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鳩摩羅什的佛學道路上，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發生在沙勒國期間——從小乘佛教轉向大乘佛教。
    公元357年的沙勒國今新疆喀什），正值絲路貿易的繁盛時節。這座西域古城佛寺林立，不同宗派的高僧在此交匯。鳩摩羅什在此駐留的一年，成為他佛學思想發生根本轉折的關鍵時期。
    當時的沙勒國都城，隨處可見來自天竺、罽賓、於闐等地的僧侶。羅什每日除了在寺院研習經論，還會前往城西的“辯經場”參與各派論戰。這裏原是商隊交易的市場，後來逐漸演變成思想交鋒的場所。正是在這裏，他首次聽聞大乘佛法的精妙。
    一日，鳩摩羅什在辯經場見到兩位氣質非凡的僧侶正在講解“空性”。年長者侃侃而談，聽者雲集。令鳩摩羅什驚訝的是，這位講經者竟是莎車國今新疆莎車）王子出家的須利耶蘇摩，而聽眾中赫然坐著他的兄長——前莎車太子須利耶跋陀。兩位王子舍棄王位共同求法的故事，早已傳遍西域。
    須利耶蘇摩比鳩摩羅什年長十餘歲，精通梵語和西域各國語言，尤擅大乘空宗。他注意到這位年輕的龜茲學者雖精熟小乘經論，卻對大乘教理心存疑慮，便主動邀請鳩摩羅什到其駐錫的寺院深談。
    在寺院後園的菩提樹下，蘇摩為鳩摩羅什講解《阿耨達經》。當說到“陰、界、入等諸法皆空無差別”時，鳩摩羅什震驚地打斷：“若如此說，這部經還有什麽意義？它將一切諸法都破除了！”
    蘇摩微笑反問：“法師以為，眼睛看到的山河大地，是真實存在的嗎？”
    他隨手拾起一片菩提葉：“世人見此葉為綠色，色盲者見之為何？夢中見葉，醒時何在？”
    鳩摩羅什陷入沉思。蘇摩繼而以“鏡中像”為喻：“諸法如鏡中像，非有非無。雖可見而不可得，雖不可得而可見。”
    這場對話持續了整整三天。鳩摩羅什後來在回憶這段經曆時說：“就像盲人突然得見光明，我開始明白大乘空義的深妙。”
    在蘇摩的引導下，鳩摩羅什開始係統研習大乘經典。他首先學習的是《中論》。這部由龍樹菩薩所造的論典，以犀利的邏輯破斥一切執著。羅什初讀時“如墮雲霧”，經過蘇摩逐句講解，才漸漸領悟“八不中道”的深意。
    某夜，鳩摩羅什讀至“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一偈時，豁然開朗。他立即求見蘇摩，兩人在燈下展開激烈討論：“若諸法無生，修行何用？” 鳩摩羅什問。
    蘇摩答：“正因為無生，才需修行。若實有生，修行何用？”
    隨後，鳩摩羅什又研習了《百論》和《十二門論》。這三部論典合稱“三論”，成為他日後在中國創立三論宗的基礎。在沙勒的一年裏，鳩摩羅什不僅通曉了這些經典的文字，更深入體會到大乘佛教“度盡一切眾生”的悲願。
    他曾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往日學小乘，如登小山而自以為見天地；今聞大乘，方知天地之廣闊。”
    公元358年，鳩摩羅什滿載學識回到龜茲。此時的他已經從神童成長為一代宗師。龜茲王白純親自率領大臣出城迎接，並在王宮設盛大法會。
    龜茲王特意命工匠打造金獅子座，以象征佛法無畏。座椅用二百兩黃金鑄成獅子造型，鋪以大秦古羅馬）進口的錦褥，鑲嵌著來自波斯的寶石。每次羅什升座說法，龜茲王都親執弟子禮，並命宰相跪地為階，請羅什踏其背登座。
    這種殊遇在龜茲曆史上前所未有。鳩摩羅什升座講經時，“諸王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場麵莊嚴隆重。他主講《般若經》時，聽眾常達千人，其中包括來自西域三十六國的僧侶和學者。
    值得注意的是，鳩摩羅什並未完全否定小乘。他在講經時常說：“小乘如小學，大乘如大學，皆不可廢。”這種圓融的態度，使他的教化更能接引不同根係的眾生。
    鳩摩羅什聲名遠播的消息傳到罽賓，他的小乘老師盤頭達多深感震驚。這位年過花甲的老法師難以相信，自己最傑出的弟子竟然改宗大乘。他決定親自前往龜茲，要“挽救誤入歧途的學生”。
    公元359年春天，盤頭達多曆經數月跋涉抵達龜茲。師徒重逢的場麵頗為感人：鳩摩羅什親至城外十裏迎接，執弟子禮甚恭。但在接下來的法義辯論中，兩人卻各執己見，互不相讓。
    辯論持續了一個多月。起初，盤頭達多引用《阿含經》論證“諸法實有”，羅什則以《般若經》闡釋“諸法性空”。隨著辯論深入，鳩摩羅什巧妙地運用小乘經典中的例證來支持大乘觀點，使老師開始動搖。
    轉折點發生在討論“法身”概念時。盤頭達多問：“若諸法皆空，何來法身？”
    羅什答：“如鏡中像，雖空而可見。法身亦然，雖不可執而功德無量。”
    盤頭達多沉思三日，最後感歎道：“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小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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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師徒易位”的佳話，成為西域佛教史上的一段美談。更令人感動的是，年邁的盤頭達多拜師後，以古稀之齡開始認真學習大乘經典。
    鳩摩羅什從小乘轉向大乘的轉變，不僅是個人的思想升華，更標誌著佛教在中國傳播的一個重要轉折。在此之前，傳入中國的主要是小乘禪數學和般若經的零星譯本。
    羅什對大小乘佛法的融會貫通，使他能夠：
    第一，準確理解印度佛教的原意；
    第二，用中國人能夠理解的方式表達；
    第三，建立完整的大乘佛教體係。
    他在龜茲期間已經開始嚐試翻譯工作，將梵文經典譯為西域各國語言。這些實踐為他日後在長安的大規模譯經積累了寶貴經驗。
    更重要的是，鳩摩羅什發展出的“格義”方法，能夠借用中國固有的概念來解釋佛教思想。比如用道家的“無”來解釋“空”，用儒家的“仁”來比擬“慈悲”。這種方法雖然後來被他本人反思改進，卻為佛教中國化開辟了道路。
    站在龜茲的王宮高處遠眺，絲綢之路如一條紐帶連接東西。鳩摩羅什常說：“佛法如甘露，當普潤一切眾生。”他的思想轉變，恰如這條商道上的文化交流，在碰撞中融合，在對話中升華。
    從沙勒國與蘇摩的初遇，到龜茲與盤頭達多的辯論，羅什用開放的心態完成了思想的飛躍。這種勇於自我超越的精神，使得他後來在長安的譯經事業能夠“陶練覆疏，務存論旨”，最終成就了中國佛教史上不朽的篇章。
    當暮色籠罩龜茲古城，金獅子座上的講經聲依舊回蕩。這位年輕法師的思想轉型，不僅改變了他個人的命運，更將改變整個東亞佛教的走向。大乘佛教的種子，已然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隻待東傳的因緣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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