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的潁川（今河南許昌），到處是斷牆殘垣。有戶姓王的人家，住在城郊的破屋裏，屋頂漏雨，牆根透風，家裏連塊完整的門板都沒有。
    每到傍晚，就會有個半大孩子，搬個小板凳坐在門口，就著鄰居家透過來的油燈光，捧著本卷邊的《詩經》啃——這孩子就是王建，後來和張籍並稱“張王樂府”的詩人。那會兒沒人知道他是誰，隻知道是王家那個“愛讀書的窮小子”。
    潁川寒門：啃冷饃、借燈讀，窮日子裏長出的文學苗子
    王建的苦，是打娘胎裏帶出來的。他出身“寒門庶族”，擱現在說就是“沒背景的普通人家”，趕上安史之亂，家裏的薄田被戰火毀了，父親早逝，母親一個人拉扯他，日子過得“吃了上頓沒下頓”。
    小時候的王建，最盼的不是過年，是鄰居家辦喪事——不是心狠，是辦喪事會煮大鍋飯，偶爾能蹭上半碗粥；最寶貝的東西，是一本借來的《詩經》，封麵掉了，書頁缺了角，他用麻線縫了又縫，走到哪帶到哪。有次母親病了，沒錢抓藥，他想把書賣了，抱著書在集市上蹲了半天，最後還是沒舍得——那是他唯一能看到“外麵世界”的窗口。
    他讀書全靠“偷學”。村裏有個老秀才，偶爾會教幾個富家子弟讀書，王建就趴在人家院牆外聽，下雨了就躲在屋簷下，耳朵貼在牆上，生怕漏了一個字。老秀才見他可憐，又肯學，就偶爾把他叫進院裏，教他認幾個字，送他幾張舊紙。王建把紙裁成小條，用炭灰兌水當墨，在上麵練字，寫滿了就擦掉再寫，一張紙能反複用十幾次。
    十幾歲時，王建的詩就有點模樣了。不是寫風花雪月，是寫身邊的苦日子：鄰居家的大嬸因為交不起稅，被差役拉走；村口的老王頭，兒子死在戰場上，連屍骨都沒找回來。他寫“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不是憑空想象，是天天看在眼裏的真事。
    母親勸他：“讀這些有啥用？不如學門手藝糊口。”王建沒說話，把寫滿詩的紙，藏在枕頭底下——他知道，對他這樣的窮小子來說，讀書寫詩，是唯一能跳出寒門的路。
    轉機出在他十七八歲那年。他聽說鄰縣有個學館，管飯還不收學費，就揣著母親連夜縫的粗布衣裳，走了三天路，找到了學館。在這裏，他遇上了這輩子最重要的朋友——張籍。
    張籍比他大幾歲，也是個窮書生，倆人一見如故。學館的飯是稀粥配冷饃，菜隻有醃蘿卜，冬天冷得沒法握筆，他們就擠在一張床上，裹著兩床打補丁的被子，你念一句詩，我接一句評；沒錢買紙，就一起撿別人扔的廢紙，裁開了分著用；有次王建得了風寒，發燒咳嗽，張籍就半夜起來，幫他煎藥，還把自己僅有的一件厚棉襖蓋在他身上。
    那段日子苦得掉渣，卻成了王建一輩子的念想。後來他寫過一首《寄張籍》，裏麵說
    “憶昔君初納彩時，不言身屬遼陽戍。
    早知今日當別離，成君家計良為誰？”
    字裏行間全是當年一起啃冷饃、共患難的熱乎勁兒。也就是在學館裏，王建真正開始“寫詩”——不再是隨手記身邊事，而是學著用更凝練的語言，把寒門子弟的掙紮、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寫出來。
    他寫《村居即事》：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卻明。
    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
    表麵是說“我不稀罕富貴，也不想當大官”，其實是窮書生的無奈與自我慰藉——不是不想，是知道太難，不如先守著眼前的平靜。誰也沒想到，這首詩裏的“淡泊”，沒幾年就被現實打破了——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踏上一條更苦的路：從軍。
    邊塞十三年：從潁川書生到軍營幕僚，刀光劍影裏寫出的“士兵悲歌”
    貞元十三年（797），王建二十歲。這年河南大旱，學館斷了糧，他不得不回家。看著母親餓瘦的臉，看著家裏空蕩蕩的米缸，他咬了咬牙——科舉遙遙無期，種地養不活家，不如去從軍。那會兒幽州節度使劉濟在招幕僚，聽說隻要有點文化，就能混口飯吃，還能有點俸祿寄回家。
    王建跟母親辭行那天，天還沒亮。母親把家裏僅有的一塊臘肉，切成小塊包好，塞到他懷裏，哭著說：“到了那邊，別逞強，活著回來就好。”王建沒敢回頭，怕母親看見他的眼淚，一路向北，走了一個多月，終於到了幽州。
    幽州的冬天，比潁川冷十倍。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吹得人睜不開眼，軍營裏的帳篷漏風，夜裏凍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是個書生，沒學過打仗，隻能做幕僚，幫著寫文書、記軍功。可就算是文書，也得跟著軍隊跑——今天紮營在山穀，明天轉移到河邊，有時候剛寫完一份報告，敵軍的箭就飛進了帳篷。
    第一次見打仗，王建嚇傻了。那天他跟著軍隊在邊境巡邏，遇上敵軍突襲，箭如雨下，士兵們慘叫著倒下，鮮血染紅了雪地。
    他躲在石頭後麵，渾身發抖，手裏的筆都掉在了地上。晚上整理陣亡士兵名單時，他看著那些年輕的名字，想起離家時母親的眼淚，突然明白：詩裏寫的“戰爭苦”，遠不如眼前的刀光劍影來得真實。
    從那以後，王建的筆變了。他不再寫田園的平靜，開始寫邊塞的殘酷、士兵的痛苦。他的邊塞詩，沒有“大漠孤煙直”的豪情，隻有“白骨露於野”的悲涼——因為他見過，所以寫得紮心。
    他寫《渡遼水》：
    “渡遼水，此去鹹陽五千裏。
    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
    亦有白骨歸鹹陽，營家各與題本鄉。
    身在應無回渡日，駐馬相看遼水傍。”
    想想那個場景：士兵們渡遼水去打仗，離家五千裏，出發時父母就知道，這一去可能就是永別，所以給孩子多穿幾件衣裳，像辦喪事一樣送他走；就算有幸把屍骨運回去，也是在墓碑上寫個家鄉的名字；更多的人，站在遼水邊，望著家鄉的方向，再也回不去。王建寫這首詩時，手裏握著的，可能就是某個陣亡士兵的家書——那些沒寄出去的信，字裏行間全是對家人的牽掛。
    他還寫《涼州行》，罵邊將的荒淫：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
    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
    ……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邊將們隻顧著自己享樂，不修邊防，讓胡兵占領了州縣，還把老百姓趕到胡地，讓他們學著說胡語、穿胡服。王建在詩裏沒喊“邊將無能”，卻用“去年養子孫，今著氈裘”的對比，把邊將的罪責罵得明明白白。
    在幽州的十三年，王建從一個二十歲的書生，變成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他的臉被風沙吹得粗糙，手因為常年握筆、寫文書，磨出了厚繭，眼睛裏也沒了早年的青澀，多了幾分滄桑。他寄回家的俸祿，讓母親的日子好過了些，可他自己，卻常常在夜裏失眠——他見過太多死亡，太多分離，太多苦難，這些都像石頭一樣壓在他心裏，隻能靠寫詩來排解。
    有次他跟著軍隊到了一個叫“薊門”的地方，夜裏睡不著，走出帳篷，看到月亮掛在天上，照在荒涼的邊塞，突然想起了遠在潁川的母親，想起了學館裏的張籍。他掏出紙筆，借著月光寫了首《薊門行》：
    “薊門逢古老，獨立思氛氳。
    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
    勳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
    他覺得像個“古老”，在邊塞待了這麽久，功業沒成，頭發卻白了，連當年崇拜的霍將軍，也覺得遙遠。
    可也就是這十三年的邊塞生活，把王建“磨”成了真正的詩人。他不再是那個隻能寫身邊小事的寒門書生，而是能看透社會現實、為底層人說話的“寫實詩人”。他見過士兵的苦，後來就能寫百姓的苦；他見過邊將的貪，後來就能寫官吏的惡。這些經曆，成了他後來創作“樂府詩”的家底——那些從刀光劍影裏長出來的詩，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有力量。
    貞元末年，劉濟去世，幽州軍鎮大亂。王建看著軍營裏的廝殺，看著曾經一起共事的人互相殘殺，覺得累了。他收拾好詩稿，辭了官，一路向南，回了潁川。
    走的時候，他沒帶多少東西，隻有一箱子寫滿詩的紙，還有一件張籍當年送他的厚棉襖——那件衣服，他穿了十三年，補丁摞著補丁，卻一直沒舍得扔。
    回到潁川的那天，母親拄著拐杖，在村口等他。看到他回來，母親哭著摸他的臉：“瘦了，黑了，可總算回來了。”王建抱著母親，也哭了——十三年的邊塞生涯，他沒掉過幾次眼淚，可在母親麵前，所有的堅強都崩了。
    那天晚上，母親做了他最愛吃的麵條，放了點臘肉。王建一邊吃，一邊跟母親說邊塞的事，說他寫的詩。母親聽不懂詩裏的大道理，卻笑著說：“能平安回來就好，能寫詩就好。”王建看著母親的笑臉，突然覺得，十三年的苦，值了——他不僅活著回來了，還把那些苦難，寫成了能留下來的詩。
    詩裏的“人間煙火”：從邊塞到市井，他的筆始終對著底層人
    回到潁川後，王建歇了一段時間，又開始四處奔波——他還是想考科舉，想當一個能為百姓做事的官。可科舉之路對他這樣的寒門子弟來說，依舊難走。他考了幾次，都沒中，直到四十多歲，才終於考中了進士，當了個小官。
    可當官後的王建，沒變。他沒像別的官員那樣擺架子，反而更關注底層人的生活。他的詩，也從邊塞轉向了市井，寫賣炭的老人、織錦的農婦、守邊疆的士兵，寫他們的苦、他們的難、他們的希望。
    他寫《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
    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
    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複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
    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農民們五月忙著收麥、繅絲，看似“欣欣悅悅”，其實是怕交不夠賦稅，盼著“免向城賣黃犢”，能保住家裏的牛就好。王建寫的不是“農家樂”，是農民“敢怒不敢言”的無奈——不用去縣衙交稅，就是最大的快樂。
    他還寫《織錦曲》：
    “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
    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
    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線幹。
    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
    一梭聲盡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
    窗中夜久睡髻偏，橫釵欲墮垂著肩。
    合衣臥時參沒後，停燈起在雞鳴前。
    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宮裏怪。
    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盡著單絲羅。
    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
    織錦的女子，沒日沒夜地織錦，織好的錦“一匹千金不賣”，全要交給宮裏，宮裏還嫌不夠，就算錦江水幹了，還要多要。王建寫的是織錦女的辛勞，也是對宮廷奢侈的無聲批判。
    這些詩，後來被人稱為“樂府詩”，他和張籍的樂府詩，因為風格相近、都寫寫實，被並稱“張王樂府”。有人說，王建的樂府詩“字字見血，句句見淚”，他卻說：“我把看到的寫下來而已。”他沒忘記是寒門出身，沒忘記邊塞的苦，所以他的筆，始終對著那些像他早年一樣掙紮的底層人。
    晚年的王建，官越做越大，當了陝州司馬、光州刺史，可他還是老樣子——穿粗布衣裳，吃簡單的飯，沒事就寫詩。他跟張籍還經常通信，互相寄詩，點評對方的作品。張籍寫“家貧無易事，身病足閑時”，王建就回“自別青山歸未得，羨君長聽石門泉”，倆人還是當年學館裏的樣子，頭發都白了。
    約830年，王建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多歲。他去世後，家人整理他的遺物，發現除了一箱子詩稿，沒什麽值錢的東西——他當了一輩子官，沒貪過一分錢，沒置過一畝田，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寫詩上。
    後來有人把他的詩編成了《王司馬集》，流傳到現在。翻開這本書，你看不到“大詩人”的架子，隻能看到一個從潁川寒門走出來的窮小子，一個在邊塞摸爬滾打十三年的士兵，一個為底層人說話的官員——他把自己的苦難、別人的苦難，都寫成了詩，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空洞的道理，隻有最真實的人間煙火。
    現在再讀王建的詩，還是會被戳中——讀《渡遼水》，會心疼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士兵；讀《田家行》，會想起那些在田裏辛苦勞作的農民；讀《寄張籍》，會想起年輕時一起共患難的朋友。這就是王建的厲害——他寫的不是“詩”，是“人”，是每個在苦難裏掙紮，卻依然想好好活下去的人。
    他的人生，就像他寫的詩一樣，平凡卻有力量。從潁川的窮小子，到邊塞的幕僚，再到“張王樂府”的詩人，他沒走什麽捷徑，一步一步，把苦難踩在腳下，把生活寫進詩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