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春至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夏，謝文淵率領著他的“鄂豫皖邊區遊擊挺進縱隊第一支隊”，後經整編，番號變更為第五戰區敵後遊擊第十一支隊，謝文淵任支隊長，授上校銜，如同一條潛入深水的遊魚，活躍在以立煌（金寨）為中心的大別山北麓、鄂豫皖交界區域的敵後戰場。這裏山巒疊嶂，林深草密，日軍雖占領了主要城鎮和交通線，但廣大的鄉村山地，仍是中國抗日力量周旋的舞台。
    與正麵戰場屍山血海的大兵團鏖戰不同，敵後遊擊戰是另一種形式的殘酷與煎熬。它沒有固定的戰線，沒有充足的後勤，戰鬥往往發生在意想不到的時間地點，以突襲、伏擊、破襲為主，規模不大，卻如同附骨之疽，不斷消耗著日偽軍的力量，牽製其大量兵力。
    謝文淵很快適應了這種新的戰爭形態。他將支隊化整為零，以連、排為單位，分散在各處險要的山村、隘口，建立起秘密的交通站和情報網。他本人則帶著支隊部和直屬分隊，行蹤不定，穿梭於群山之間。
    戰鬥是頻繁而艱苦的。一次，他親自帶領精幹小隊，在葉集至固始的公路旁設伏，成功炸毀日軍運輸車隊卡車三輛，斃傷押運日軍十餘人，繳獲了一批急需的糧食和藥品。又一次，他指揮部隊，利用夜色掩護，突襲了商城縣外的一個偽軍據點，全殲守敵一個連，繳獲槍支彈藥若幹，極大地鼓舞了周邊群眾的抗日信心。
    然而，勝利的代價同樣巨大。日軍為了鞏固占領區，頻繁發動殘酷的“掃蕩”。他們采取“分進合擊”、“梳篦清剿”的戰術，燒毀村莊，屠殺百姓，企圖割斷遊擊隊與民眾的聯係。在一次反“掃蕩”戰鬥中，支隊副支隊長，一位原東北軍出身、性格豪爽的老行伍，為掩護主力轉移，帶領一個排斷後，與數十倍於己的日軍激戰竟日，最終彈盡糧絕，全部壯烈犧牲。
    謝文淵在臨時掩埋了戰友的遺體後，獨自一人在山林裏坐了整整一夜。他看著懷中花名冊上新增的名字，想起南京江邊的慘狀，一股刻骨的仇恨與沉甸甸的責任感交織在一起。他知道，在這敵後戰場，每一份勝利都來之不易，每一個犧牲都重於泰山。
    除了與日偽軍的戰鬥，更讓謝文淵感到心力交瘁的，是來自內部的摩擦與掣肘。他所在的這支遊擊部隊，名義上隸屬第五戰區，但實際上補給匱乏，彈藥、糧秣時常中斷，很多時候需要自籌，甚至不得不向當地鄉紳“借糧”，處境艱難。而與此同時，他對活躍在同一區域的新四軍遊擊隊，心情卻頗為複雜。
    他曾多次在日軍“掃蕩”時，與新四軍的遊擊隊不期而遇，甚至有過幾次心照不宣的配合，共同打擊敵人。他親眼看到新四軍紀律嚴明，與群眾關係融洽，戰術靈活，官兵平等，這與他所熟悉的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腐敗和階級分明形成了鮮明對比。他不禁回想起陸大時期偷閱的那些進步書刊，以及吳石曾經暗示的那條“星火”之路。然而，上峰嚴令“防共、限共、**”的指示不時傳來，使他不得不與這些潛在的“友軍”保持距離，甚至偶爾還會因防區或物資問題發生一些小的摩擦，這讓他內心充滿了矛盾與痛苦。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秋，一場突如其來的惡性瘧疾在支隊中蔓延，缺醫少藥，許多戰士病倒，非戰鬥減員嚴重。謝文淵也未能幸免，時冷時熱，虛弱不堪。就在支隊陷入困境之時，一支路過的新四軍小分隊得知情況，主動將他們極其有限的奎寧等藥品分出了一大半，並派來了他們唯一的衛生員幫忙救治。
    躺在簡陋的草棚裏，看著新四軍衛生員細心為自己和戰士們診治，謝文淵心中五味雜陳。他問那名年輕的衛生員：“你們……為什麽幫我們？”
    衛生員抬起頭，擦了下額角的汗，樸實地說：“長官，打鬼子是咱們共同的事。你們多一個人恢複，就多一分打鬼子的力量。”
    這句樸實無華的話語，深深觸動了謝文淵。他想起南京潰退時某些嫡係部隊的冷漠，想起後方官僚的推諉，與眼前這支被上峰視為“異己”的軍隊的慷慨相助，形成了多麽諷刺的對比！
    病愈後，謝文淵的思想發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變化。他依然恪守著軍人的身份和職責，但在行動上，他開始有意識地避免與工鏟當領導的武裝發生直接衝突，甚至在情報共享、協同作戰方麵，進行了一些極其隱秘的、心照不宣的合作。他更加注重維護與當地百姓的關係，嚴令部隊不得擾民，強調“軍民一家”，這使他的支隊在群眾中的基礎愈發牢固。
    敵後的烽煙，不僅錘煉著謝文淵的軍事指揮藝術，更在潛移默化中，滌蕩著他的思想，重塑著他的認知。他像一棵紮根於山石間的青鬆，在風雨硝煙中，愈發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應該堅守的方向和未來可能的道路。他知道，隨著抗戰的持續，這條敵後的戰線，必將更加複雜，也更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