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偵的工作，往往到判決時就已畫上句號。但程望習慣不畫“句號”。他知道，在案件被記錄進檔案櫃之後，還有很多“未能發聲的人”，仍在角落裏喘息。
    陳蕊的名字，在媒體輿論中逐漸擴散——但遠非全部真相被社會知曉。於是，他開始追問另外一個方向：
    案件中的“觀眾”，是否在後來選擇說話？
    ?
    案件媒體報道後第二周，江州警局收到一封寄自本市南區的匿名信，落款是一個署名——
    “s·y 教研組，一位目睹一切的沉默者。”
    信中寫道：
    “我在她陳蕊）失蹤前幾天，與她有過一次交談。她沒說具體是誰，隻說‘有人在刻意塑造暴力’，她想舉報，但不知道向誰開口。”
    “我沒有勸她，也沒有鼓勵她。我隻是聽著。她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
    “現在我知道，那故事是她自己的。”
    程望將信遞給雷涵：“她不是唯一一個目睹者。”
    雷涵翻閱信紙，眉心輕蹙：“還有別人在現場，但選擇了不介入。”
    “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回聲。現在的問題是——誰願意讓這些回聲變成聲音。”
    ?
    在江州市教育紀檢辦內部調查報告中，警方調取了部分早期投訴材料，發現：
    ? 陳蕊本人曾通過內部信訪途徑舉報過“宋維對其工作環境造成幹擾”，但信訪記錄被注明為“無具體佐證”；
    ? 後期，其“個人心理評估”為“有應激傾向”，被建議休假，未受理後續書麵投訴；
    ? 教研組例會中，數次記錄提及“工作氛圍緊張”“溝通障礙明顯”，但無個別處理記錄。
    程望眉頭緊鎖：“一個健康的個體，在進入這個係統之後，所有求救都被歸類為‘情緒問題’。”
    雷涵低聲：“她被係統定性了。”
    “比被殺更早的，是她的話被當成了噪音。”
    這讓案件的意義不再止步於個體犯罪，而是暴露出一個組織失聲、道德癱瘓的生態。
    程望沉聲說：“我們需要發出警告，不隻是通報。”
    ?
    案發第41天，許源通過律師正式提交上訴，但其中並不包含任何對判決的實質性抗辯，而是在附帶材料中留下了一段個人陳述：
    “我知道法律已經判定我的罪。我不為此申訴。
    “我隻是想說一句——她不是一個脆弱的女人。
    “她的強大，來自她對世界規則的信仰。可惜，我親手摧毀了這個信仰。”
    程望在辦公室裏讀完這段陳述，久久未動。
    “他後悔了？”雷涵問。
    “不。”程望搖頭，“他隻是意識到，那不是一場普通的獵殺。”
    “而是他毀了一個比他幹淨得多的世界。”
    ?
    隨著案件細節逐漸公開，江州高校係統內掀起關於“隱性暴力與責任界限”的廣泛討論。
    新聞評論板塊中，一段高讚留言這樣寫道：
    “當我們說‘為什麽她不報警’，也許應該問——我們為她留下過多少條通道？
    她一次次報警，卻被‘情緒問題’覆蓋；
    她一次次求助，卻無人響應；
    她一次次想站起來，卻被一個製度壓下頭。
    也許下次你看到一個被跟蹤、被騷擾、被盯住不放的人，不要隻說‘報警’，而是該問——你能不能成為她的一條出口。”
    程望讀到這條留言，閉上筆記本。
    這不是評論，是判詞。
    不是對凶手的判詞，是對旁觀者的審判。
    “陳蕊的回聲”：留下的，是聲音，不是遺憾
    在陳蕊生前曾組織過的一場公益課堂上，有一個短視頻片段被網友剪輯傳播。
    畫麵裏，她穿著一件藏藍色風衣，站在教室中央，神情堅定：
    “我希望你們明白，規則不是拿來約束弱者的，它是用來保護每一個敢說‘不’的人。
    如果某一天，你們在某個角落看到有人受欺負，不要想‘那不是我的事’。
    你們的沉默，就是對加害者最大的縱容。”
    雷涵將手機遞給程望：“這個視頻已經有一百多萬次轉發。”
    程望看了一遍，許久無言。
    那一刻，他覺得，哪怕案件再冷硬，哪怕判決再徹底，如果這些話能在人群中留下一個裂口，那她沒有白死。
    她的回聲沒有消失。
    ?
    那晚程望沒回家。他一個人站在江州南區的河堤上，看著水麵無聲流動。
    夜色壓低，風吹得警服微動。
    他知道，這案子從調查開始到現在，他們已經盡了力。可是，他心裏有個永遠拆不掉的結：
    在她最需要人聽她說話的時候，他沒有在場。
    “我們總是來得太晚。”他低聲說。
    但也正因如此，他更明白：
    他們不是來救人，而是來阻止下一個悲劇的人。
    本案至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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