心眼裏討厭共產主義，但在白花花的銀子麵前，什麽意識形態、什麽國家利益，都可以暫時往後稍稍。 “敵人的錢，也是錢嘛！不賺白不賺！”
    於是乎，在整個1930年代，大量的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的公司和技術人員，都以各種方式參與到了蘇聯的工業化建設中。美國福特公司幫助蘇聯建立了高爾基汽車廠；德國克虜伯公司為蘇聯提供了冶金設備和技術；英國的工程師參與了第聶伯河水電站的設計……西方國家為了緩解自身的經濟危機，爭相向蘇聯出售機器、提供貸款、轉讓技術，客觀上為斯大林的工業化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支持。 這真是一個充滿了曆史諷刺意味的現象：一群“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居然要靠著“被掘墓者”提供的工具和技術，來打造埋葬他們的武器！
    當然，斯大林式的工業化，絕不僅僅是高歌猛進的建設和令人矚目的成就，它背後也伴隨著巨大的、令人窒息的社會代價。
    為了在最短時間內實現工業產值的飛躍，工人們被要求進行超負荷的、近乎野蠻的勞動。所謂的“斯達漢諾夫運動”以礦工斯達漢諾夫超額完成采煤定額為榜樣，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的勞動競賽），更是將這種對勞動強度的壓榨推向了極致。工人們每天都要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完成高得離譜的生產指標，任何的鬆懈和不滿，都可能被視為“怠工”或“破壞活動”而受到嚴厲懲罰。
    與此同時，由於國家資源被優先投入到重工業和軍事工業領域，“保大炮不保黃油”，導致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輕工業和日用消費品生產嚴重不足。城市居民排隊購買麵包、肥皂、布匹成了家常便飯，住房緊張，生活必需品長期匱乏，人民的生活水平並沒有隨著工業產值的增長而得到相應的提高。
    為了彌補勞動力的不足，也為了“懲罰”那些所謂的“階級敵人”和“人民公敵”，斯大林政府還大規模地動用了勞改營的囚犯，作為免費的、可以任意驅使的勞動力，投入到那些最艱苦、最危險的工程建設中去。從白海波羅的海運河的開鑿，到西伯利亞的礦山開采，再到遠東的鐵路修建……無數的古拉格囚犯，在饑餓、寒冷、疾病和殘酷的奴役下，默默地死去，他們的白骨，也成為了蘇聯工業化豐碑下那些看不見的奠基石。
    盡管代價如此沉重，甚至可以說是血腥，但不可否認的是，蘇聯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裏，確實奇跡般地完成了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到世界級工業強國的轉變，為日後成為與美國並駕齊驅的超級大國，打下了最初的、也是最堅實的物質基礎。
    就在城市裏的工廠煙囪冒出滾滾濃煙，高爐裏噴射出熊熊鐵水的同時，蘇聯廣闊的農村，也正在經曆著一場天翻地覆、也同樣充滿了血與淚的劇烈變革——那就是全麵的、強製性的農業集體化運動。
    斯大林堅信，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是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巨大障礙。這種小生產方式，不僅效率低下，難以滿足國家工業化對糧食和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因素，滋生所謂的“富農階級”，對蘇維埃政權構成潛在的威脅。在他看來，要想徹底鞏固社會主義在農村的陣地，要想把農民牢牢地掌握在國家手中，就必須把這些分散的、像一盤散沙一樣的私人農莊，統統改造成由國家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分配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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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從1929年開始，一場以“消滅富農階級”、“實現農業全盤集體化”為目標的、暴風驟雨般的運動，席卷了蘇聯的整個農村。
    所謂的“集體化”，說白了，就是要把農民世世代代賴以為生的土地、辛辛苦苦積攢的耕牛、馬匹、農具甚至家禽家畜，統統“自願地”交出來，歸集體所有。農民們則從獨立的土地所有者，變成了在集體農莊裏按“勞動日”記工分、由國家統一管理和分配產品的“農業工人”。
    而那些在內戰後通過新經濟政策稍微積累了一點財富、生活相對富裕一些的農民，也就是所謂的“富農”，則被視為阻礙集體化的“階級敵人”，遭到了殘酷無情的打擊。 “消滅富農階級”的口號響徹雲霄。成千上萬的“富農”家庭，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甚至連棲身的房屋都被沒收，然後被強行遷徙到西伯利亞、哈薩克斯坦等邊遠地區的荒涼地帶，任其自生自滅。據估計，至少有數百萬“富農”及其家屬，在這場運動中被迫背井離鄉，其中不少人死在了遷徙途中或者艱苦的流放地。
    麵對這種突如其來的、剝奪一切的劇烈變革，廣大農民不僅僅是富農，也包括中農甚至部分貧農）的反應，自然是充滿了恐懼、抵觸和絕望。一些地區爆發了農民騷亂和反抗，但很快就被國家派出的軍隊和秘密警察以血腥的手段鎮壓下去。更多的農民消極的抵抗方式——在被迫加入集體農莊之前，他們寧可把自己的耕牛、馬匹、豬羊統統宰殺掉，也不願讓它們歸集體所有。
    這種大規模的牲畜屠殺，對蘇聯的農業生產力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據統計，在集體化運動的高潮期，蘇聯的牛、馬、豬、羊等主要牲畜的數量，都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耕畜沒了，地怎麽種？再加上農民們普遍缺乏生產積極性反正幹多幹少都一樣，打下的糧食大部分也得交給國家），農業生產管理混亂，播種和收割工作陷入一片混亂。
    其直接後果，就是在1931年至1933年期間，蘇聯爆發了一場極其嚴重的、波及全國多個地區的糧食危機和恐怖大饑荒！
    這場大饑荒，雖然官方一開始極力否認其存在，並將其歸咎於“自然災害”和“富農破壞”，但其慘烈程度和波及範圍，都足以載入人類災難史冊。據後世曆史學家包括俄羅斯和西方學者）根據各種檔案和人口數據進行的估算，在這場大饑荒中，全國範圍內活活餓死的人數，大約在600萬到1000萬人之間！這是一個多麽觸目驚心的數字！
    其中，作為蘇聯傳統“糧倉”的烏克蘭地區，災情尤為慘重，餓死的人數可能高達數百萬！ 這場在烏克蘭被稱為“odoor”烏克蘭語意為“饑餓滅絕”）的大饑荒，給烏克蘭民族留下了永遠無法磨滅的慘痛記憶，也成為了日後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民族矛盾和曆史恩怨的一個重要根源。時至今日，烏克蘭仍然堅持認為，這場大饑荒是斯大林政府針對烏克蘭民族蓄意製造的“種族滅絕”，雖然俄羅斯方麵對此予以否認。這種曆史仇恨的種子，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仍在深刻地影響著兩國的關係。
    麵對如此大規模的饑荒，斯大林政府最初的反應卻是極其冷酷和麻木的。他們不僅封鎖消息，否認饑荒的存在，甚至還繼續從饑餓的農村地區，以極高的比例強行征調糧食，以確保對城市工業中心和出口換匯的供應！在他們看來，工業化的宏偉目標高於一切，農民的生命和苦難，似乎是可以被犧牲的代價。
    直到1933年底，隨著饑荒的蔓延已經嚴重威脅到國家穩定和農業生產的徹底崩潰，當局才開始有所調整，減少了糧食征購額，並采取了一些有限的救濟措施。饑荒的狀況才逐漸有所緩和。
    但斯大林並沒有因為這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而放棄他的農業集體化政策。他將饑荒的責任，依然歸咎於“惡劣的氣候條件”、“富農的怠工破壞”以及“農民群眾的不服從”，並強硬地宣稱，農業集體化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社會主義在農村已經“紮下了根”。
    到了1940年，從形式上看，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確實已經基本完成了。絕大多數的農戶都被“組織”進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但其代價是什麽呢？是數百萬無辜生命的消逝，是傳統農村社會結構的徹底瓦解，是農業生產力的長期停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蘇聯的農業總產值，才勉強恢複到1920年代中期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水平。
    這場災難性的農業“大改革”，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斯大林執政風格中那種為了達到意識形態目標不惜一切代價、甚至漠視數百萬人生死的冷酷無情的一麵。
    但說到這裏，咱們得承認，斯大林的工業化和集體化，確實給蘇聯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是曆史事實，不容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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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我們站在當時斯大林所處的那個極端險惡的國際環境和蘇聯自身極端落後的國內現實來看，他那種不惜一切代價、用超常規甚至可以說是野蠻的手段來追求國家快速強大的邏輯，似乎又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當然，這種“合理性”是以犧牲無數個體生命和自由為前提的，其道義基礎是極其脆弱的）。
    斯大林和他領導下的聯共，是真心相信他們正處在一個被資本主義世界重重包圍、隨時可能遭到侵略和顛覆的“戰爭前夜”。他們也真心相信，隻有迅速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基礎和國防力量，才能保衛這個世界上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被扼殺。在這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極端思維和高度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他們選擇了用最極端、最快速、也最殘酷的方式，來榨取國家的一切資源，去追趕那些已經領先他們幾十上百年的西方強國。
    可以說，斯大林的工業化，就是一場在和平時期進行的、以戰爭為最終目標的“國家總動員”。它是一把雙刃劍，一麵是閃耀著鋼鐵光芒的工業成就和國防力量的迅速崛起，另一麵則是千百萬普通民眾的血淚、饑餓和死亡。
    曆史學家們常常爭論，如果沒有斯大林這種不計代價的強製性工業化，蘇聯能不能在1941年頂住納粹德國那摧枯拉朽般的“閃電戰”？這個問題，恐怕永遠沒有標準答案。
    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正是這場在1930年代用巨大代價換來的工業基礎，使得蘇聯在衛國戰爭最艱難的頭兩年，能夠將大量的工廠設備緊急遷移到烏拉爾山東麓和西伯利亞地區，繼續生產坦克、飛機、大炮，為最終戰勝法西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物質保障。從這個結果來看，斯大林那套“要麽我們做到，要麽我們被碾碎”的邏輯，似乎又得到了某種殘酷的“驗證”。
    當然，這種“驗證”的代價，是蘇聯人民永遠的傷痛。而斯大林本人，在通過這場血腥的“大建”時代，將蘇聯強行拖上工業化軌道、初步奠定了超級大國雛形的同時，他那多疑、冷酷、殘忍、專斷的性格，也在這場運動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和膨脹。
    為了確保他的政策能夠不受任何幹擾地推行下去，為了清除那些在他看來可能存在的“異己分子”和“潛在威脅”，一場更大規模、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風暴，即將在蘇聯的上空聚集。那些曾經與他並肩戰鬥的革命元勳，那些在工業化和集體化中稍有微詞的幹部，甚至那些僅僅是被懷疑“不夠忠誠”的普通黨員和知識分子……都將可能成為這場風暴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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