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們說到，盟軍在踹開了意大利的“南大門”之後，原以為能上演一出“直搗羅馬”的快意恩仇錄。可沒想到，這亞平寧半島的“靴子”，不僅踢著硌腳，裏麵還灌滿了泥。凱塞林元帥，這位德國的“防守大師”，硬是利用意大利那多山的地形和連綿的秋雨，構築起了一道道讓盟軍頭疼不已的“古斯塔夫防線”，把巴頓和蒙哥馬利這兩位性格迥異的“王牌”，都給死死地拖在了那不勒斯北部的泥濘山穀之中，寸步難行。
    意大利戰役，從一場預想中的“閃電突擊”，徹底演變成了一場考驗耐心和後勤的“塹壕消耗戰”。
    然而，就在英美聯軍還在為如何啃下卡西諾山這塊硬骨頭而撓頭的時候，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在整個1943年的世界戰爭大棋盤上，意大利，其實隻是一個次要的、甚至是具有牽製意義的“側翼戰場”。
    而在莫斯科，剛剛品嚐了斯大林格勒偉大勝利果實的斯大林同誌，也同樣在摩拳擦掌，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夏天，發動一場更大規模的反攻，將德國侵略者徹底趕出蘇聯的土地。
    雙方，都在舔舐著傷口，積蓄著力量，像兩頭受了重傷但依然凶猛的巨獸，將他們最後、也是最精銳的賭注，悄悄地壓向了地圖上那個被稱為“庫爾斯克”的、巨大的突出部。
    在經曆了斯大林格勒的驚天逆轉和第三次哈爾科夫戰役的慘烈拉鋸之後，1943年初春的東線戰場，暫時陷入了一種令人窒息的寂靜。這寂靜，並非和平的降臨，而是雙方在耗盡了最後一絲力氣之後，如同兩個受了重傷的巨獸，各自退回自己的巢穴，默默舔舐著傷口，積蓄著力量，準備著下一場更致命的搏殺。
    自1941年6月22日“巴巴羅薩”行動開始，到1943年初，這場人類曆史上規模最龐大、也最殘酷的陸地戰爭，已經徹底變成了一台無情的“絞肉機”。其吞噬生命的速度和規模，早已突破了常人認知的極限：
    蘇聯的代價：據戰後較為可靠的統計，在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裏，蘇聯在軍事和非軍事領域的總傷亡包括陣亡、失蹤、被俘、以及因戰爭導致的饑餓和疾病死亡），已經超過了駭人聽聞的一千一百萬人！這是一個足以讓任何一個正常國家都徹底崩潰的數字。雖然蘇聯依靠其廣袤的國土和龐大的人口基數，依然擁有著德國所不具備的、近乎“無限”的人力儲備，但這種驚心動魄的消耗，也已經讓這個國家流盡了太多的鮮血。
    德國的代價：而德國及其仆從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意大利等），在東線也同樣損失慘重。其傷亡總數，也已超過三百萬人。雖然從絕對數字上看，比蘇聯要少，但對於德國這樣一個人口和資源都相對有限的國家來說，這個損失同樣是致命的。更重要的是，在莫斯科的冰雪和斯大林格勒的廢墟中，德國損失的，是大量在戰爭初期跟隨“閃電戰”一路打過來的、經驗最豐富、訓練最優良的“精銳老兵”。他們的損失，是後期匆匆征召的新兵所無法彌補的。德軍的戰鬥力，實際上已經出現了一個難以逆轉的、結構性的下滑。
    前線的士兵們，無論是蘇聯紅軍還是德國國防軍，都已經陷入了極度的疲憊和麻木之中。戰爭，已經進入了最殘酷的“拚刺刀”、“拚消耗”階段。比的，不再僅僅是戰術的精妙，更是國家意誌的堅韌和血肉的厚度。
    1943年初春的第三帝國，從地圖上看，依然是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龐然大物。它的軍事力量，部署在從挪威北角到希臘克裏特島的廣闊戰線上。
    東線：依然是德軍的主戰場。超過三百萬的德軍及其盟友，像一道漫長而又脆弱的堤壩，部署在從列寧格勒到黑海的、長達數千公裏的戰線上，準備迎接蘇軍即將到來的、更大規模的夏季攻勢。
    西線：也同樣不敢有絲毫的鬆懈。超過一百五十萬的德軍，駐守在從挪威到法國南部的漫長海岸線上，像一群緊張的看門狗，時刻提防著英美盟軍隨時可能發動的、那傳說中的“第二戰場”登陸。這部分兵力，是絕對不能輕易調動的。
    其他戰區：在北歐，還有約三十萬德軍；在巴爾幹，還有四五十萬德軍在與遊擊隊糾纏；在意大利，為了防止這個“扶不起的盟友”徹底崩盤，德軍也在準備向那裏增派更多的部隊。
    這兵力，從數字上看，依然是“雄壯”的。但實際上，每一條戰線都像一根被拉到了極限的橡皮筋，疲於奔命，捉襟見肘。
    然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這場關乎帝國生死存亡的總體戰已經打了近兩年的時候，德國國內，卻依然在維持著一種虛假的、近乎“和平”的幻象。
    這，就得從希特勒上台時，對德國人民許下的那個“美好承諾”說起了。他當初告訴德國人民：“我帶給你們的，不是軍靴的咆哮，而是餐桌上的麵包和牛奶。”
    為了維護這個承諾，也為了維持國內的民心士氣，直到1943年初，德國的戰爭動員，依然是“不徹底”的。大量的年輕人還在大學裏讀書；許多民用工廠的生產線依然在運轉；柏林的劇院和音樂廳，依舊是歌舞升平。
    這種“前方吃緊，後方緊吃”的詭異景象，讓一個人，看得是心急如焚。他，就是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那個身材矮小、跛著一條腿、但卻擁有著魔鬼般口才和煽動能力的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
    他知道，他必須親自出馬，用一場前所未有的、能夠震撼整個德意誌民族靈魂的“精神原子彈”，來徹底打破這層虛偽的窗戶紙，將整個國家，都綁上“總體戰”的戰車。他要向元首證明，隻有他戈培爾，才是那個最懂德國人民、也最能調動他們“狂熱”的“總導演”。
    戈培爾選擇的“舞台”，是柏林體育宮。這裏，空間巨大，能容納上萬人，是納粹舉行各種大型集會的傳統場所。
    為了這場演講，戈培爾可以說是煞費苦心，把每一個細節都算計到了極致。他不愧為一代天才宣傳家，為了營造出山呼海嘯般的“群眾自發狂熱”的景象，他進行了一係列令人歎為觀止的“幕後操作”：
    精心挑選的“演員”：他沒有隨機邀請市民，而是精心挑選了一大批狂熱的納粹信徒、黨衛隊員和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來當聽眾。他甚至提前給大家布置好了任務，什麽時候該站起來，什麽時候該揮舞旗幟，什麽時候該喊什麽口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專業的“領掌員”：這還沒完，戈培爾又從這些人裏麵“優中選優”，挑出了一百個最激進、最會“表演”的分子，作為“領掌員”。他們的任務，就是在演講進行到關鍵時刻，帶頭鼓掌，帶頭呼喊，把氣氛給烘托起來。
    “黑科技”加持的掌聲：怕這一百個“領掌員”的氣勢還不夠，戈培爾還讓人提前錄製好了排山倒海般的掌聲和歡呼聲的錄音。在演講當天，這些錄音通過現場的大喇叭，與現場的掌聲混合在一起播放，製造出一種聲勢浩大、萬人同心的假象。真可謂是用心良苦，把“宣傳”這門藝術，玩到了極致。
    1943年2月18日，柏林體育宮，座無虛席。
    當戈培爾跛著腳，一步一步地走上那被聚光燈照得雪亮的講台時，整個會場，按照“劇本”，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嗨！希特勒！”的狂熱呼喊。
    戈培爾用他那特有的、充滿了魔力的聲音，開始了他那場精心編排的“戰爭話劇”。演講的核心，主要圍繞著三點，層層遞進，直擊人心：
    第一點：他首先向聽眾描繪了一幅極其恐怖的“末日景象”，聲嘶力竭地問道：“如果德國軍隊不能在東方打破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那將會發生什麽？整個歐洲，都將落入蘇聯紅軍的鐵蹄之下！”
    第二點：在製造了足夠的恐懼之後，他又立刻話鋒一轉，開始給德國人民“戴高帽”，煽動他們的民族自大感。“但是，我的同胞們！誰能拯救歐洲？唯有我們，偉大的德意誌民族，才有力量、有意誌、有決心，將歐洲從這一威脅中拯救出來！”
    第三點：最後，他將話題引向了“總體戰”。他告訴民眾，要想贏得這場“聖戰”的勝利，就不能再心存幻想，安於享樂。每一個德國人，都必須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危險，是我們命運的鍛爐！我們必須迅速果斷地采取行動，否則為時已晚！”
    在演講的高潮，戈培爾張開雙臂，像一個瘋狂的傳教士，對著台下那群已經被他煽動得近乎癲狂的聽眾，連續提出了十個排比式的、充滿了煽動性的問題。而他最著名、也是最核心的一句質問，響徹了整個體育宮：
    “你們，想要總體戰嗎？”
    台下，上萬名“演員”們，按照“劇本”，全體起立，舉起右臂，用他們所能發出的最大音量，回應著一個整齊劃一的、震耳欲聾的德語單詞：“是！”
    在這狂熱的聲浪之中，戈培爾也達到了他個人情緒的頂點。他握緊拳頭，對著麥克風，發出了最後的、也是最瘋狂的咆哮：“現在，人民啊，站起來，讓風暴席卷而來吧！”
    然而，戈培爾的這場“總體戰”演說，通過廣播傳遍德國之後，其在國內的實際效果，卻遠沒有他預期的那麽好。民眾雖然在公開場合不敢表示反對，但私下裏，對戰爭前景的悲觀和厭倦情緒，卻在日益蔓延。前線親人寄回的家信越來越少，城市的防空警報卻越來越頻繁，商店裏需要憑票供應的東西越來越多……這些，都比戈培爾那聲嘶力竭的口號，要來得更真實，也更讓人心寒。
    就在德國還在為是否要“總體戰”而開動宣傳機器的時候，對麵的蘇聯，早在一年前，就已經進入了這種“不計代價、全民皆兵”的狀態。
    但蘇聯的日子，也同樣不好過。打了兩年，損失了超過一千萬人，雖然在人力方麵相比德國要好很多，但也經不住這樣的消耗。
    克裏姆林宮裏的斯大林，更是焦慮萬分。他每天都死死地盯著西線的地圖，像一個焦急的債主，等待著英美那傳說中的“第二戰場”，到底什麽時候才能開辟。丘吉爾的各種“拖延”和“借口”，讓他感到極度的不滿和憤怒。他心裏跟明鏡似的，丘吉爾那句“最好的結果是一個敵人進太平間，另一個躺在擔架上呻吟”的真心話，雖然沒當著他的麵說，但他能感覺不到嗎？
    為了維持國內的戰爭意誌，斯大林對內部的控製，也變得更加嚴厲。“不進則退，後退就是叛國”的政治口號，壓得每一個人都喘不過氣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肅反”人員，也開始在前線和後方，清理那些所謂的“戰鬥疲勞情緒”和“失敗主義言論”。
    就在蘇德兩國都在為即將到來的夏季大決戰而積蓄力量、磨刀霍霍的時候，一個極其隱秘的、在當時幾乎不為外界所知的“外交暗流”，卻在北歐中立國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悄然地湧動著。
    1943年3月下旬至5月初，在斯德哥爾摩郊區的一間私人別墅裏，蘇聯和德國的代表，以“民間學者”和“商人”的身份作為掩護，進行了一係列秘密的、也是毫無結果的“和平試探”。
    這場談判，雖然沒有任何的資料記載，但根據流傳的一些史料來看，雙方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猜忌和不信任。雙方都像是在試探對方的底牌，誰也不肯先亮出自己的“王炸”。
    德方代表：他們提出的條件，基本就是想把已經占領的土地“既成事實化”，要求蘇聯承認德軍目前的占領線，然後雙方可以“停火”，恢複經濟交流。
    蘇方代表：則寸步不讓。他們明確要求，德國必須無條件地撤回到1939年也就是蘇德戰爭爆發前）的邊界，歸還所有被占領的蘇聯領土，包括波蘭東部和波羅的海三國。
    核心分歧：雙方在“烏克蘭”這個核心問題上，分歧更是大到了無法調和的地步。
    這“和平”，自然是談不下去了。5月初，談判正式中斷。
    雙方各自向本國的最高領導人作了匯報。希特勒對此，似乎是不置可否。而斯大林呢，則立刻加緊了給丘吉爾和羅斯福的電報頻率，用一種近乎“最後通牒”的語氣，催促他們必須盡快兌現開辟第二戰場的承諾。
    很多曆史學家認為，斯大林之所以同意進行這次秘密談判，其真實目的，根本就不是為了什麽“和平”，而是一次高明的外交“敲山震虎”。他就是要用這種“我可能會單獨跟德國人媾和”的姿態，來給英美施加最大的壓力，逼他們趕緊在西歐動手。而美國之所以在不久後的1943年5月底，正式確定了在年底召開由美、英、蘇三國首腦共同參加的“德黑蘭會議”的意向，雖然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蘇德談判與敲定“德黑蘭會議”有關，但我想至少起到了間接性關係。
    既然“和平”的道路已經徹底堵死，那麽，剩下的，就隻有戰爭了。
    斯德哥爾摩的秘密談判，無果而終。東線戰場上那短暫的、令人窒息的寂靜，即將被一場更大規模的、由鋼鐵和火焰組成的“交響樂”所打破。
    雙方，都在為那場即將到來的、將決定整個戰爭最終命運的庫爾斯克大決戰，做著最後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