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94年的春天，長安城裏的桃花開得鬧哄哄的，老書生韋莊站在吏部的榜單前，手卻抖得厲害——紅紙上“韋莊”兩個字，擠在一堆年輕名字裏，格外紮眼。這一年，他整整六十歲，頭發都白了大半，熬成了“新科進士”。
    誰能想到，這個本該在家含飴弄孫的老頭，前半輩子考了十幾次科舉，從長安考到江南，從青絲考到白發；更沒人想到，十年後，他會站在四川的土地上，成了前蜀的開國宰相，把亂世裏的“詩心”，變成了治國的“章法”。
    他這一輩子，就像晚唐的一張縮影：前半生追著唐朝的“落日”跑，後半生在蜀地的“微光”裏，活出了另一種模樣。
    六十歲的“校書郎”：遲到四十年的功名，嚐不出甜滋味
    韋莊中進士那天，沒有像年輕人那樣歡呼雀躍，隻是默默走到榜前，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名字，指尖蹭到朱砂，紅得像血。旁邊有個二十出頭的新科進士，蹦蹦跳跳地過來拍他的肩：“老丈，您可真厲害！六十歲還能中，我輩楷模啊！”
    韋莊笑了笑，沒說話——他自己知道，這“楷模”背後，藏著多少苦。從二十歲第一次落榜，到六十歲終於及第，四十年裏，他餓過肚子，逃過黃巢的兵災，在江南的雨裏漂泊了十年，甚至差點死在逃難的路上。現在終於考上了，可他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因為眼前的唐朝，早就不是他年輕時想效忠的那個“大唐”了。
    中進士後，他被派了個“校書郎”的官——聽起來文雅，其實就是個抄書的小官，從九品，比芝麻官還小。每天的活兒就是在史館裏抄錄舊檔案，看著那些泛黃的文書，記錄著唐朝曾經的繁華：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再看看窗外長安的樣子——街麵上行人稀少，城牆上的磚都掉了皮，偶爾能看見朱溫的士兵騎著馬耀武揚威，他心裏就像堵了塊石頭。
    有一回，他抄到韋應物的檔案，上麵寫著“蘇州刺史，正四品下”，再看看自己的官階，忍不住歎了口氣。同事聽見了，勸他：“老韋，別愁了，六十歲能有個官做，不錯了！”韋莊搖搖頭：“我不是愁官小，是愁這唐朝，快沒了。”
    這話還真讓他說中了。當時的唐昭宗，就是個傀儡皇帝，權力全在朱溫手裏。朱溫想把長安遷到洛陽，方便自己控製，大臣們敢怒不敢言。韋莊看著朝堂上的亂象，看著百姓們又開始收拾行囊逃難，想起了當年黃巢起義時的慘狀，夜裏睡不著，就爬起來寫詩。
    他寫“誰謂傷心畫不成，畫人心逐世人情”，說的是畫家能畫出山水，卻畫不出百姓的傷心；他寫“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裏賴通波”，借隋朝的運河，暗諷唐朝的統治者隻懂折騰百姓。可這些詩，他不敢拿出來給人看，隻能藏在抽屜裏——在亂世裏，連寫詩都得小心翼翼。
    這個六十歲的“新科進士”，得到了年輕時夢寐以求的功名，卻發現自己就像站在快沉的船上，手裏的船槳，根本劃不動這亂世的浪。
    《台城》裏的“無情柳”：他看透了唐朝的“命”
    公元896年，韋莊奉命去金陵（現在的南京）出差。金陵是六朝古都，當年的台城（六朝皇宮所在地）還在，隻是早就荒了。他閑著沒事，就去台城逛了逛。
    那天的天氣不好，陰沉沉的，台城的城牆塌了大半，荒草長得比人還高，隻有城牆邊的柳樹，長得枝繁葉茂，枝條垂下來，遮住了斷壁殘垣。韋莊站在柳樹下，看著眼前的景象，想起了唐朝的皇宮——長安的大明宮，不也跟這台城一樣，快成廢墟了嗎？
    他掏出筆，在牆上寫了首《台城》：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
    無情最是台城柳，依舊煙籠十裏堤。”
    “無情最是台城柳”——這話說得真狠，可也真準。不管六朝怎麽滅亡，不管多少人死去，柳樹還是每年發芽，長得鬱鬱蔥蔥，好像什麽都沒發生過。韋莊寫的是台城的柳，罵的卻是唐朝的“命”——那些當權者，就像這柳樹一樣，不管國家快亡了，不管百姓快死了，依舊隻顧著爭權奪利，一點“情分”都沒有。
    出差回來後，他更確定了：唐朝沒救了。朱溫的勢力越來越大，殺大臣、換皇帝，跟玩似的。韋莊在史館裏抄書，每天都能聽到壞消息：今天哪個大臣被朱溫殺了，明天洛陽的宮殿又修好了，後天皇帝又被脅迫著下了道沒用的聖旨。
    有一回，他跟幾個同事喝酒，喝到半醉，有人哭著說：“咱們都是唐朝的官，可現在連唐朝的命都保不住，活著還有啥意思？”韋莊沒哭，隻是端著酒杯，一口喝幹，說：“哭有啥用？能保一點是一點，能留一點是一點。”
    他說的“留一點”，就是編《又玄集》。當時戰亂不斷，很多詩人的作品都散佚了，有的被燒了，有的丟了，韋莊看著心疼——這些詩，是中晚唐的“魂”，要是沒了，後人就再也看不見那些年的故事了。
    他從史館裏找，從自己的舊稿裏翻，從朋友那裏借，花了整整兩年時間，編成了《又玄集》。裏麵收了杜甫、李賀、白居易這些大詩人的詩，也收了不少不太出名的詩人的作品，一共兩百九十七首，全是他一句一句抄下來的。
    編完那天，他把集子抱在懷裏，就像抱著個寶貝。同事問他：“老韋，這集子編了又能咋樣？唐朝都快沒了。”韋莊說：“唐朝會沒，但詩不會沒。後人翻開這集子，就知道中晚唐有過啥樣的詩人，寫過啥樣的詩，就知道咱們沒白活一場。”
    這就是韋莊，哪怕知道唐朝要完了，哪怕自己隻是個小官，也想著給後人留點東西——他的“詩心”，從來都不是隻寫自己的愁，是裝著整個時代的苦。
    投奔王建：亂世裏，他選了“能做事”的路
    公元897年，韋莊六十二歲，這一年，他做了個重大的決定：離開長安，去四川投奔王建。
    王建是誰？是個武將，早年是個“混混”，後來參軍打仗，憑著能打，在四川站穩了腳跟，成了“西川節度使”。當時的四川，遠離中原的戰亂，百姓還算安穩，王建也算是個能做事的人——不像朱溫，隻知道殺人奪權；也不像唐昭宗，隻會哭哭啼啼。
    韋莊為啥要投奔王建？不是想當大官，是想找個能“做事”的地方。在長安，他隻能抄書、寫詩，看著唐朝一點點滅亡，啥也做不了；可去四川，他或許能幫王建治理地方，讓百姓少受點苦，讓文化能傳下去。
    他收拾了簡單的行囊，沒跟太多人告別，悄悄離開了長安。路上走了三個多月，翻過高山，跨過大河，終於到了成都（當時王建的地盤）。王建早就聽說過“秦婦吟秀才”的大名，聽說韋莊來了，親自出城迎接。
    兩人一見麵，王建就開門見山：“先生是大才子，我王建是粗人，打仗還行，治理蜀地，得靠先生幫忙。”
    韋莊也不繞彎子：“我來投奔將軍，不是為了功名，是想讓蜀地的百姓能安穩過日子，讓這裏的文化能保住。”
    王建笑了：“先生放心，隻要你幫我，我啥都聽你的。”
    就這樣，韋莊成了王建的“掌書記”（相當於秘書），開始幫王建打理政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頓吏治——當時蜀地的官員，好多都是王建的老部下，沒讀過書，隻會欺壓百姓。韋莊製定了“考核製度”，誰做得好就升官，誰做得差就撤職，哪怕是王建的親信，也不例外。
    有個姓劉的將軍，是王建的拜把子兄弟，在地方上搶百姓的地，還殺人。韋莊知道後，直接把狀紙遞到王建麵前：“將軍要是想讓蜀地安穩，就得殺了劉某，不然沒人會服你。”王建猶豫了半天，最後還是聽了韋莊的話，把劉某斬了。
    這一下，蜀地的官員都老實了——原來這個“老書生”，不光會寫詩，還真敢做事。韋莊看著蜀地的秩序一點點好起來，心裏終於踏實了——這比在長安抄書，有意義多了。
    蜀相韋莊：定規矩、興文化，把亂世變成“桃花源”
    公元907年，朱溫殺了唐哀帝，建立了“後梁”，唐朝徹底滅亡了。消息傳到成都，王建大哭了一場，然後在韋莊的勸說下，登基稱帝，建立了“前蜀”，韋莊被任命為宰相，這一年，他七十二歲。
    當了宰相的韋莊，更忙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處理政務，直到深夜才回家。王建是武將，不懂治國，幾乎把所有事都交給了韋莊——定典章製度、修法律、搞科舉、興文化，韋莊就像個“總設計師”，一點點把前蜀的“架子”搭起來。
    他定的“典章製度”，大多參考唐朝的，但又改了不少不合時宜的——比如唐朝的官製太複雜，他就簡化了；唐朝的賦稅太重，他就減輕了百姓的負擔。蜀地的百姓，之前受夠了戰亂和欺壓，現在日子安穩了，都誇韋莊是“好宰相”。
    他還特別重視文化。在成都建了“文思殿”，招攬天下的文人墨客；恢複了科舉製度，讓蜀地的年輕人有機會讀書做官；他還把自己編的《又玄集》刻印發行，讓更多人能讀到中晚唐的詩。當時的成都，成了亂世裏的“文化中心”，很多中原的文人都逃到這裏，跟著韋莊寫詩、做學問。
    有一回，王建跟韋莊聊天，說：“先生，現在蜀地這麽安穩，都是你的功勞啊！”韋莊搖搖頭：“不是我的功勞，是百姓想安穩，是將軍肯聽我的話。”王建笑著說：“要是換了別人，我可不聽。也就先生你，又懂詩，又懂治國，我信你。”
    可韋莊心裏，還是有遺憾的。他畢竟是唐朝的進士，看著唐朝滅亡，心裏總不是滋味。有一回，他路過成都的一家酒肆，聽見裏麵有人唱他的《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隻合江南老”，忍不住走進去，點了一壺酒，喝著喝著，就想起了長安的日子，想起了江南的漂泊。
    他拿起筆，在牆上寫了首新詞《菩薩蠻·勸君今夜須沉醉》：
    “勸君今夜須沉醉，尊前莫話明朝事。
    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須愁春漏短，莫訴金杯滿。
    遇酒且嗬嗬，人生能幾何。”
    “遇酒且嗬嗬，人生能幾何”——這話聽著像“擺爛”，其實是韋莊的無奈。他知道，亂世裏的安穩，就像酒一樣，喝一口少一口，明天會發生啥，誰也不知道。他能做的，就是現在多喝點酒，多做些事，讓蜀地的百姓能多安穩一天，讓文化能多傳一天。
    有個年輕的文人，看了這首詞，問韋莊：“宰相，您現在位高權重，為啥還寫這麽傷感的詞？”韋莊笑了笑：“位高權重又咋樣？人生就這麽幾十年，能快活一天是一天，能做一件是一件，別等老了，才後悔沒做啥。”
    “文靖”公的結局：詩和治國，他都沒辜負
    公元910年，韋莊七十四歲，這一年的冬天，他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他還惦記著政務——讓手下人把奏折念給他聽，哪些地方的賦稅還沒交，哪些地方的科舉還沒安排，哪些文人還沒安置，他都一一記在心裏，交代給手下人。
    王建來看他，看著他瘦得不成樣子，心裏難受：“先生，你放心，你交代的事，我都會辦好，蜀地的百姓，我會照顧好。”
    韋莊拉著王建的手，說：“將軍，我這輩子，沒辜負唐朝，沒辜負百姓，也沒辜負詩……”話沒說完，就咽了氣。
    王建大哭了一場，追贈韋莊為“太師”，諡號“文靖”——“文”是誇他的詩才，“靖”是誇他的政績，這兩個字，概括了韋莊的一生。
    韋莊死後，葬在成都的浣花溪邊——那裏是杜甫當年住過的地方。他的墓不大，也不豪華，就像他的人一樣，低調卻踏實。墓前有塊碑，上麵寫著“前蜀宰相韋莊之墓”，旁邊還有人刻了他的兩句詩：“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遇酒且嗬嗬，人生能幾何”。
    有人說，韋莊是“叛徒”——他是唐朝的進士，最後卻成了前蜀的宰相；也有人說，韋莊是“功臣”——他在亂世裏保住了蜀地的百姓，保住了中晚唐的文化。
    可韋莊自己，從來沒在乎過這些評價。他是個在亂世裏，想活下去、想做點事的文人——年輕時，他追著功名跑，是為了給母親和妹妹一個家；中年時，他在江南漂泊，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詩心；晚年時，他做前蜀的宰相，是為了保住一方百姓的安穩。
    他這一輩子，從長安的破屋子，到江南的畫船，再到成都的相府；從六十歲的校書郎，到七十二歲的宰相；從寫《秦婦吟》的“秀才”，到編《又玄集》的“文人”，再到定製度的“政治家”——他把自己的“詩心”，揉進了治國路，把亂世的“苦難”，變成了安穩的“微光”。
    現在再讀韋莊的詞，讀“騎馬倚斜橋，滿樓紅袖招”，能想起他少年的風流；
    讀“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能想起他中年的沉痛；
    讀“遇酒且嗬嗬，人生能幾何”，能想起他晚年的無奈；
    讀“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能想起他心裏的溫柔。
    這個從唐臣到蜀相的老書生，用一輩子告訴我們：亂世裏，不光有殺戮和苦難，還有詩和希望；人生裏，不光有遺憾和無奈，還有能做的事和該守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