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寫得出千古名句的詩人，年輕時滿腦子想的不是遊山玩水，是“削平藩鎮、收複河湟”的大事業——他26歲就考上進士，跟李商隱同榜，本以為能在朝堂上大展拳腳，結果卻被晚唐的黨爭纏得死死的，一會兒被踢到偏遠地方當刺史，一會兒就算獻上好計策也沒人真當回事，最後官是當到了高位，心卻早就冷了。
    杜牧怎麽從少年得誌的進士，變成處處受挫的“外放官員”？又怎麽在亂世裏，守住一點“為百姓做事”的初心？
    26歲中進士：長安街頭的“新晉才子”，滿腦子都是大理想
    公元828年，長安的春天比往年熱鬧——這一年的科舉放榜，26歲的杜牧赫然在列，成了新科進士。
    晚唐的科舉可不好考，多少人考到頭發白了都沒中，杜牧26歲就考上，還跟後來的“小李杜”搭檔李商隱同榜，這在當時絕對是“少年得誌”的典範。放榜那天，他跟著其他新科進士去曲江池赴宴，街上的人都圍著看，有人指著他說：“這就是杜佑的孫子，難怪這麽厲害！”
    杜牧當時穿著新做的進士服，腰裏係著玉帶，心裏那叫一個敞亮——他爺爺杜佑是當過宰相的大人物，家裏的萬卷書早把他的眼界養高了，他可不是來混個官當的，是想跟著爺爺的腳步，在朝堂上幹實事：晚唐那會兒，藩鎮割據得厲害，河北的節度使不聽朝廷的，西邊的河湟地區還被吐蕃占著，百姓過得苦，杜牧早就憋著一股勁，想幫朝廷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中了進士後，杜牧先在弘文館當了個校書郎，就是整理國家藏書的小官。別人覺得這官沒實權，天天抄抄寫寫沒意思，杜牧卻幹得特別認真——他借著整理藏書的機會，把唐朝開國以來的典章製度、軍事檔案翻了個遍，尤其是關於藩鎮的資料，他都抄下來貼在牆上，有空就琢磨：“為啥這些藩鎮總不聽話？到底該怎麽治？”
    那段時間，他還寫了兩篇特別有名的文章，《戰論》和《守論》。在《戰論》裏，他說藩鎮之所以敢作亂，是因為朝廷“兵不強、將不勇”，得改革軍事製度，讓士兵能打仗；在《守論》裏，他又說不能光靠打，還得安撫百姓，讓藩鎮的人知道跟著朝廷比作亂好。這些話不是空喊口號，全是他對著史料熬了好幾個通宵想出來的，字裏行間全是“我想幹事”的迫切。
    有人勸他：“你剛中進士，別這麽急著提意見，小心得罪人。”杜牧卻搖搖頭：“我爺爺教我，當官就是為了替百姓說話，要是光想著不得罪人，那還當什麽官？”
    杜牧當時就像一顆剛點燃的蠟燭，亮得很，滿腦子都是“理想”，還沒見識到晚唐官場的“現實”有多冷——他不知道，接下來等著他的，不是大展拳腳的機會，是黨爭的“冷水”。
    黨爭這盆冷水：替人說句公道話，就被踢出京城
    晚唐的官場，有個繞不開的“大坑”——牛李黨爭。一邊是以牛僧孺為首的“牛黨”，一邊是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這兩派就跟仇家似的，不管你有沒有本事，隻要站錯隊，就別想有好日子過。
    杜牧本來沒想摻和黨爭，架不住他跟牛僧孺有點交情。早年間，杜牧在揚州當幕僚時，牛僧孺是淮南節度使，很看重他的才華，經常跟他聊政事，還提醒他“官場複雜，別太耿直”。杜牧心裏感激，覺得牛僧孺是個正直的人。
    後來李黨得勢，李德裕當了宰相，就開始找牛黨的麻煩，說牛僧孺當年在地方上“治理不力”。滿朝文武都知道這是黨爭，沒人敢說話，唯獨杜牧站了出來——他寫了篇文章，說牛僧孺在淮南的時候，減賦稅、修水利，百姓都念他的好，所謂“治理不力”都是瞎編的。
    這話一出來，李德裕立馬就盯上了杜牧：“好你個杜牧，居然敢替牛僧孺說話，你是不是牛黨？”
    其實杜牧根本沒打算站隊，他覺得該說句公道話，可在黨爭的漩渦裏，“說公道話”就是“站錯隊”。沒過多久，朝廷就下了命令：把杜牧外放，去黃州當刺史。
    黃州是什麽地方？在當時就是個“荒郡”——城裏沒幾條像樣的街，百姓大多靠種地為生，還經常鬧水災，之前幾任刺史都把這兒當成“流放地”，來了就天天喝酒偷懶，根本不管事。
    杜牧接到調令那天，在家裏修改《戰論》的稿子，看到“外放黃州”四個字，手裏的筆“啪”地掉在紙上，墨水暈開一大片。他看著窗外的長安街，心裏又氣又委屈：“我到底做錯了什麽？就因為替人說句公道話，就不能在京城做事了？”
    收拾行李的時候，母親勸他：“孩子，去就去吧，在哪兒不是做事？你別忘了初心就行。”杜牧點點頭，把《戰論》《守論》的稿子疊好放進箱子裏，又帶上了爺爺杜佑寫的《通典》——他想，就算到了黃州，也不能忘了自己想幹的事。
    離開長安那天，天剛蒙蒙亮，李商隱來送他。倆人站在城外的小橋上，沒說多少話，李商隱遞給杜牧一包茶葉：“到了黃州，照顧好自己，你的計策總有一天會用上的。”杜牧接過茶葉，眼圈有點紅，他知道，這一去，還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回長安。
    坐在去黃州的馬車上，杜牧看著路邊的田野，心裏五味雜陳——他想起26歲中進士時的風光，想起在弘文館熬夜查資料的日子，想起“削平藩鎮”的理想，現在卻要去一個連朝廷都快忘了的“荒郡”，這落差，比從山頂跌到穀底還難受。
    外放“荒郡”不躺平：建學堂、禁佛寺，他在黃州池州幹了實事
    要是換了別人，到了黃州這種地方，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杜牧不一樣——他沒忘了母親說的“別忘了初心”，也沒忘了是杜佑的孫子，就算在“荒郡”，也得幹出點樣子來。
    剛到黃州，他沒先去刺史府歇著，而是帶著隨從在城裏城外轉了三天。轉完之後，他發現黃州最大的問題不是窮，是“沒教化”——城裏連個正經的學堂都沒有，小孩大多不識字，百姓遇到事不知道找官府，反而去求神拜佛，有些和尚還借著“念經”的名義騙百姓的錢。
    杜牧心裏有了主意：先建學堂，再整肅風氣。
    建學堂得花錢，黃州的官府庫裏沒多少錢。杜牧就把俸祿拿出來一部分，又找城裏的鄉紳募捐：“各位鄉親，孩子是黃州的將來，要是他們不識字，將來還是要受窮受欺負。咱們建個學堂，讓孩子能讀書，不好嗎？”
    鄉紳們一開始不樂意，覺得這是“瞎折騰”，可杜牧天天上門跟他們聊，還說要把爺爺杜佑的《通典》抄一份放在學堂裏，讓大家看看“讀書能懂道理”。慢慢的，有鄉紳被說動了，開始出錢出物。
    沒過多久，黃州的孔子廟就擴建好了，旁邊還蓋了三間學堂，杜牧親自挑選了幾個識字的秀才當老師，又規定：黃州的孩子，不管家裏有錢沒錢，都能來上學，學費全免。
    開學那天，學堂裏擠滿了人，小孩們穿著新洗的衣服，手裏拿著杜牧送的毛筆，眼裏滿是好奇。杜牧站在孔子像前，跟孩子們說：“讀書不是為了當官，是為了知道什麽是對的，什麽是錯的，將來能當個好人，能幫家裏、幫黃州。”
    除了建學堂，杜牧還在黃州整頓吏治——之前有些小吏借著收賦稅的名義欺負百姓，杜牧就親自去鄉下核查，把多收的賦稅還給百姓，還把欺負人的小吏革了職。百姓們都說：“沒想到來了個這麽實在的刺史，咱們黃州有救了！”
    後來杜牧又被調到池州當刺史，池州比黃州強點，但也有個大問題：佛教寺廟太多了。那會兒晚唐的和尚特別多，好多寺廟占著大片的好地，卻不用交稅，還天天讓百姓捐錢“修佛塔”，百姓本來就窮，再被這麽折騰，日子更過不下去了。
    正好那時候唐武宗下了命令，要禁毀佛教，說佛教“蠹耗生靈”（就是坑害老百姓）。別的地方官怕得罪和尚，都敷衍了事，杜牧卻真幹了——他親自去查池州的寺廟，把那些占著地不幹活、專門騙錢的寺廟拆了，把寺廟的土地分給百姓種地，還讓年輕的和尚還俗回家，要麽種地要麽學手藝。
    有人勸他：“刺史大人，別這麽較真，和尚們背後有人，小心他們告你狀。”杜牧卻搖搖頭：“我不管他們背後有人沒人，百姓都快沒飯吃了，我不能看著和尚們欺負人。”
    在池州的日子，杜牧還修了水利——池州經常鬧水災，他就組織百姓挖水渠、修堤壩，讓百姓的田地能澆上水，收成好了不少。有次他去鄉下看堤壩，百姓們拉著他的手，遞給他剛煮好的紅薯：“刺史大人，要是沒有你，咱們今年又得餓肚子了。”杜牧咬著紅薯，心裏暖暖的——雖然不能在京城實現“削平藩鎮”的理想，但能在地方讓百姓過好點，也沒白當這個官。
    那段時間，杜牧雖然身處“荒郡”，卻寫了不少詩，比如“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看起來是寫風景，其實是寫他在池州的日子——雖然遠離朝堂，但能和百姓在一起，能做實事，心裏也踏實。
    獻策被用卻難圓夢：《戰論》說得對，藩鎮還是平不了
    杜牧在地方幹得風生水起，消息傳回長安，連之前排擠他的李德裕都注意到了——李德裕雖然是李黨，可也不是完全沒腦子，他知道杜牧有本事，尤其是在軍事上有想法。
    那時候唐朝的藩鎮問題越來越嚴重，河北的藩鎮又開始作亂，朝廷派去的軍隊打了好幾次都輸了，李德裕急得睡不著覺，就想起了杜牧寫的《戰論》和《守論》。他讓人把這兩篇文章找出來，讀了一遍又一遍，越讀越覺得杜牧說得對：“之前就是沒按杜牧說的改革軍事，才打不過藩鎮！”
    沒過多久，李德裕就向朝廷建議，采用杜牧在《戰論》裏提的策略：整頓軍隊，挑選能打仗的將軍，再安撫藩鎮治下的百姓，讓藩鎮失去民心。朝廷同意了，還下了命令，讓杜牧回長安，協助李德裕處理軍事事務。
    杜牧接到命令的時候，正在池州的堤壩上跟百姓聊天，聽到“回長安”三個字，他愣了半天——他以為這輩子都回不了長安了，居然有機會回去，還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理想，心裏又激動又忐忑。
    回到長安後，李德裕親自見了杜牧，倆人沒提之前的黨爭，隻聊軍事。李德裕說：“杜牧，你在《戰論》裏說的‘兵貴精不貴多’，我覺得很對，接下來就靠你幫朝廷出主意了。”杜牧點點頭，把自己這些年在地方觀察到的情況，還有對藩鎮的新想法，一股腦全說了出來。
    那段時間，杜牧天天泡在兵部的檔案房裏，跟將軍們討論戰術，還親自起草了好幾份關於削藩的奏折，裏麵的建議大多被李德裕采納了。朝廷按照他們的策略出兵，還真打了幾個勝仗，河北的藩鎮老實了不少。
    杜牧看著捷報，心裏別提多高興了——他覺得，自己的理想要實現了，“削平藩鎮、收複河湟”的日子不遠了。可他忘了，晚唐的黨爭從來就沒停過，就算打了勝仗，該來的麻煩還是會來。
    沒過多久，牛黨又開始反擊，說李德裕“濫用兵權”“想謀反”，還把杜牧拉了進來，說杜牧是“李德裕的幫凶”。唐武宗本來就對李德裕有點猜忌，聽了牛黨的話，就開始疏遠李德裕，最後居然把李德裕外放了。
    李德裕一走，杜牧就成了“靶子”——牛黨說他之前替牛僧孺說話是“假的”，現在又幫李德裕，是“兩麵派”；李黨殘餘的人又說他“沒骨氣”，不幫李德裕說話。杜牧夾在中間，有嘴說不清，之前提的削藩策略也沒人再提了，剛打下來的優勢又沒了，藩鎮又開始作亂。
    那天，杜牧在兵部的檔案房裏，看著起草的奏折，還有那些打勝仗的捷報，心裏像被堵了一塊石頭——他明明獻上了好計策，明明看到了希望，可就因為黨爭，一切又回到了原點。他突然覺得特別無力：“晚唐的官場，怎麽就容不下想幹實事的人呢？”
    從那以後，杜牧就很少再提“削平藩鎮”的理想了——不是他不想，是他知道，在黨爭不斷的晚唐，就算有再好的計策，也實現不了。
    晚年中書舍人：官當大了，心卻冷了
    杜牧的晚年，算是“苦盡甘來”——他後來又被調回長安，還當上了中書舍人，這官不小，是皇帝身邊的近臣，負責起草詔令，相當於“高級秘書”，多少人一輩子都熬不到這個位置。
    誰能想到，當了中書舍人的杜牧，反而沒了年輕時的勁頭。每天在宮裏起草詔令，看著皇帝被宦官和黨爭左右，看著朝廷對藩鎮的問題視而不見，他心裏早就沒了當初的熱情，隻剩下失望。
    有次，皇帝讓他起草一份關於“安撫藩鎮”的詔令，其實就是對藩鎮妥協，杜牧拿著筆，半天沒寫出一個字——他想起年輕時寫的《戰論》，想起在黃州池州為百姓做事的日子，再看看現在這份“妥協”的詔令，心裏一陣發涼：“這不是我想幹的事，也不是爺爺教我的為官之道。”
    那時候，杜牧在長安城南有個樊川別墅，是他之前買的，一直沒怎麽整修。晚年的他，一有空就去樊川別墅，把院子裏的雜草拔了，種上菊花和竹子，還蓋了個小書房，把家裏的萬卷書搬了一部分過去。
    每天下班，他就換上便服，去樊川別墅待著——要麽在書房裏讀《通典》，想起爺爺杜佑；要麽在院子裏喝茶，看著菊花發呆；要麽約上幾個老朋友，比如李商隱，來家裏喝酒寫詩，聊的都是以前的事，很少提朝堂上的事。
    他還寫了首《秋夕》：“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這首詩看起來寫的是宮女的孤獨，其實是他自己的心境——在朝堂上，他就像那個宮女一樣，孤獨又失望，隻能對著夜色發呆。
    有人問他：“你現在當了中書舍人，官這麽大，怎麽不替朝廷多做點事？”杜牧笑了笑，沒說話——他不是不想，是不能，也不想了。晚唐的官場就像一潭爛泥，他再怎麽掙紮，也隻會越陷越深，不如守著樊川別墅，守著書和朋友，過點清淨日子。
    公元852年，杜牧病逝於樊川別墅，享年49歲。臨終前，他讓家人把寫的關於削藩的奏折、在地方任職的記錄，還有沒寫完的詩稿整理好，放在書房裏，跟爺爺的《通典》放在一起。他說：“我這輩子，沒實現‘削平藩鎮’的理想，但我沒辜負百姓，也沒辜負爺爺的教導，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