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烏台詩案：生死浮沉
    元豐二年1079）四月，四十三歲的蘇軾抵達湖州任所。此番知州之命，本是一次尋常的轉遷，江南的暖風與太湖的煙波，似乎預示著一段恬靜時光的開始。然而，命運的雷霆正在汴京的陰雲中悄然醞釀。
    按照規製，他撰寫了《湖州謝上表》。這本是一篇官樣文章，但在憂憤與耿介的驅使下，他未能完全抑製胸中的塊壘，寫下了“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等語。這些文字，如同一束火把，瞬間點燃了早已堆積如山的幹柴。在禦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新黨激進派眼中，這位名滿天下、且曾直言批評新法的文壇領袖，其本身就是一種障礙。他們如獲至寶，以此表為突破口，開始係統地搜羅蘇軾的詩文，穿鑿附會，羅織罪名。
    一場以文字為罪證的政治迫害，就此拉開序幕。舒亶在奏章中指斥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漫罵，而無複人臣之節”，並摘取其《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等詩中的句子，斷章取義，指為譏諷青苗法、水利工程，甚至影射皇帝。李定更是在神宗麵前直言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其罪“可廢之明矣”。
    七月二十八日， 曆史應記住這個日子。禦史台的悍吏皇甫僎，帶著台卒，如鷹犬般疾馳至湖州，徑直闖入州衙大堂。彼時蘇軾正在處理公務，聞訊倉皇出迎，目睹官差氣勢洶洶，心知禍事臨頭。他一時失措，請求與家人訣別。
    後堂之中，妻子王閏之續弦，王弗的堂妹）已是淚如雨下，麵對這突如其來的滅頂之災，她悲憤難抑，哭倒在地。全家老小，惶恐萬狀，如臨末日。蘇軾心中慘然，此去汴京，吉凶未卜，或許便是永訣。他強作鎮定，安撫家人，將家事托付於長子蘇邁，隨後便被押解出城。湖州百姓聞訊，無不驚駭歎息。
    押解北上的路途，是蘇軾人生中最漫長的煎熬。 船行至太湖，夜泊蒼茫水麵，四顧無援，悲憤與恐懼交織，他曾想過縱身一躍，了結此生，以擺脫這無盡的屈辱與可能的酷刑。然而，當他望向汴京的方向，想到弟弟蘇轍，想到當年離京時與弟弟“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的約定，求死的念頭被生生按捺了下去。他不能讓自己的不明不白之死，給弟弟和家人帶來更大的災禍。這份手足之情，成了他穿越黑暗的第一縷微光。
    抵達汴京後，蘇軾被立即投入禦史台監獄。 因台署院內多植柏樹，上有烏鴉棲息，故稱“烏台”，此案因而得名“烏台詩案”。在獄中的一百三十個日日夜夜，他受盡了審訊與詰難。獄吏的冷酷、環境的汙穢、精神的折磨，無不侵蝕著他的意誌。他曾與兒子蘇邁約定，平日送食隻送菜與肉，若有不測則送魚。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出城借貸，便托一友人送飯，友人不知內情，特意烹魚以饗。蘇軾見魚，以為大限已至，悲從中來，寫下了兩首絕命詩，托獄卒轉交蘇轍。其中“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人間未了因”之句，情深意重，聞者無不鼻酸。
    然而，轉機也在暗中湧動。 蘇軾的遭遇，震動了朝野。其弟蘇轍上書神宗，願納還自身一切官爵為兄贖罪。退隱金陵的王安石，雖與蘇軾政見不合，但亦惜其才，上書勸諫神宗：“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此言分量極重。更為關鍵的是，病重的曹太後仁宗皇後）在病榻前對神宗言及“仁宗皇帝以製科得軾兄弟，喜以為子孫得兩宰相”，勸誡勿因詩文人罪。這些因素，都促使神宗皇帝心生寬宥之意。
    漫長的審訊最終結案。 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歲末的寒風中，聖諭下達：蘇軾被貶為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這實質上是一個被監管的罪官身份，但終究保住了性命。
    走出烏台陰森的獄門，重見天日，蘇軾恍如隔世。他呼吸著凜冽而自由的空氣，寫下“出門便旋風吹麵，走馬聯翩鵲啅人”的詩句，那種劫後餘生的複雜心緒，躍然紙上。這場大難，如同一次靈魂的淬火，徹底改變了他對政治、人生和藝術的看法。他帶著一身傷痕與滿心感悟，向著長江邊的貶所黃州，踏上了新的旅程。在那裏，一個更為深邃、曠達的蘇東坡，即將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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