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武輕文到重文輕武的轉變，大明在曆史上確曾真實經曆過。
    朱允炆即位後，徹底背離洪武時期武治天下、重用武將的既定國策，一心推崇儒家仁政，將方孝孺、黃子澄、齊泰等文人士大夫奉為心腹，委以軍政大權，朝堂核心決策層幾乎被文人包攬。
    他不僅大幅提升文臣地位與話語權，還對武勳將領處處掣肘——剝奪開國武將的兵權，將軍隊指揮權交給缺乏實戰經驗的文臣，甚至讓文臣淩駕於武將之上，致使建文一朝成為文人士大夫的黃金盛世，其重文抑武的傾向，幾乎快要趕上以文馭武的前宋朝廷。
    而這樣的用人策略，直接埋下了敗亡的隱患。
    這些文人士大夫雖飽讀詩書、擅長經義辯論，卻對軍事戰略、戰場戰術一知半解，滿腦子都是紙上談兵的理想主義構想。
    黃子澄力主削藩卻缺乏周密部署，齊泰製定軍事計劃脫離實際，方孝孺專注於禮樂教化而無視戰場形勢，建文帝對這些文人的建議言聽計從，完全忽視了武將的實戰經驗與合理訴求。
    在與燕王朱棣的靖難之役中，文臣主導的戰略頻頻失誤：錯用李景隆等庸碌之輩統率大軍，多次錯失殲滅燕軍的良機；前線武將的作戰指揮被遠程遙控，稍有不從便遭彈劾問責，根本無法靈活應對戰場變化。
    最終，建文帝因過度重用文人導致戰略全盤失敗，燕軍一路南下直取應天，他本人兵敗失蹤，大好河山白白葬送，剛建立不久的建文政權也隨之覆滅。
    朱棣即位後，徹底扭轉建文朝重文輕武的傾向，重拾洪武朝武治天下的核心思路，堅定不移地推行重武輕文國策。
    他本身身為戰功赫赫的藩王，深知武力對王朝穩固的重要性，在位二十二年間，先後發動五次北伐，親率大軍深入漠北，重創殘元勢力，徹底肅清北方邊患；同時積極開拓疆土，派鄭和七下西洋，揚大明國威於海外，朝堂之上武勳將領地位尊崇，軍事行動成為國家政務的核心，文臣僅負責輔助治理內政，話語權遠遜於武臣。
    然而朱棣之後，仁宣二帝出於國情現實選擇，再次轉向重文輕武。
    經過洪武、永樂兩朝的連年征戰，國家雖疆域遼闊、國威遠播，但也耗費了巨額人力物力，國庫空虛，百姓急需休養生息。
    仁宣二帝順應時勢，推行“與民更始”的仁政，全麵收縮戰略防線——放棄漠北一些偏遠衛所，停止大規模北伐與遠洋航行，削減軍費開支，將治國重心從開疆拓土轉向內政治理。
    與此同時，大力提升文臣地位，重用“三楊”等文臣集團，讓其主導朝政決策，完善科舉取士製度，擴大文人參政規模，武勳將領的權力被逐步限製，軍隊建設趨於鬆弛，文治成為朝堂主流，形成了“仁宣之治”的承平局麵，但也為後世明朝武備廢弛、邊患再起埋下了伏筆。
    再往後麵，正統年間，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等宦官慫恿下，不顧群臣反對，貿然親征瓦剌，釀成“土木堡之變”這一千古慘劇。
    身為“大明戰神”的朱祁鎮，毫無軍事才能卻剛愎自用，指揮混亂、決策頻頻失誤，致使明朝數十萬精銳之師（包括京營主力）在土木堡全軍覆沒，隨軍出征的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頂級武將勳貴，以及眾多中下級將領死傷殆盡，武將勳貴集團遭遇毀滅性打擊，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再也無力與文臣集團抗衡。
    文臣縉紳集團趁機抓住這一曆史契機，迅速填補權力真空：以**為首的文臣在京師保衛戰中挺身而出，穩定政局後，逐步將京營兵權牢牢掌控在手中，通過改革軍製、安插親信等方式，徹底架空武將的軍事指揮權。
    至此以後，原本掌管全國軍事的五軍都督府名存實亡，淪為無實際兵權的擺設機構；武將勳貴失去了軍隊這一核心基本盤，地位一落千丈，不僅在朝堂決策中喪失話語權，還需處處受製於文臣，甚至要向文臣俯首稱臣，徹底走向沒落。
    大明朝堂延續百年的文武製衡格局被徹底打破，形成文臣集團獨霸朝堂的局麵，文武徹底失衡，這也成為明朝中後期武備廢弛、邊患屢起、國力衰退的重要根源。
    到了大明中後期，朝堂格局與重文抑武的前宋王朝已然別無二致。
    文臣縉紳通過多年經營，徹底把持朝政核心——內閣權力不斷膨脹，成為實際的決策中樞，六部尚書等要職盡數被文臣掌控，國家軍政、財政、人事大權皆由其主導。
    武將勳貴則徹底淪為附庸，毫無話語權可言：戰場上的軍事指揮要受文臣監軍掣肘，作戰計劃需經內閣批準方可執行，即便立下戰功也常被文臣克扣封賞、肆意彈劾，武將的尊嚴與權力被肆意踐踏，軍隊戰鬥力持續滑坡。
    就連至高無上的皇帝，也不得不受到內閣與文臣集團的嚴密限製，皇權被嚴重削弱。
    最典型的便是赫赫有名的萬曆皇帝，他想立自己喜愛的福王朱常洵為太子，卻遭到以內閣為首的文臣縉紳集體反對——文臣們以“立嫡立長”的祖製為由，寸步不讓，與皇帝展開了漫長的拉鋸戰。
    萬曆皇帝雖貴為天子，卻始終無法撼動文臣集團的聯合抵製，最終隻能以消極怠工的方式抗爭，長達二三十年不上朝。
    這場“國本之爭”不僅耗盡了萬曆皇帝的治國心力，更讓朝堂陷入無休止的黨爭內耗：文臣集團借“爭國本”拉幫結派，形成東林黨、齊黨、楚黨等諸多派係，相互攻訐、彼此傾軋，全然不顧國家安危與民生疾苦。
    政務荒廢、吏治腐敗、邊患叢生、民生凋敝，大明王朝在這場持續數十年的內耗中徹底崩壞，一步步走向了覆滅的深淵。
    其實真要說起來，大明的崩壞從土木堡之變就已埋下禍根、拉開序幕。
    這場慘敗不僅讓明朝精銳京營毀於一旦、武將勳貴集團徹底覆滅，更打破了洪武、永樂以來的文武製衡格局，文臣縉紳趁機獨霸朝堂，文武失衡的裂痕自此難以彌合，直接加劇了王朝衰敗的進程。
    後續曆代皇帝大多昏聵無能，更是一步步推動大明走向滅亡：正統之後，景泰帝雖有守城之功，卻深陷皇位爭奪的內耗；天順帝複辟後寵信宦官、縱容貪腐，朝政愈發混亂；弘治帝雖被稱“中興之主”，卻過於仁柔寡斷，對文臣集團的膨脹束手無策，未能重塑權力平衡，所謂“弘治中興”不過是曇花一現；正德帝荒嬉無度，沉迷玩樂、不理政務，大權旁落於宦官與權臣之手；嘉靖帝一心修道煉丹，二十餘年不上朝，放任朝臣黨爭、吏治腐敗，國庫空虛、邊患四起；隆慶帝資質平庸，在位短暫且缺乏作為，未能扭轉頹勢；萬曆帝長期怠政、黨爭加劇，朝堂徹底分裂；天啟帝寵信魏忠賢等閹黨，殘害忠良、朝政黑暗；崇禎帝雖有心救國，卻剛愎自用、猜忌多疑，頻繁更換大臣、濫殺將領，最終無力回天。
    縱觀土木堡之後的明朝皇帝，真正能稱得上英明的寥寥無幾，唯有成化帝在位期間，尚能整頓吏治、平反冤案，加強邊防、穩定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遏製了衰敗勢頭，算得上是其中相對賢明的一位。
    這就是文武失衡的結果。
    朱標聞言，深以為然地點頭：“高熾這個‘文武並重、相互製衡’的思路甚好，既矯正了洪武朝的偏向，又避免了前宋的覆轍，是穩妥之策。朕決定，將‘文武並重’納入承天新政的核心綱領，明確文臣與武將的職責與地位，重塑朝堂平衡。”
    朱雄英也補充道：“除此之外，還需加強對文臣的約束，製定明確的律法，嚴禁文臣結黨營私、黨同伐異；同時也要保障武將的合法權益，避免文臣隨意彈劾、打壓武將，讓文武官員都能各司其職、各盡其責。”
    三人圍繞“文武並重”的具體實施細節展開深入商議——明確文武官員的品級對應、議事規則，完善軍隊監察與文臣考核製度，製定禁止結黨營私的律法條款，確保權力平衡落到實處。
    燭火映照下，三人的思路愈發清晰，承天新政的框架也愈發完善：寬刑不寬貪，守住反腐底線；減賦守原則，惠及民生又防士紳滲透；文武並重，重塑朝堂平衡。
    這三項核心舉措，既革除了洪武朝的積弊，又吸收了曆史教訓，更兼顧了皇權穩固與天下安寧。
    待商議完畢，東方已然泛起魚肚白。
    朱標看著完善後的新政章程，臉上露出了胸有成竹的笑容：“有了這三項核心舉措，承天新政的根基便穩固了。明日大朝儀，朕便可將這些政策公之於眾，開啟大明的新篇章。”
    朱高熾與朱雄英也一同起身，目光堅定地說道：“願陛下推行新政，國泰民安，盛世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