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點，程望在局裏醒來，頭發亂得像昨晚沒睡的人。他沒有回家，也沒脫警服，仰坐在辦公室的單人沙發上，麵前的白板上寫著幾個名字：張紀，何國清，何家妹，林醫生，以及“空白區域”下的一個箭頭——指向社區衛生中心。
    他看了一眼時間，撥通了社區管理辦公室的電話。
    “我是市刑偵支隊程望，我想調閱張紀近五年在轄區的居住和幫扶記錄，包括社區醫生入戶隨訪表、藥物發放記錄、民政幫扶記錄、街道協助談話紀要。”
    對麵的人沉默了三秒：“您稍等……我們需要和領導報備一下。”
    “報。”程望的語氣沒有波瀾，“這不是請求。”
    ——
    兩個小時後，他帶著技術組的王碩到了江北街道辦。接待他們的是一名四十出頭的婦女，戴著老花鏡，語氣有些拘謹。
    “張紀啊……確實有過幾次上門隨訪，他情緒不太穩定，也不太願意交流，我們試圖安排心理幹預，可他拒絕接受。說實話，這種人，我們也沒辦法硬逼他治療。”
    “你們是什麽頻率回訪？”程望不急不慢地問。
    “按規定是每月一次，但人員不夠，有時兩三個月才去一趟。”
    “那藥呢？”
    “都是開基礎藥，按醫保配的，一次最多兩周劑量。有時他沒來拿，我們也聯係不上……他住的那片老樓沒電梯，門鈴也壞了。我們去了三次，沒人開門就走了。”
    王碩記得資料上寫過：張紀的病史被標注為“需動態觀察”，而非“精神高度危險個體”。這代表，他既不在重點精神障礙名單，也沒強製醫療義務。
    “那你們有沒有考慮給他申請社會監護人？”
    對方搖搖頭，像是回避：“沒有直係親屬，而且……說實話，誰願意做他的監護人呢？”
    ——
    這天晚上，程望調出了張紀三年來的通話記錄。
    其中有個號碼，每月隻在特定時間段撥出：江北社區精神康複中心的林醫生——那位曾為張紀短暫診斷過的醫生。
    “我就跟他通電話，也沒再見過麵。”電話裏，林醫生聲音略顯疲憊，“他總是問一些古怪的問題，比如‘你覺得記憶能被竊取嗎？’‘如果一個人騙你十年，他是不是比你更活該死？’一開始我以為他是轉移型被害妄想，後來覺得……他其實是把我當成某種‘試驗場’。”
    “你沒上報？”
    “他沒有明確攻擊傾向，也沒自殘曆史……我上報了兩次，係統打回來，說不符合高危標準。”
    程望沒說話。
    “你們警察總希望我們醫生能做判斷，但這個判斷的‘標準’是誰來製定的？你知道現在一個公衛醫生要負責多少個患者嗎？”
    ——
    四月中旬，案件塵埃落定兩周。
    江州市社會治理協調會在政府會議廳召開。程望以市局代表列席。他坐在角落，看著各單位逐一匯報。
    司法局匯報了“精神障礙患者司法評估難點”；民政係統提及“社會監護責任體係仍待明確”；衛生係統承認“基層心理醫生配置不足、篩查率低”；街道層則交出一份含糊的“矛盾調解總結”。
    沒人再提張紀的名字。他在這份沉重的責任鏈中，像一粒塵，被推來擠去，最後爆炸。
    直到會議末尾，一位市政協委員輕輕說：
    “如果張紀是你鄰居，你還願意他被放出來嗎？”
    沒人接話。
    ——
    那晚，程望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戴著破舊的棒球帽，在超市門口徘徊。他抱著一個白色的藥袋，袋子上寫著“利培酮片”。
    他下車，走到男子身邊：“你一個人住？”
    男子看了他一眼，小聲：“我……我在租房，旁邊沒人。”
    “藥夠吃嗎？”
    他點頭，“街道醫生給的。”
    “有什麽事能聯係誰？”
    男子低頭，“沒人了。”
    那一刻，程望感到一種難以言說的空。
    或許這座城市裏，還有很多“張紀”，隻是他們還沒出事而已。
    ——
    局裏，技術組的人更新了“精神障礙涉案風險分級模型”，其中多加了一項：社會孤立程度指數。程望站在模型前，目光緊盯“未納入高危名單”的紅色警示欄，許久未動。
    他知道，再嚴密的模型也無法窮盡人心深處的裂縫。
    他寫下筆錄的最後一行：
    不是所有的殺人犯都想殺人。也不是所有被害人，都曾無辜。
    也許，審判的，不止是一個人；該救贖的，是一整座城市。
    喜歡刑偵檔案：破案先鋒請大家收藏：()刑偵檔案：破案先鋒書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