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6年的春天，洛陽城外一處小院裏，74歲的崔護坐在藤椅上曬著太陽。風裏飄著鄰院的桃花香，他眯著眼，手指摩挲著案上的舊詩集——那本裏，藏著他50年前在長安城南撞見的一場春天，也藏著讓他名垂千古的“人麵桃花”。
    很多人知道他是寫“人麵不知何處去”的詩人，卻少有人知道，這位博陵崔家的子弟，走過的是一條最典型的中唐文人路：從書香門第裏的苦讀少年，到兩度登科的寒門進士，再到官至嶺南節度使的清正官員，最後歸隱田園，把一生的煙火與悵惘，都揉進了一首詩裏。
    博陵崔家的少年：書堆裏長大的“學霸苗子”
    772年，崔護出生在博陵（今河北定州）崔氏家族——這可不是普通人家，在唐朝，“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並稱，是天下聞名的“五姓七家”之一，簡單說就是“世代讀書做官的名門”。他爹崔銳更厲害，官至大理少卿，相當於現在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管的是全國的司法大事。
    按說生在這樣的家庭，崔護本該是個養尊處優的“官二代”，可他從小沒沾過半點嬌生慣養的毛病。為啥？因為崔銳對兒子的要求特別嚴——每天天不亮，崔護就得坐在書房裏背《詩經》《尚書》，要是背錯一個字，不僅晚飯沒得吃，還得對著祖宗牌位罰站。
    崔護後來回憶說，小時候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不是能出去玩，是雨天父親不用上朝，會坐在書房裏陪他讀書，偶爾還會講自己斷案的故事。有一次，崔銳講起一個窮人因為沒錢給母親治病，偷了富人的糧食，最後自己主動改判從輕的事，末了對崔護說：“讀書不是為了當官享福，是為了心裏有杆秤，知道什麽是對，什麽是該幫的人。”
    這話崔護記了一輩子。後來他不管是考科舉，還是當大官，心裏都揣著這杆“秤”。
    少年時的崔護，是出了名的“書呆子”。博陵城裏的小孩都在街頭巷尾跑著玩的時候，他要麽在自家書房裏啃經書，要麽就去城外的佛寺裏找老和尚討論詩文。有一次，佛寺裏的老和尚跟他聊起李白的詩，崔護說：“李白的詩像天上的雲，好看卻抓不住；我想寫的詩，要像地上的草，普通人一看就懂，卻能記一輩子。”
    老和尚當時就笑了：“你這孩子，心不高，卻實誠。以後準能寫出好東西。”
    誰也沒想到，這句“實誠”的評價，後來真成了崔護詩歌的底色——他一輩子沒寫過什麽晦澀難懂的“文人詩”，就憑《題都城南莊》那28個字，把“物是人非”這回事，寫得連不識字的老太太都能聽懂，都能跟著歎口氣。
    長安城裏的科舉路：兩次登科的“逆襲考生”
    唐朝的文人，想當官幾乎隻有一條路：考科舉。而科舉裏最難的，就是“進士科”——有句話叫“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意思是30歲考上明經科都算老的，50歲考上進士科都算年輕的。
    崔護20歲出頭的時候，揣著父親給的盤纏，背著一箱子書，第一次去了長安。那時候的長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朱雀大街寬得能跑八匹馬，酒肆裏飄著胡姬的歌聲，考場門口擠滿了從全國各地來的考生。崔護站在考場外，心裏又緊張又激動——他知道，這扇門背後，不僅是自己的前途，更是父親的期望。
    科舉哪有那麽容易？第一次考進士，崔護落榜了。
    落榜那天，他一個人坐在長安城南的曲江池邊，看著別人看著榜上歡呼著，自己卻名落孫山，眼淚差點掉下來。他想寫信回家說“我不考了”，可一想起父親說的“心裏有杆秤”，又把信撕了。
    從那以後，崔護在長安租了個小破院，開始了“苦讀模式”：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書，中午啃個冷餅子繼續寫策論，晚上點著油燈改文章，直到眼睛睜不開才睡覺。有一次，鄰居老太太看他天天不出門，還以為他病了，特意送了碗熱粥過來，說：“小夥子，別太拚了，身體要緊。”
    崔護握著熱粥，心裏暖得不行——他知道，在長安，像他這樣的窮考生太多了，大家都在熬，熬到出頭的那天。
    熬了整整四年，到了貞元十二年（796年），24歲的崔護再次走進考場。這一次，他沒慌——策論裏寫的“百姓疾苦”，是他從鄰居老太太那裏聽來的；詩裏寫的“長安春景”，是他四年裏每天路過的街景。放榜那天，他擠在人群裏，從最後一名往前找，找了三遍，才在中間位置看到“崔護”兩個字。
    那一刻，崔護抱著旁邊的考生哭了——不是因為當上官了，是因為自己沒白熬，沒讓父親失望。
    可崔護的“學霸路”還沒結束。唐朝的科舉，考上進士是“入門”，想當大官，還得考“製科”——就是皇帝親自出題的考試，考的是“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簡單說就是“既有學問，又會辦事”。
    元和元年（806年），34歲的崔護又參加了製科考試。這一次，他寫的策論裏，提到了“減輕賦稅、安撫流民”的建議，正好戳中了剛即位的唐憲宗的心思。放榜時，崔護考了第一名——“才識兼茂科”登第，一下子從“普通進士”變成了“皇帝看中的人才”。
    那天，崔護回到小破院，把錄取通知書貼在牆上，煮了一碗麵條，加了兩個雞蛋——這是他來長安十年，吃得最奢侈的一頓飯。從這天起，他要走的路，不再是書堆裏的路，是官場裏的路，是要為老百姓辦事的路。
    官場裏的“實在人”：從京兆尹到嶺南節度使的政績
    考上製科後，崔護先是被派到地方當縣尉——就是現在的縣公安局局長，管治安、抓小偷。別看官小，崔護幹得特別認真。他到任第一天，就把縣裏的卷宗全翻了一遍，發現有幾個老百姓是因為欠了地主的錢被抓的，立馬找地主談話，說：“老百姓要是有活路，誰願意欠你錢？你要是再逼他們，我就上報朝廷，說你欺壓百姓。”
    地主怕了，不僅免了欠款，還送了糧食給那幾家老百姓。老百姓都誇：“新來的崔縣尉，是個實在人。”
    後來，崔護又被調到中央當監察禦史，管的是彈劾貪官汙吏。有一次，他查到一個大官貪汙救災款，立馬寫了奏折上報。有人勸他：“那人後台硬，你別惹禍上身。”崔護說：“我考科舉不是為了怕事，是為了辦事。要是看著貪官不管，我對不起老百姓，也對不起我爹當年教我的話。”
    最後，那個大官真被罷了官，救災款也追了回來。唐憲宗知道後，誇崔護：“你這人性子直，適合幹大事。”
    到了大和三年（829年），57歲的崔護迎來了他官場生涯的巔峰——先是被任命為京兆尹，就是長安市市長；沒過幾個月，又升為禦史大夫兼嶺南節度使，相當於現在的廣東省委書記兼軍區司令。
    長安是京城，不好管——達官貴人多，規矩多，矛盾也多。崔護當京兆尹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夜市”。那時候長安的夜市裏，有不少權貴家裏的仆人欺負小商販，強買強賣。崔護直接派衙役在夜市巡邏，隻要看到欺負人的，不管是誰家的人，先抓起來再說。
    有一次，一個宰相的仆人強搶商販的水果，崔護不僅把人打了***板，還親自去宰相府“說理”：“您是宰相，要為天下人做榜樣，要是您家仆人欺負老百姓，老百姓還能信朝廷嗎？”
    宰相被說得啞口無言，賠了商販的錢，還跟崔護道了歉。從那以後，長安的夜市太平了，小商販們都說：“崔市長是個敢替我們說話的官。”
    後來崔護去嶺南當節度使，難度更大——嶺南那時候是“蠻荒之地”，氣候濕熱，還有很多少數民族，經常鬧矛盾。崔護到任後，沒先搞“大工程”，而是先帶著隨從走遍了嶺南的各個州縣，跟少數民族的首領聊天，問他們需要什麽。
    他發現少數民族最缺的是糧食和醫生——因為氣候不好，莊稼長不好，生病了也沒人治。崔護立馬從北方調了稻種，教他們種水稻；又在每個州縣建了“惠民藥局”，請醫生免費給老百姓看病。有個少數民族首領感動得說：“以前的官來了，要我們交稅；崔大人來了，卻給我們送糧食、送醫生。我們以後一定聽朝廷的話。”
    在嶺南的幾年，崔護沒打過一場仗，卻讓嶺南的老百姓過上了安穩日子。朝廷好幾次想調他回長安當更大的官，崔護都拒絕了——他說：“嶺南的老百姓還需要我，我不能走。”
    長安城南的一場春天：《題都城南莊》裏的永恒悵惘
    崔護這輩子，當官清正，做人實在，可真正讓他被記住的，不是他的官銜，而是他年輕時在長安城南寫的那首《題都城南莊》。
    那是貞元十二年（796年），也就是他剛考上進士的那年春天。考完試後，崔護心裏鬆快，騎著馬在長安城南瞎逛。那天太陽特別毒，走了沒多遠，他就覺得喉嚨幹得像要冒煙。正好前麵有個小院，院裏飄著桃花香，崔護就下了馬，上前敲門。
    敲了好幾下，才有個姑娘的聲音從裏麵傳來：“誰呀？”
    崔護說：“我是趕考的書生，路過這裏，想討碗水喝。”
    門開了，崔護抬頭一看，愣住了——院裏的桃花開得正豔，姑娘站在桃花樹下，穿著淺粉色的裙子，手裏端著一碗水，笑盈盈地看著他。陽光灑在姑娘臉上，也灑在桃花上，崔護覺得，這春天裏最美的東西，都在這院裏了。
    他接過水，喝了一口，卻忘了道謝——光顧著看姑娘和桃花了。姑娘被他看得有點不好意思，轉身走進了屋裏，隻留下崔護一個人站在院裏，看著桃花發呆。
    過了一會兒，崔護才反應過來，趕緊放下碗，跟屋裏的姑娘道謝，然後騎著馬走了。走的時候，他還回頭看了好幾眼——那院桃花，那姑娘的笑臉，像刻在了他心裏。
    那時候崔護剛考上進士，忙著應付各種應酬，沒時間再去城南。等他忙完，已經是第二年的春天了。他想起去年的那場相遇，心裏癢癢的，又騎著馬去了長安城南。
    可到了那個小院門口，崔護卻傻了——院門是鎖著的，院裏的桃花還像去年一樣開得豔，可那個站在桃花樹下的姑娘，卻不見了。
    崔護站在院門外，心裏空落落的。他不知道姑娘去哪了，是嫁人了？還是搬走了？他隻知道，去年的春天還在，去年的桃花還在，可去年的人，卻不在了。
    他從懷裏掏出筆，在院門上寫了一首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麵桃花相映紅。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寫完後，崔護站了一會兒，歎了口氣，騎著馬走了。他當時也沒想到，這28個字，會成為後來人每次想起“物是人非”時，都會念起的詩。
    後來有人問崔護，那個姑娘到底去哪了？崔護笑著說：“我也不知道。或許她嫁了個好人家，或許她搬到了別的地方。但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心裏，都有過‘人麵桃花’的時刻：比如回到老房子，發現小時候的玩伴不在了；比如翻開舊照片，發現照片裏的人已經走了。我隻是把大家都有的感受，寫進了詩裏。”
    確實，這首詩之所以能流傳千年，不是因為崔護寫了一場“一見鍾情”，而是因為他寫了每個人都會經曆的“悵惘”——春天會再來，桃花會再開，可那些曾經遇見的人、經曆的事，卻再也回不來了。
    歸隱田園的晚年：把一生過成一首平淡的詩
    60多歲的時候，崔護從嶺南回到了洛陽。那時候他已經頭發花白，身體也不如以前了。朝廷想讓他當“太子少保”，這是個閑職，待遇好，還不用幹活。可崔護拒絕了——他說：“我當了一輩子官，現在想回家種種花，看看書，過幾天清閑日子。”
    他在洛陽城外買了個小院，院裏種了幾棵桃樹，每年春天，桃花開的時候，他就坐在桃樹下，喝著茶，看著書，偶爾還會想起長安城南的那場春天。
    鄰居們都知道他是“大官”，經常來跟他聊天，問他當官的故事。崔護從不擺架子，總是跟他們聊家常，教他們種莊稼，有時候還會給孩子們講詩文。有個小孩問他：“崔爺爺，你寫的‘桃花依舊笑春風’，是什麽意思呀？”
    崔護摸了摸小孩的頭，說：“等你長大了，遇到一個很喜歡的人，後來又不見了，你就懂了。”
    晚年的崔護，活得像他自己寫的詩——平淡，卻有味道。他不再關心朝廷的事，也不再想自己的官銜，每天最開心的事，就是看著院裏的桃花開，聽著鄰居的笑聲，偶爾寫幾句詩，記下來的都是生活裏的小事：比如今天喝了一碗好粥，比如鄰居送了他一筐桃子。
    公元846年的春天，崔護坐在藤椅上，看著院裏的桃花，突然笑了——他想起了50年前長安城南的那個姑娘，想起了嶺南的老百姓，想起了自己走過的路。他覺得，自己這一輩子，沒白活：當了好官，寫了好詩，還遇到了那麽多好的人。
    那天晚上，崔護安詳地閉上了眼睛，享年74歲。
    他死後，家人在他的書房裏發現了一本詩集，詩集的最後一頁，寫著幾句話：“一生為官，隻求無愧於心；一生寫詩，隻求無愧於情。長安城南的桃花還在，我便也還在。”
    現在再讀《題都城南莊》，讀的不隻是崔護的一場春天，更是我們自己的人生——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長安城南”，都有一片“人麵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