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九年（1930年）初夏，謝文淵以優異的成績從南京陸軍大學特別班畢業。兩年的淬煉，使他不僅係統地掌握了現代大兵團作戰的參謀業務與指揮藝術，更對國民黨高層內部的派係糾葛、政治生態以及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實質，有了遠比以往更為清醒和深刻的認識。他如同一把在金陵爐火中反複鍛打、淬礪而出的利劍，鋒刃內斂，寒光暗藏。
    畢業分配在即，學員們各顯神通，希望能進入中央軍嫡係部隊或要害部門，以期更快晉升。謝文淵卻反其道而行之。他通過一位在陸大結識、與鄂軍有些淵源的教官，委婉地表達了希望“回饋桑梓”、“效力於地方綏靖”的意願。這番表態，在那些爭相奔赴“前程”的同學眼中，顯得有些“不識時務”，卻恰恰符合他精心設計的“人設”——一個不慕虛榮、踏實肯幹、且對家鄉有深厚感情的職業軍官形象。
    這一選擇，也暗合了當時微妙的政治局勢。蔣介石雖在形式上統一全國，但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的矛盾已趨於白熱化，大戰一觸即發。對於謝文淵這樣背景複雜，有著黃埔底子卻非蔣嫡係，又曾在桂係部隊服役的軍官，將其放回相對邊緣的鄂軍部隊，既算是“人盡其才”，也帶有幾分觀察和控製的意味。
    很快，任命下達：謝文淵被分配至駐防武漢的國民革命軍某師師部，擔任中校參謀，主要負責作戰計劃與訓練事宜。
    重返武漢，謝文淵的心境與兩年前離開時已截然不同。昔日籠罩全城的白色恐怖氣氛雖有所緩和，但高壓統治的痕跡依舊隨處可見。他所在的師部，設在漢口原租界區的一幢西式建築內，這裏遠離前線，卻充斥著文牘主義和官僚氣息。
    他很快熟悉了新的環境和工作。憑借著在陸大紮實的學業功底和之前在基層部隊積累的經驗，他處理參謀業務顯得遊刃有餘。他起草的訓練計劃嚴謹周密，繪製的作戰地圖精準清晰，提出的建議往往能切中要害，很快便贏得了師部首腦的信任和倚重。他依舊保持著低調務實的作風，不參與機關裏的派係閑談，不議論高層是非，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純粹的軍事業務之中。
    然而，在這看似平靜的參謀工作之下，謝文淵的內心活動卻從未停止。他利用職務之便，廣泛接觸各類軍事文件、通報和內部刊物，冷靜地分析著全國的軍事態勢，尤其是蔣介石中央軍與各地方軍閥之間日益緊張的矛盾，以及其對江西等地紅軍“圍剿”的戰況。他像一台高效而隱蔽的信息處理機，將所見所聞所感，與自己內心的判斷相互印證。
    他敏銳地察覺到，自己所在的這支鄂軍部隊，雖名義上歸附中央，但內部對蔣介石的離心傾向依然存在，許多中下層軍官對連年內戰和“剿共”政策感到厭倦和迷茫。這為他提供了某種程度上的保護色和活動空間。
    一天，他在師部閱覽一份關於調整鄂東地區駐防的公文時，意外地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王啟明，他已被調至鄂東某保安團任副團長。謝文淵心中微微一動。他知道，王啟明思想傾向進步，在武漢時期便對“清黨”不滿。如今被安排到地方保安部隊，顯然也是一種變相的邊緣化。
    經過謹慎的考慮，謝文淵借一次下部隊檢查訓練情況的機會，“順路”去了一趟王啟明所在的防區。故友重逢，兩人都已是校級軍官，但眉宇間都添了許多風霜與沉鬱。
    在一家臨江茶館的雅間裏，兩人對坐飲茶。窗外是滾滾長江，室內氣氛微妙的沉默。
    “啟明兄，別來無恙。” 謝文淵率先開口，語氣平靜。
    “文淵兄如今是師部高參，前程似錦啊。”王啟明的話語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疏離和試探。
    “不過是混口飯吃，哪裏比得上啟明兄獨當一麵。”謝文淵淡然回應，話鋒一轉，低聲道，“如今這局麵，外有強寇環伺，內有戰火連綿，你我軍人，心中難道就無半點憂慮麽？”
    王啟明端著茶杯的手微微一頓，抬眼看了謝文淵一眼，目光深邃：“憂慮？憂慮有何用？不過是隨波逐流，苟全性命罷了。” 他的語氣中充滿了無奈與自嘲。
    “是啊，苟全性命……” 謝文淵輕輕摩挲著溫熱的茶杯，仿佛不經意地說道，“隻是不知，這性命，最終要全於何地？全於何事？”
    王啟明沒有立即回答，隻是望著窗外渾濁的江水，良久，才幽幽歎道：“文淵，你我還是像當年在教導團時一樣，有些話，不說為妙。”
    謝文淵點了點頭，不再深談。他知道，信任的重建需要時間，尤其是在如此嚴酷的環境下。這次會麵，更像是一次小心翼翼的試探和接觸，彼此確認了對方心底那份未曾完全熄滅的、對現狀的不滿與憂思。
    重返鄂渚，潛龍歸淵。謝文淵在國民黨鄂軍的心髒地帶，找到了一個新的、更具戰略價值的潛伏支點。他不再僅僅是為了個人存身，更是為了在未來的某一時刻，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他像一顆悄然布下的棋子，在波瀾雲詭的棋局中，靜靜地等待著屬於自己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