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講到，斯大林這位“鋼鐵之人”，靠著五年計劃的“胡蘿卜加大棒”，硬是把一個農業國蘇聯，在短短十幾年內，強行拖上了工業化的快車道。工廠的煙囪是冒煙了，坦克飛機也造出來了，可這代價，也是血淋淋的。餓殍遍野的大饑荒，以及在建設工地上累死的無數勞工，都成了斯大林工業化豐碑下那不忍卒睹的基座。
    然而，對於斯大林來說，光是經濟上的“改革”還不夠。他心裏明鏡兒似的，黨內那些曾經跟他掰過手腕的“老家夥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等），雖然現在都被他打翻在地，有的流亡海外，有的俯首稱臣，但他們的思想還在，他們的影響還在，保不齊哪天就死灰複燃，給他捅婁子。還有那些在工業化和集體化過程中，因為政策太激進、手段太粗暴而心懷不滿的地方幹部、知識分子、甚至普通老百姓，這些人也是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於是，一場以“肅清叛徒、間諜、破壞分子”為名，實則旨在鞏固斯大林個人獨裁、對整個蘇聯社會進行全麵控製和殘酷整肅的政治運動，就像一場即將到來的血雨腥風，開始在克裏姆林宮的上空醞釀。
    正當斯大林還在琢磨著怎麽把這“大掃除”搞得“名正言順”、“深入人心”的時候，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如同天上掉下來的一塊石頭，正好砸在了他最需要的那根導火索上。
    1934年12月1日，一個寒冷的冬日。列寧格勒就是之前的彼得格勒，現在的聖彼得堡），斯莫爾尼宮，這個曾經見證了十月革命炮火的地方，發生了一起震驚蘇聯的血案。
    時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列寧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書記的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在他位於斯莫爾尼宮的辦公室走廊裏，被人近距離開槍射殺，當場斃命！
    基洛夫這個人，在當時的蘇聯政壇上，那可是個響當當的人物。他年輕有為，精力充沛，口才出眾，在黨內尤其是在列寧格勒這個重要的工業和政治中心）擁有極高的人氣和威望。在1934年初召開的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後來被稱為“勝利者的大會”，諷刺的是，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大部分後來都被清洗了）上，基洛夫在選舉中央委員時獲得的讚成票，甚至比斯大林本人還要多當然，官方計票結果肯定不會這麽顯示）。這事兒，雖然隻是黨內高層的一些傳聞，但足以讓多疑的斯大林對他心生警惕和不滿。
    基洛夫的遇刺，至今仍然是蘇聯曆史上的一大謎案。凶手是一個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的失業青年，他當場被捕。官方的調查結論是，這是一起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反黨集團”在幕後策劃的、旨在顛覆蘇維埃政權的政治謀殺。
    但這個結論，疑點重重，漏洞百出。很多人包括後世的曆史學家）都懷疑，這起刺殺案的背後，很可能就有斯大林和他領導下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克格勃的前身）的影子。他們可能利用了尼古拉耶夫的個人不滿和精神不穩定，巧妙地引導甚至直接操縱了他，目的就是除掉基洛夫這個潛在的政治對手，並以此為借口，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政治清洗。
    當然，這些都隻是猜測，缺乏直接的、確鑿的證據。但無論真相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斯大林極其迅速、也極其“巧妙”地利用了基洛夫之死這個突發事件，把它變成了一把指向所有“潛在敵人”的利劍。
    基洛夫遇刺的當天晚上，斯大林就親自從莫斯科趕到列寧格勒“調查案情”。緊接著，他力排眾議，強行通過了一項被稱為“一二一法令”即12月1日法令）的緊急法令。該法令規定：對從事恐怖活動和組織恐怖活動的案件，偵查時間不得超過十天；審判可以不通知被告和辯護律師；判決主要是死刑）不得上訴，並應在判決後立即執行！
    這“一二一法令”，簡直就是一把尚方寶劍，賦予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和司法機關無限的權力，可以不經正常法律程序，隨意逮捕、審判和處決所謂的“人民公敵”。 大清洗的法律閘門，就這樣被斯大林親手打開了。
    緊接著，斯大林發表講話，聲淚俱下地悼念“親愛的朋友和戰友基洛夫同誌”，並義正辭嚴地宣稱，基洛夫的鮮血決不能白流！黨和國家機關內部，潛伏著大量的叛徒、間諜、破壞分子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匪幫”的餘孽！他們亡我之心不死，時刻準備顛覆我們偉大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必須立即采取最堅決、最無情的措施，把這些隱藏的敵人統統挖出來，徹底消滅幹淨！
    一場席卷整個蘇聯、持續數年之久、充滿了血腥和恐怖的政治高壓時期——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清洗”俄語：Бoльar чnctka，有時也譯作“大恐怖”），就這樣，在基洛夫遇刺的槍聲中，正式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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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洗的屠刀，首先砍向的，就是那些曾經與列寧並肩戰鬥、但在斯大林看來已經“過時”或者“不可靠”的布爾什維克老近衛軍們。斯大林要通過一係列精心策劃的、公開的“審判秀”，不僅在肉體上消滅他們，更要在政治上搞臭他們，把他們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從而徹底鞏固自己作為列寧唯一合法繼承人和黨內最高領袖的地位。
    從1936年到1938年，莫斯科接連上演了三場震驚世界的“世紀大審判”，史稱“莫斯科審判”或“公開肅反表演性審判”。這些審判，與其說是嚴肅的司法程序，不如說是一場場由斯大林親自編劇、內務人民委員部精心導演、被告們被迫“配合演出”的政治鬧劇。
    第一次莫斯科審判 (1936年8月)：
    被告席上，站著的是曾經在黨內呼風喚雨、與斯大林組成過“三駕馬車”的格裏戈季·季諾維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十幾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聯合恐怖中心”的成員。
    指控他們的罪名，聳人聽聞：參與策劃和組織了對基洛夫的暗殺；與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勾結，密謀暗殺斯大林等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複辟資本主義！
    在法庭上，這些曾經的革命領袖，在經曆了數月的秘密關押、酷刑折磨和精神摧殘之後，一個個都像被抽掉了脊梁骨一樣，麵如死灰，目光呆滯。他們“痛哭流涕”地“承認”了檢察官指控他們的所有罪行哪怕這些罪行是如此的荒誕不經，漏洞百出），甚至還互相“揭發”、“撕咬”，爭先恐後地往自己和昔日戰友身上潑髒水，仿佛隻有通過最徹底的“自我毀滅”，才能換取一絲絲根本不存在的）寬恕。
    整個審判過程，通過廣播向全國直播，通過報紙大肆宣傳。蘇聯人民以及全世界）都“親眼目睹”、“親耳聆聽”了這些“人民公敵”的“滔天罪行”和“無恥懺悔”。
    最終結果毫無懸念：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所有主要被告，都被判處死刑，並被立即執行槍決！
    第二次莫斯科審判 (1937年1月)：
    這次審判的對象，主要是所謂的“平行反蘇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員，包括格奧爾基·皮達可夫曾任重工業人民委員部副人民委員）、卡爾·拉狄克著名理論家和記者）等一批在經濟和外交領域頗有影響的人物。
    罪名也差不多：與托洛茨基勾結，進行間諜破壞活動，破壞蘇聯的工業建設，與德國、日本法西斯秘密勾結，企圖分裂蘇聯，等等。
    同樣的劇本，同樣的“認罪”和“懺悔”，同樣是死刑判決。
    第三次莫斯科審判 (1938年3月)：
    這次的“主角”，是曾經的黨內“右派”領袖、被列寧稱為“全黨最喜歡的人物”的尼古拉·布哈林，以及前蘇聯政府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阿列克謝·李可夫，還有前內務人民委員部秘密警察）頭子亨利希·雅戈達諷刺的是，雅戈達本人就是前兩次莫斯科審判的主要操辦者之一，現在輪到他自己上被告席了）等二十多名所謂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聯盟陰謀集團”成員。
    布哈林在法庭上，雖然也“承認”了某些“錯誤”，但他不像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那樣完全放棄抵抗。他試圖在“認罪”的同時，為自己的一些觀點和行為進行辯解，甚至在某些問題上與檢察官維辛斯基這位後來以其在莫斯科審判中冷酷無情、巧舌如簧而著稱的“斯大林的走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
    但最終，在巨大的政治壓力和早已內定的判決麵前，布哈林的掙紮也隻是徒勞。他和李可夫等人，同樣被以“叛國”、“間諜”、“破壞”、“謀殺”等罪名判處死刑，並被處決。而曾經的“劊子手”雅戈達，也落得了與他那些“獵物”同樣的下場。
    這些所謂的“公開審判”，通過精心編排的劇本、被告們在酷刑和威脅下被迫做出的“供詞”、以及鋪天蓋地的官方宣傳，在蘇聯國內外都營造出了一種極其恐怖的氛圍：似乎黨和國家內部真的潛伏著一個又一個龐大的、與外國勢力勾結的陰謀集團，他們無時無刻不在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暗殺偉大領袖斯大林同誌！而斯大林同誌，則是那個洞察一切、力挽狂瀾、從叛徒手中拯救了革命和祖國的唯一救星！
    通過這種方式，斯大林不僅在肉體上消滅了所有可能對他構成威脅的昔日政治對手和革命元老，更在道義上將他們徹底打翻在地，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他也借此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個人權威，將自己塑造成了不可替代的、唯一正確的領袖。
    而那些在列寧時代與他平起平坐、甚至在他之上的“老布爾什維克”們，幾乎被“一鍋端”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經曆了一場徹底的“大換血”。1934年聯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到了1939年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時，據統計，竟然有高達98人約占70）已經被逮捕並處決！其餘的大多數人也被撤職、流放或在恐懼中苟延殘喘，真正能夠“幸免於難”的，寥寥無幾，而且幾乎都是那些對斯大林表現出絕對忠誠、唯唯諾諾的人，比如米高揚、加裏寧、莫洛托夫等人。 曾經星光熠熠的列寧時代的革命核心層，除了斯大林本人，幾乎蕩然無存。那些“與列寧有私交”、“敢於在列寧麵前發表不同意見”的同代人，都被他以各種名義送上了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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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黨內高層大開殺戒的同時，斯大林那多疑的目光，也投向了另一個可能威脅到他絕對權力的重要領域——蘇聯紅軍。
    紅軍，這支在內戰炮火中成長起來的軍隊，雖然是蘇維埃政權的“槍杆子”，但斯大林對它並不完全放心。一方麵，軍隊中仍然有不少指揮員是沙俄時代的舊軍官，他們的“階級成分”和“政治忠誠度”在斯大林看來都值得懷疑。另一方麵，一些在內戰中戰功卓著、在軍中擁有崇高威望的紅軍將領，比如被譽為“紅色拿破侖”的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他們思想獨立，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甚至在軍事戰略和軍隊建設等問題上與斯大林以及他寵信的伏羅希洛夫等人）存在分歧。這些人，在斯大林看來，都是潛在的“危險分子”，是可能挑戰他權威的“獨立王國”。
    於是，一場針對紅軍指揮層的大清洗，以其史無前例的規模和殘酷性，在1937年驟然展開！
    導火索，據說是一份由德國情報部門可能是通過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轉交）“巧妙”地送到斯大林手中的、關於圖哈切夫斯基等人與德國軍方秘密勾結、企圖發動軍事政變的“情報”這份情報的真實性至今存疑，很可能是德國人的離間計，或者是斯大林早已想動手，隻是借此為名）。
    不管真假，本著寧可殺錯一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原則，斯大林立刻抓住了這個“把柄”。1937年6月，圖哈切夫斯基元帥，以及其他七位紅軍高級將領包括方麵軍司令級別的亞基爾、烏博列維奇等人），在沒有任何公開審判的情況下，被秘密逮捕，並以“叛國罪”、“間諜罪”、“參與反蘇軍事陰謀”等罪名，被迅速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
    圖哈切夫斯基的被殺，僅僅是一個開始。緊接著，清洗的屠刀在紅軍內部瘋狂揮舞，從元帥、集團軍司令、軍長、師長、旅長，一直到團級甚至營級軍官，成千上萬的指揮員被扣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逮捕、審判、處決或送往古拉格。
    這場清洗的規模有多大？咱們來看幾組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
    元帥級別：當時蘇聯紅軍總共隻有5位元帥，其中就有3位圖哈切夫斯基、葉戈羅夫、布柳赫爾）被處決！另外兩位，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則是斯大林的鐵杆親信，自然安然無恙。
    集團軍方麵軍司令級別將官：15名中，有13名該級別的將領被清洗包括處決、監禁或解職），幾乎占到了當時該級別將官總數的90以上！
    軍級指揮員大致相當於上將）：57人中，有50人遭到清洗，比例高達87.7！
    師級指揮員大致相當於中將）：186人中，有154人遭到清洗，比例為82.8！
    旅級指揮員大致相當於少將）：406人中，有336人遭到清洗，比例也高達82.7！
    團級軍官包括政委在內）：據估計，有數千人遭到解職、監禁、流放或處決，至少有60以上的團級指揮崗位被更換了新人。
    總計：在整個大清洗期間，大約有3萬5千名紅軍軍官從尉官到元帥）遭到清洗，這幾乎占到了當時紅軍軍官總人數的40以上！有些資料甚至認為實際比例更高。
    紅軍總參謀部的核心成員幾乎被“團滅”，包括參謀長、作戰部負責人等關鍵職位都經曆了血腥的“大換血”。新興的技術兵種，如空軍、裝甲兵、通信兵等的領導層和技術骨幹，更是損失慘重，很多富有經驗和創新精神的指揮員和工程師一夜之間“人間蒸發”，導致這些新兵種的發展出現了嚴重的技術斷層和人才斷檔。
    這場對紅軍指揮體係的“自毀長城”式的清洗，其後果是災難性的！大量富有實戰經驗和理論水平的優秀指揮員被無辜殺害，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雖然“政治可靠”即對斯大林絕對忠誠）但軍事才能平庸、缺乏經驗的“速成”幹部。紅軍的指揮效率、戰術水平和創新能力都遭到了嚴重削弱。軍隊內部彌漫著恐懼和不信任的氣氛，人人自危，誰也不敢輕易提出不同意見，隻求自保。
    斯大林通過這場血腥的“肅軍”，確實清除了那些他認為“不可靠”或者可能挑戰他權威的軍事將領，進一步鞏固了對軍隊的絕對控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是蘇聯國防力量的嚴重內傷。這種內傷的後果，在幾年後爆發的蘇芬戰爭和蘇德戰爭初期，將以極其慘痛的方式暴露出來。
    大清洗的恐怖，絕不僅僅局限於黨政軍的高層精英。它像一張無形的巨網，籠罩了蘇聯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個普通幹部和普通民眾，都可能在毫無征兆的情況下，被卷入這場血腥的漩渦。
    斯大林充分利用了他手中掌控的秘密警察係統——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在全國各地大搞“肅反”運動。為了確保“清洗”的“效率”和“成果”，nkvd甚至在各個地區、各個部門都設定了需要逮捕和處決的“敵人”的配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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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沒聽錯，就是“配額”！比如，某個省份、某個州、某個軍區，上級會下達指令：你們這裏必須查處出多少名“反革命分子”、多少名“間諜”、多少名“托派分子”……這簡直是荒唐至極！“敵人”的數量，居然可以像生產鋼材、煤炭一樣，事先定好指標，然後按指標去“完成任務”！
    這種“配額式”的恐怖，直接導致了無數無辜者的災難。地方上的nkvd官員和黨政幹部，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保住自己的烏紗帽，甚至為了邀功請賞，往往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們開始瘋狂地搜羅所謂的“敵人”，如果實在找不到，那就隻能擴大化，把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無限上綱上線，甚至直接刑訊逼供，屈打成招。
    一時間，整個蘇聯社會陷入了極度的猜忌、恐懼和瘋狂之中。人與人之間的基本信任蕩然無存。鄰居可能會因為一點小摩擦而舉報你“收聽敵台”；同事可能會因為嫉妒你的職位而誣陷你“發表反動言論”；甚至在家庭內部，夫妻反目、父子相殘的人間悲劇也時有發生。整個國家都籠罩在一種“白天喊口號，晚上寫交代”的恐怖氛圍之下。
    被捕者往往不經過任何正式的、公正的審判很多時候就是由nkvd的“三人小組”秘密決定），就被扣上各種駭人聽聞的罪名，判處重刑。其中一部分人被直接槍決，而更多的人，則被塞進悶罐火車，押送到西伯利亞、遠東和極北地區的那些人間地獄——古拉格勞改營，去充當無償的苦役。
    根據後來解密的蘇聯檔案數據，僅在1937年至1938年這個大清洗的高峰期，被判處死刑的人數就高達約68萬1千人！另有大約130萬人被關進了勞改營或被流放。 而在整個1930年代的大清洗期間，因為各種原因處決、死於勞改營、饑荒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據不同曆史學家的估算，從數百萬到上千萬不等。這是一個多麽驚人、多麽慘痛的數字！
    對於中下層黨政幹部的清洗，也同樣觸目驚心。到1938年，全國15個加盟共和國的黨中央第一書記中，竟然有13人被槍決或逮捕後失蹤！ 各個州、邊疆區的黨組織領導層也基本被“一鍋端”，像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地的書記們幾乎是“全軍覆沒”。
    這種“幹部體係的極端不穩定性”，被當時的人們無奈地戲稱為：“三個月前是縣黨委書記，三個月後當了部長，再過三個月就進了監獄。” 據說，在清洗的高峰期，蘇聯每年有超過30萬名官員、企業職工被撤換或逮捕。這導致整個黨政係統陷入極度的恐慌和癱瘓，人人不敢負責，不敢作為，隻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即便是普通的共產黨員，也難逃厄運。據統計，從1936年到1939年，在當時大約300萬蘇聯共產黨員中，就有約80萬人因為各種原因被“清除出黨”或者直接被逮捕。原因五花八門：可能僅僅是因為你曾經與某個被打成“托派”或“季諾維也夫分子”的人有過組織關係；可能僅僅是因為你在某個會議上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或者對某個政策表示了一點點懷疑；甚至可能僅僅是因為你的某個親戚或朋友“出了問題”，你也會受到“株連”。
    經過這場持續數年、如同“內部戰爭”一般殘酷的“大掃除”，蘇聯社會在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之後，終於被恐怖所“征服”了。斯大林通過消滅所有現實的或臆想中的敵人，清除了黨內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對聲音和不同派別，將整個國家機器牢牢地控製在了自己手中，建立起了人類曆史上罕見的、高度集權的個人獨裁統治。
    在一片血雨腥風和萬馬齊喑的恐怖氛圍中，對斯大林個人的崇拜，卻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瘋狂的頂峰。
    官方的宣傳機器馬力全開，將斯大林描繪成無所不能、永遠正確的“偉大舵手”、“各族人民的慈父”、“全世界勞動人民的領袖和導師”、“最偉大的天才”、“當代列寧”……各種肉麻的頌揚之詞雪片般飛來，簡直要把他捧上神壇。
    他的名字被用來命名城市比如察裏津改名斯大林格勒，頓涅茨克改名斯大林諾）、工廠、集體農莊、街道、山峰……他的雕像和肖像，遍布蘇聯的每一個角落，從機關學校到工廠農村，無處不在。他的著作很多是別人代筆或者經過精心修改的）被奉為“經典”，要求人人學習，深刻領會。每一次會議，每一次集會，都必須以高呼“斯大林烏拉！”斯大林萬歲！）開始和結束。
    這種鋪天蓋地的個人崇拜，一方麵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統一思想、維護社會“穩定”高壓下的穩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麵，它也徹底壓製了不同意見，使得整個國家的決策都係於斯大林一人之手，為日後可能出現的重大失誤埋下了隱患。
    而在那光鮮亮麗的“領袖崇拜”背後，是無數破碎的家庭，是數百萬無辜的冤魂，是整個民族心靈深處難以愈合的創傷。斯大林用恐怖和殘忍的手段建立起了他的“紅色帝國”，也為這個國家未來的命運，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難以驅散的陰影。
    大清洗的風暴，到1938年底、1939年初，總算是漸漸平息了下來或者說，從大規模的公開鎮壓轉向了更隱蔽的、常規化的控製）。斯大林環顧四周，那些曾經的“戰友”和“對手”們，要麽已經化為塚中枯骨，要麽就在古拉格的冰天雪地裏苟延殘喘。他終於可以安心地坐在克裏姆林宮的寶座上，享受那至高無上的權力了。
    但是，就在他剛剛“打掃幹淨屋子”，準備集中精力應對日益險惡的國際局勢的時候，一場看似不起眼、卻將對蘇聯紅軍的真實戰力進行一次殘酷檢驗的“小麻煩”，卻在蘇聯的西北邊境悄然降臨了。那個倔強的北歐小國芬蘭，似乎並不打算乖乖地聽從“老大哥”的安排……而剛剛經曆過血腥清洗、指揮層元氣大傷的蘇聯紅軍，又將在冰天雪地中，交出一份怎樣的答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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