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後的秋天，啟明中學轉來一個叫夏雨桐的女生。
    她的祖父曾是《江城晚報》的攝影記者，去世前留給她一個老式膠片機，說裏麵藏著“不該被遺忘的光”。轉學手續辦完那天，夏雨桐抱著相機在校園裏閑逛，無意間走到了育英中學紀念館前。
    “你是新來的？”林楓正蹲在石碑旁，給那叢野菊花澆水。這些年，總會有學生自發來照料這叢花，花瓣的顏色一年比一年鮮亮。
    夏雨桐點點頭，舉起相機對著石碑“林老師，我爺爺的相冊裏有張老照片，背景就是這棟樓，隻是那時還叫育英中學。”
    她翻出手機裏的照片——1987年的育英中學門口，一個穿灰布衫的老太太正給一個瘦小男孩遞蘋果，旁邊站著個舉相機的年輕人（正是夏雨桐的祖父）。那男孩低著頭，手裏緊緊攥著半截粉筆，校服袖口磨出了毛邊，正是年幼的李明。
    “這是火災前一個月拍的。”夏雨桐指著照片角落，“爺爺在背麵寫著‘微光’。”
    林楓的心猛地一顫。他想起李明鐵盒裏那張被揉皺的蘋果核——原來那不是偷來的，是劉桂芬給的。
    當天下午，夏雨桐在相機的暗盒裏發現了一卷未衝洗的膠卷。送到照相館衝洗時，店員拿著照片臉色發白“這……這上麵的人……”
    照片裏的場景是育英中學的後巷，劉桂芬正蹲在地上，給縮在牆角的李明縫補校服，手裏的針線在陽光下閃著銀光。另一張照片裏，李明偷偷站在劉桂芬的工具房窗外，看著她把一件疊好的毛衣放進木箱——正是那件未織完的藍白毛衣。
    最讓人心頭發緊的是最後一張火災當天的清晨，劉桂芬舉著鐵錘站在教室門口，周誌強的手正抓著她的胳膊，而李明的身影，就在教室的窗後，手裏舉著一張畫滿笑臉的紙。
    “爺爺說，他那天是去拍校園風光的。”夏雨桐的聲音有些哽咽，“他聽見爭吵聲衝過去時，火已經起來了。這卷膠卷，他一直沒敢洗。”
    林楓撫摸著照片裏劉桂芬鬢角的白發。原來在那些被霸淩的日子裏，李明並非孤身一人。那些藏在角落的善意，像暗夜裏的微光，曾支撐著一個孩子艱難地活著。
    他把照片掛進紀念館時，夕陽正透過窗戶照在玻璃展櫃裏——那裏放著夏雨桐捐贈的膠片機，旁邊是李明的作業本，劉桂芬的棒針，還有林楓珍藏的那截粉筆。
    “看，他們都記得你。”林楓對著空蕩蕩的展櫃輕聲說。
    話音落下的瞬間，展櫃裏的粉筆突然輕輕跳動了一下，在玻璃上留下一個淡淡的白痕，像一個笨拙的笑臉。
    十年後的育英中學紀念館，成了全市的“反霸淩教育基地”。
    林楓已經兩鬢斑白，卻依然堅持每周來這裏做講解員。他的聽眾裏，有背著書包的學生，有白發蒼蒼的老人，偶爾還有一個舉著相機的年輕女孩——夏雨桐成了攝影記者，專門記錄那些被遺忘的微小善意。
    這天講解結束後，一個穿校服的小男孩怯生生地遞來一幅畫“林爺爺，這是我畫的李明哥哥。”
    畫上的李明穿著幹淨的白襯衫，站在開滿野菊花的山坡上，旁邊是織毛衣的劉桂芬，遠處的鍾樓裏，銅鍾正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林楓的眼眶突然濕潤了。他想起三十年前那個雨夜，那個渾身是火的少年；想起那些寫滿名字的黑板，那些燒焦的課本；想起劉姨的蛋糕，李明的作文，夏雨桐相機裏的微光。
    原來所有的傷痛，都能在時光裏慢慢結痂；所有的善意，終會在記憶裏釀成溫暖的回響。
    離開紀念館時，暮色正濃。林楓回頭望了一眼那棟爬滿藤蔓的建築，仿佛看見一個穿白襯衫的少年站在門口，對著他揮手，身後跟著舉著棒針的老太太，舉著相機的年輕人，還有無數張模糊卻溫暖的臉。
    他們的身影在夕陽裏漸漸變淡，化作漫天的光點，落在每一朵野菊花上，落在每一頁翻開的課本上，落在每個路過的孩子眼裏。
    晚風拂過，帶來遠處校園的下課鈴聲，清脆得像三十年前那個未被打斷的廣播，像李明作文裏那個未完的句子，像所有被記住的名字，在時光裏輕輕說
    “別回頭，往前走吧。”
    而那本被林楓鎖了三十年的課本，此刻正躺在紀念館的玻璃櫃裏，扉頁上的空白處，不知何時被填滿了一行字，筆跡稚嫩卻堅定
    “我們都好好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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