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製度革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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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儀殿禦書房在朱慈炅搬到西宮書房後進行了改造,由於劉一燝也不在這裏上值了,田維章讓人打通了隔壁張介賓的值房,張介賓搬去了最初給劉一燝預留的值房。
擴建的主要目的是要仿北京天工院,建一間大會議室。不過不同於天工院直接使用的天啟的木工工作台,這裏用上了大理石桌麵。
由於空間比天工院要小,這邊的會議桌要方一點。最上方當然是禦階禦座,背後的大書櫃,變成了三個,禦座對麵安放六張椅子都綽綽有餘,而兩邊隻能安放十張。
禦座的右後方還有一張大書桌,是仿照天工院當初給高起潛留的記錄位置,可以坐兩個人。
右邊牆上依然掛著張太後的錦繡《仙桃童子圖》和倪元璐的《運河夕照圖》,“千載運河,聯通南北;萬民倉廩,纖係春秋。”的君臣對聯依然醒目,但倪元璐已經“高升”了。
這是禦書房會議室第一次使用,劉一燝,徐光啟,錢士升,呂圖南,劉廷元五位閣部大佬坐在左邊,都在悠閑品茗。
劉、徐、錢三位都比較放鬆在閑聊。呂圖南是從戶部右侍郎新轉的南吏部左侍郎,比較低調,低頭看著文書。
劉廷元是首輔黃立極的人,他來南吏部就是壓製快起飛了的錢士升的,他對對麵的天工院眾人非常好奇,這幫人居然和閣老對坐。
陳子壯,翁鴻業,王鐸,阮大铖,蔣德璟,張國維,再加上孫傳庭,楊文嶽,吳阿衡,洪承疇十位天工院中書全部在列,他們坐滿了右邊的位置。
天工院其實有十二個人,還有一個是狀元餘煌,另一個是袁可立之子袁樞,不過他倆都在丁憂。除了翁王阮蔣四人,其他人跟在朱慈炅身邊其實都不長,還有陳洪二人是剛剛加入。
在禦座對麵還有朱由崧,朱翊銘和朱肅溱,曹思誠四人。督政院也受邀列席了,曹思誠故意坐到了最左邊位置,和三位宗室隔了一個空位。
他一個人神情嚴肅,不是對這三位不滿,這三位比督政院其他親王靠譜多了,他是對督政院這個東西就不滿。督政院和都察院最明顯的區別就是,不能彈劾了,沒有啥風聞奏事。
督政院有資格提彈劾的人隻有總召和五位副使,九卿原則上隻有他們能動,就算你要動,也要先找他們。
督政院的內部流程,風聞可以,先申請立案,成立調查組,確定證據,再上報,成立專案組,請官員來喝茶,如果官員不能自證,送詔獄,督政院工作完成。
從督政院成立那天算起,因為這個漫長的流程和諸王的不作為,他們立案雖多,至今仍然沒有搞掉一個人。
這讓一直想要立威的曹思誠鬱悶不已,禦史們更是集體迷茫,熱情大減,完全沒有以小搏大的成就感了。
禦座右側,是田維章、劉應坤、曹化淳、李實、孫進五個人。為啥是五個?因為朱慈炅睡懶覺了,曹化淳和李實的早報都沒有報,他倆屬於被迫上殿。
孫進更冤,他是昨晚被朱慈炅召見的,當時他人在城外,回宮後,朱慈炅已經睡了。他一大早就等著了,他是今天最早來的。
這是一次非常正式的禦前會議,但整體而言,右傾比較嚴重。
朱慈炅沒來,本來朱由崧和劉一燝都可以主持會議的,但劉廷元提出,吏部改製會議必須等皇帝到才能開。
沒有人敢挑戰敏感的皇權,那就等。這一等就是一個多時辰,他們無聊紛紛找阮大铖打聽中午開始發行的《朕問》第二期。
這期的皇帝起居內容少了很多,但寫得更詳細了。策論依然討論了忠奸問題,又加入了禮教問題。
顧秉謙這個老不死的家夥又有一篇勁爆的內容發表,這個閹黨奸賊毫無顧忌的為皇帝的出格行為背書。
樂安大長公主也有一篇中規中舉的女教文章發表,是朱慈炅親自指點,鞏駙馬操刀,朱徽娖隻是用自己的語氣修改並署名。
此外,還有孔貞運的老爸孔聞敕的禮教文章,這位替換掉的可是衍聖公的忠奸論。這件事不太起眼,但衍聖公如果足夠敏感就會意識到問題,在教育皇帝這事上,南孔先一步亮相了。
朱慈炅雖小,國事卻已經係於一身。他睡睡懶覺不要緊,這一票國家重臣全部放下手中事,集體幹坐著等他。
朱慈炅起床後慢悠悠的用完早膳,還想去打拳,王坤才提醒他今天有重要會議,群臣都還在等著。
朱慈炅在王坤、譚進和房袖、劉娥的陪同下駕臨禦書房會議,群臣起身行禮,朱慈炅擺擺手,直奔禦座。
朱慈炅有點鬱悶,他一直覺得大明朝堂非常低效,拖遝,今天他才發現自己也是這低效朝堂的一員。
“不用多禮,歸座吧。錢尚書,直接說事。”
錢士升雖然知道小皇帝性急,但你都拖了一個多時辰了,也不至於急這一會吧。他移開茶碗,將手中文書打開,緩緩起身。
“陛下,王爺,閣老,各位同僚。本官受陛下所托,遵照太祖立憲初心,結合陛下禦極以來官製變遷,整理總結我大明官製曆代更易,總結厘清我大明官職新製。
命有四柱,我大明官製亦應有四柱。陛下,臣稱之為文、武、法、監四柱之統。文、武、監三柱古亦有之,此次中央更易,重點在於法。法柱即立,此為依法治國之始也。”
朱慈炅的小眉頭緊皺,忍不住開口打斷。
“錢卿,等等。朕何時說過依法治國?大明依然要依禮治國,禮法二字,禮在法前。”
錢士升有點懵,心中呐喊:不是,陛下,你說過的話你不認了?依法治國不就是你提出來的,在西宮城牆上,臣陪你看民工那次。對,王坤也在場,王坤你說話,你就說皇帝說沒說過嘛。
朱慈炅淡定看向群臣。
“法固然重要,禮更重要,朕亦跟隨內閣先生們學儒的。自周公製禮而定百官,已近三千年,禮是貫穿我華夏曆史,融入我炎黃血脈的文明根基,是我中華一族的價值取向和治亂之本。
我們必須承認,世易時移,禮有些已經不能適應今世,故而我等要在尚禮的基礎上變禮,而非無禮。
禮在法上,禮也在儒上,認清我們文明的本質才能找到我們文明前進的方向。法不是不重要,而是諸卿要意識到中華文明與外洋文明的區別就在於禮法之別。
在我中華文明裏,法為禮之補,法不能居於禮之上。試想有一天,小人以法為器,訟師竟然是我們最尊貴的職業。諸卿,那一天是否可以說,中華文明已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