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家的院子，總像一幅被陽光曬暖的年畫。
    大姐在灶台前忙得腳尖打轉，鍋蓋一掀，白霧“轟”地衝上天窗；二姐胳膊底下夾著哭鬧的小妹，手裏還不忘給弟弟的小木槍刻最後一道花紋；三姐踮著腳，把晾好的衣服一件件疊成四方塊，像碼好的一摞雪。四個姐姐的腳步聲、笑聲、嗬斥聲，在土牆裏來回撞，撞出一整天的熱鬧。
    可隻要個n那聲“寶兒——”從裏屋傳來，所有聲音便像被一隻溫柔的大手按了暫停。七七的小弟趿拉著露出腳趾的布鞋，“噠噠噠”跑過去，像一隻剛長出絨毛的小鴨。奶奶盤腿坐在炕頭，老花鏡滑到鼻尖，手裏卻捏著一隻剝得晶瑩的煮雞蛋，蛋白上還留著她的牙印——她總怕孫子噎著，先替他咬一口。小弟接過雞蛋，燙得左手倒右手，奶奶笑得沒了牙，一把摟進懷裏，胡茬子紮得他“咯咯”直躲。
    飯桌上，大姐把最嫩的魚腹夾進他碗，二姐把唯一的雞腿撕成細絲，怕魚刺卡著他；三姐把自己碗裏的南瓜瓤悄悄撥到他那邊，南瓜甜，她知道他愛吃。小弟把雞腿絲舉得老高，像舉著一麵小旗子，含糊不清地喊：“姐，吃！”姐姐們齊聲答：“寶兒吃，寶兒吃了長高高。”於是那麵小旗子又落回他碗裏，油花濺在粗瓷沿上，像一串金豆子。
    冬天，火盆裏的炭“嗶嗶啵啵”爆火星。小弟把舊棉褲拆開，把最軟的棉花絮在他的小馬甲裏；三姐把剛烤熟的紅薯掰開，金黃的內芯冒著糖稀，燙得他直跳腳，卻舍不得吐。
    小弟的名字叫“根生”，是爺爺翻了三宿字典取的。上戶口那天，爺爺特意在名字後麵加了個“寶”字，戶籍警笑著說這不算學名，爺爺卻梗著脖子：“咋不算？他是我家的根，也是我家獨一無二的寶！”於是戶口本上，“根生寶”三個字端端正正，像一枚鮮紅的印章，蓋在全家人心尖上。
    後來小弟上學，書包是大姐用′
    七七把煩心事藏進了傍晚的麥浪裏。
    日頭剛斜，她拎著鐮刀下地，卻忘了帶磨石。刀刃鈍得割不斷一根稗草，反倒把指腹劃了道細口子。血珠滲出來，像一粒遲到的朱砂痣。她蹲下去，把手指插進潮潤的泥土裏止血，心裏那團亂麻卻越攪越緊——
    大姐下月要出嫁，男方家彩禮隻肯出一台縫紉機；二姐的師範通知書被郵差又帶回去，說名額讓鎮上書記的侄女頂了；三姐的哮喘夜咳一聲接一聲，像屋後那口破風箱。小弟明年要上學，學費卻還差八塊六毛錢。而她，今天晌午被鄰村的媒婆堵在井台，說隻要她點個頭，五百塊定金就能先救急。五百塊，夠給三姐買藥，夠給小弟買書包，夠讓大姐體麵地出門子。可那男人已經三十七，前頭的老婆是喝農藥走的。
    風掠過麥穗，沙沙地響，像無數張嘴在替她拿主意。
    她抬頭，看見遠處自家煙囪冒出第一縷炊煙。奶奶佝僂著背，正把幹柴塞進灶膛；小弟光腳丫追一隻花斑母雞，笑聲碎成一地鈴鐺。那笑聲撞進她耳朵，撞得她眼眶發酸——小弟的鞋尖已經頂出兩個洞，他卻每天把唯一的白球鞋擦得發亮，說：“等我上學，要穿得幹幹淨淨，不給姐姐們丟人。”
    七七把鈍刀插進泥土，刀柄朝天，像一個小小的求救信號。
    她想起去年臘月，
    七七家的四個姐姐，把弟弟一家四口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條命”。
    天剛蒙蒙亮，大姐已經挎著竹籃摸黑進了城。籃裏裝著昨夜現摘的二十個土雞蛋、兩斤新磨的糯米粉，還有用舊棉襖包得嚴嚴實實的一罐豬油——那是她去年熬了整整一下午、專留給弟媳“補月子”的。她舍不得坐三毛錢的三輪，硬是走了十裏土路，隻為趕在弟媳起床前把東西塞進廚房，再輕手輕腳地替小侄女掖好被角。回家路上，她聽見自己布鞋“啪嗒啪嗒”響，心裏卻踏實得像揣著一輪小太陽。
    二姐把師範畢業分到的唯一一張“留城名額表”悄悄鎖進抽屜，轉身去了鎮上的手套廠。車間裏機器轟鳴，棉絮亂飛，她一個班要縫夠一千二百雙手套，手指常被針紮得冒血珠。血珠落在雪白的手套上，像雪裏綻開的點點梅。她舍不得請半天假，隻在午餐十分鍾裏，用公用電話亭給弟弟家撥個“暗號”——響三聲就掛，表示“今天平安”。月底領工資，她把疊得整整齊齊的八十塊紙幣分成三份：六十塊讓弟弟交房租，十塊給侄女買奶粉，最後十塊塞進奶奶枕頭底下。
    三姐的哮喘一到深秋就犯，卻偏要攬下最遠的山路。每天午後，她背一個比她人還高的竹簍，去後山采草藥——半邊蓮、虎耳草、魚腥草，專治小侄子的濕疹。山風嗆得她咳成一團，臉憋得青紫，手指卻死死攥住藥鋤，像在攥住弟弟一家四口的平安符。回來時，她先在溪水邊洗淨泥土，再掐掉枯葉，把最嫩的莖稈一根根碼好。月光下，草藥泛著銀白色的絨毛，像一小片安靜的雪落在她掌心。
    最小的四姐才十七，卻學會了“媽媽”該會的一切。小侄女斷奶那天，她整夜抱著孩子踱步，哼著跑調的搖籃曲；小侄子的棉衣短了，她把自己唯一一件燈芯絨外套拆了，反過來縫成一件新棉襖——裏子是紅的，麵子是藏青的，孩子穿在身上，像被兩團暖雲夾著。有一次，弟弟加班到深夜，四姐牽著兩個孩子在巷口等。路燈把他們的影子拉得老長，孩子困得東倒西歪，她就蹲下來，讓侄女趴在自己背上，讓侄子倚在自己懷裏。那一夜，她背上的孩子流口水濕了她的衣領，她卻一動不動，生怕驚了他們的夢。
    逢年過節的團圓飯，桌上永遠先擺弟弟一家四口的碗：弟媳的碗裏是兩隻肥碩的雞腿，小侄女的碗裏是剝好的蝦仁，小侄子的碗裏是蒸得金黃的雞蛋羹，弟弟的碗裏則堆著大姐清晨送來的、還冒著熱氣的紅燒肉。姐姐們的筷子卻總在半空拐彎，去夾最邊上的鹹菜、最寡淡的豆腐。小弟過意不去，把肉往姐姐們碗裏撥，四個姐姐像商量好似的同時按住他的手：“寶兒，你吃了，我們就飽了。”
    有一年臘月，小侄女半夜發高燒，鎮醫院說必須轉到縣醫院。雪下得封了山路，救護車進不來。大姐二話沒說，把棉被鋪在板車上，二姐抱孩子，三姐掖被角，四姐打手電筒，四個人深一腳淺一腳地推了十五裏。雪粒打在臉上像刀割，她們卻輪流把手伸進被窩試體溫，一路喊孩子的名字，生怕那微弱的小火苗被風雪吹滅。到了縣醫院，醫生說再晚半小時就危險了。四個姐姐癱坐在走廊長椅上，棉襖外結了一層冰殼，裏麵的衣服卻被汗水浸透。她們誰也沒哭，隻是互相攥住對方的手，像攥住一根剛救回來的命。
    後來，弟弟一家搬進縣城的小套間，四個姐姐仍不肯鬆手。大姐每月初一準時把新磨的玉米麵送到樓下；二姐在手套廠申請長期夜班，隻為白天能去弟弟家幫忙接送孩子；三姐把後山采的草藥曬幹，按劑量分裝成小袋，塞滿整個冰箱門；四姐則把周末全部獻給兩個小侄，教他們寫“大、小、人”，再教他們寫“家”——先寫屋頂一樣的寶蓋頭，再寫裏麵的“豕”。她說：“屋頂要穩，家才穩；屋頂下的人，一個都不能少。”
    她們沒有自己的孩子，卻把弟弟一家四口過成了自己的命：
    大姐的命是那籃雞蛋，二姐姐的命是那疊手套，三姐的命是那把草藥，四姐的命是那盞夜燈。
    弟弟一家四口，就這樣被四條柔韌的線緊緊係在七七家的屋簷下，像四顆心捧著一顆更大的心，在風風雨雨中一起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