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歲的王建，站在昭應縣（今陝西臨潼）縣衙門口，手裏拿著任命文書，風一吹，頭發白得晃眼。跟他一起考中進士的人，早有人當上了州官，出門前呼後擁；他倒好，熬到快五十，才混上一個“縣丞”——從八品的小官，連縣令的副手都算不上，管的全是雞毛蒜皮的破事：收賦稅、斷鄰裏糾紛、替縣令寫報告。
    有人跟他打趣：“王兄，您這‘吏’當得，頭發都等白了。”王建笑了笑，沒說話。他心裏清楚，對一個寒門出身、又在邊塞蹉跎十三年的人來說，能有個官做，已經算老天開眼了。他沒想到，這一當小官，就當了十幾年。
    白發初為吏：昭應縣丞的日子，瑣碎裏藏著心酸
    昭應縣離長安近，算是個“京畿小縣”，事兒卻不少。王建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去縣衙點卯，然後跟著差役去鄉下收賦稅。長安周邊的土地，看著肥沃，可農民的日子比邊塞還苦——官府的稅一層疊一層，夏天收麥稅，秋天收糧稅，冬天還要收“炭稅”，有的農民交不起，隻能賣兒賣女。
    有一次，王建去城郊的張村收稅，看到一個老太太跪在地上，抱著差役的腿哭：“官爺，再寬限幾天吧，我家老頭子剛死，家裏連買棺材的錢都沒有，實在交不出稅啊！”差役不耐煩，抬腳就要踹，王建趕緊攔住。他蹲下來，看著老太太破洞裏露出來的棉絮，心裏堵得慌——這場景，跟他小時候家裏窮得揭不開鍋的樣子，太像了。
    那天，王建掏腰包，替老太太交了稅。回去的路上，差役跟他說：“王丞，您這樣不行啊，下次人人都跟您哭窮，稅還怎麽收？”王建沒反駁，夜裏在燈下寫了首《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
    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
    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複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
    詩裏寫的“欣欣悅悅”，全是裝的——農民們表麵笑著割麥、繅絲，其實心裏慌得很，盼著能交夠稅，別把家裏的牛賣了。王建比誰都清楚，那“簷頭索索”的繅絲聲，不是歡樂，是無奈。他這個縣丞，管不了朝廷的稅，隻能把看到的苦，寫進詩裏。
    除了收稅，他還得管“家長裏短”。有兩家鄰居，因為一尺宅基地吵了三天，還動了手，鬧到縣衙。王建去調解，左邊說“這地是我家的”，右邊說“明明是我家的”，吵得他頭都疼。最後他沒辦法，自己出錢，在兩家中間修了道矮牆，才算把事了了。有人說他“傻”，不該自己掏錢，王建卻說：“都是苦日子人，爭來爭去，還不是為了一口飯？”
    昭應縣丞當了三年，王建又被調到長安，做太府寺丞——管國庫倉庫的小官。每天的活兒就是清點糧食、布匹，記在賬本上，枯燥得能讓人睡著。倉庫裏堆著滿滿的糧食，有的都發黴了，他想起鄉下農民餓肚子的樣子，心裏不是滋味。
    有次白居易來太府寺辦事，看到他對著賬本發呆，問他怎麽了。王建指著賬本說：“這裏的一粒米，都是農民彎腰種出來的，就這麽放壞了，可惜啊。”白居易聽完，拍了拍他的肩膀：“也就你，當了小官還操這心。”
    沉淪下僚：換了六個小官，沒熬出頭，卻熬出了好詩
    接下來的十幾年，王建像個“救火隊員”，在各個小官職位上轉來轉去：從太府寺丞調到秘書郎，每天抄文書抄到手軟；再調到殿中侍禦史，管監察，卻沒實權，看到貪官汙吏也管不了；又調到太常寺丞，管祭祀禮儀，天天對著祭品念祝文，念得口幹舌燥。
    這些官，全是“下僚”——沒權力，沒油水，還特別累。有一年冬天，他當殿中侍禦史，要去長安周邊的縣巡查。天寒地凍，路不好走，他騎著一頭瘦馬，走了半個月，凍得手腳生瘡。
    到了縣裏，縣官知道他沒實權，連像樣的飯都不給他準備，隻端來一碗稀粥，上麵飄著幾片菜葉。王建沒抱怨，喝完粥，照樣認真巡查，把看到的問題記下來，可報告遞上去，石沉大海。
    那段日子，他常常在夜裏失眠。看著窗外的月亮，想起邊塞的日子，想起昭應縣的農民，覺得像個“廢人”——當了官，卻幫不了任何人。
    他沒放棄寫詩，不管多累，每天都要寫幾句。他的詩，越來越“接地氣”，全是老百姓的苦：纖夫的苦、織婦的苦、士兵的苦，他都寫。
    他寫《水夫謠》，是因為有次出差，在河邊看到纖夫拉船。那是夏天，太陽毒得很，纖夫們光著膀子，皮膚曬得黝黑，背上勒著粗繩子，深深嵌進肉裏，每走一步，都要喊一聲號子，聲音嘶啞。
    船逆流而上，纖夫們走得慢，船主還拿著鞭子抽他們。王建站在岸邊，看了很久，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晚上在客棧，他就著油燈，寫下：
    “苦哉生長當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後淼淼。
    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複去。
    夜寒衣濕披短蓑，肌穿足裂忍痛何！”
    詩裏的“肌穿足裂忍痛何”，不是瞎寫的——他看到一個老纖夫，腳底板裂了大口子，滲著血，卻還在拚命拉船。他想上前幫一把，卻被船主攔住：“你一個小官，少管閑事！”王建眼睜睜看著他們走遠，心裏像被針紮一樣疼。
    還有《織錦曲》，寫的是長安周邊的織錦女。他當秘書郎時，常去織錦坊抄文書，看到織錦女們沒日沒夜地織錦。織好的錦，全要交給宮裏，一匹能值千金，織錦女們，一年到頭連件新衣服都穿不上。有個織錦女跟他說：“官爺，我織了三年錦，從來沒見過織的錦穿在人身上是什麽樣子。”
    王建聽了，心裏難受，回去就寫了《織錦曲》，裏麵“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宮裏怪”，寫的就是織錦女的無奈——織慢了要被宮裏罵，織好了也跟自己沒關係。
    雖然仕途不順，但王建在長安認識了一群“誌同道合”的朋友——張籍、韓愈、白居易、劉禹錫。他們都是愛寫詩、關心民生的人，經常聚在一起，在小酒館裏喝酒，聊詩，聊天下事。
    張籍是他最好的朋友，倆人經常擠在張籍的小破屋裏，就著一碟鹹菜，喝一壺劣質的酒。張籍跟他說：“仲初，你的詩寫得越來越好了，比我強。”王建笑著說：“還不是跟你學的？當年在學館，你教我怎麽把話說得實在。”
    有一次，張籍家裏窮得沒米了，王建把當月的俸祿分了一半給他，還說：“你別跟我客氣，當年在邊塞，我要是沒你寄的棉襖，早就凍死了。”
    後來張籍寫了首《贈王建》：
    “自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篋笥貧。
    賴有白頭王建在，眼前猶見詠詩人”，把他當成唯一的知己。
    韓愈也很看重王建，覺得他的詩“有杜甫的風骨”。有次韓愈帶他去見白居易，白居易剛寫完《賣炭翁》，讀給他們聽。王建聽了，激動地說：“白兄，你這詩寫得太好！我也寫了首《水夫謠》，跟你這意思差不多。”說著就把詩念了出來。白居易聽完，拍手叫好：“好！咱們這些人，就該寫老百姓的苦，讓朝廷知道下麵的人有多難！”
    跟這些朋友在一起，王建覺得不孤單了。雖然官沒當大，但他的詩，有人懂；他的心思，有人明白。
    晚年的“王司馬”：從樂府到宮詞，寫透了宮廷裏的寂寞
    大和三年（829），王建快六十歲了，頭發全白了，背也有點駝。這一年，他熬上了一個“像樣”的官——陝州司馬（今河南三門峽），從五品，雖然還是沒什麽實權，但總算擺脫了“下僚”的身份，人們也開始叫他“王司馬”。
    陝州離長安遠，沒那麽多瑣碎事，王建的日子清閑了些。可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跑鄉下、見纖夫了。他的詩風，慢慢變了——從寫民間疾苦的“樂府詩”，轉向了寫宮廷生活的“宮詞”。
    有人說他“變了”，開始寫奢華的宮廷了。王建自己知道，他寫的不是奢華，是宮廷裏的“另一種苦”——宮女的寂寞，宦官的專權，還有那些看似光鮮的背後，藏著的無奈。
    他的《宮詞》百首，是在陝州寫的。有的是聽來的，有的是他以前在長安當太常寺丞時，接觸到宮廷禮儀，看到的場景。
    他寫宮廷的莊嚴：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皇帝朝會時，金殿巍峨，雲車華麗，看著氣派，可他知道，這氣派背後，是多少百姓的賦稅堆出來的。
    但他寫得更多的，是宮女的寂寞。有一首《宮詞》，寫得特別細膩：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
    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宮女們早上起來，看到台階前的掃地夫，覺得新鮮——她們一輩子待在宮裏，沒見過外麵的男人。圍著掃地夫，爭著給他錢，問他：“外麵的世界，是不是跟宮裏不一樣？”
    王建寫這首詩時，想起了當年在長安看到的宮女。有次他去太常寺辦事，看到幾個宮女站在宮牆邊，望著牆外的柳樹發呆。有個宮女看到牆外的老百姓路過，眼裏滿是羨慕。宮女們看似住在華麗的宮殿裏，其實跟坐牢一樣，一輩子見不到親人，也得不到愛情，在宮裏慢慢老去。
    他還寫宮女的“無奈”：
    “禦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即苦春。
    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
    宮女們在宮裏，吃的是最好的飯菜，可心裏苦，覺得春天都難熬。白天躺著，像生病一樣，其實是寂寞得沒精神，隔著簾子叫女醫人來，不是真的生病，就是想有人陪自己說說話。
    這些《宮詞》，突破了以前“宮怨詩”的老套——以前的宮怨詩，隻寫宮女的“怨”，王建卻寫得更細：她們的好奇、她們的渴望、她們的假裝生病，全是活生生的人。他沒把宮女寫成“符號”，而是寫成了“有血有肉的女人”，跟鄉下的農婦、河邊的纖夫一樣，都是苦命人。
    有一次，劉禹錫來看他，讀了他的《宮詞》，說：“仲初，你這宮詞，寫得比樂府詩還動人。別人寫宮怨，是站在外麵看；你寫宮怨，是站在宮女心裏看。”王建笑了笑：“其實都一樣，不管是民間還是宮廷，隻要是人，就有苦。我隻是把看到的、聽到的，寫下來而已。”
    晚年的王建，身體越來越差，經常咳嗽，冬天更嚴重。他還是每天寫詩，寫累了就坐在院子裏曬太陽，想起年輕時的日子：在潁川啃冷饃、在邊塞扛凍、在昭應縣替農民交稅、在長安跟張籍喝酒……他覺得這輩子，沒白活——雖然官沒當大，但他寫了很多詩，這些詩裏，有老百姓的苦，有宮女的寂寞，有朋友的情分。
    大和四年（830），王建在陝州司馬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四歲。他去世後，家人整理他的遺物，除了一箱子詩稿，隻有幾件舊衣服、幾本書，還有張籍當年送他的那件厚棉襖——雖然已經破了，卻一直被他珍藏著。
    後來，有人把他的詩編成了《王司馬集》，裏麵的樂府詩、宮詞，流傳了一千多年。人們讀他的《田家行》，會想起農民的苦；讀他的《水夫謠》，會想起纖夫的累；讀他的《宮詞》，會想起宮女的寂寞。
    王建這一輩子，沒當過大官，沒享過福，可他用一支筆，把人間的苦都寫了下來。他就像一個“記錄者”，不管是寒門的掙紮、邊塞的殘酷、下僚的心酸，還是宮廷的寂寞，他都記在詩裏，告訴後人：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有一群人在苦日子裏掙紮，也都有像他一樣的人，在為這些人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