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中旬，北京的盛夏裹挾著悶熱的水汽，農業部農業產業司綜合處的辦公室裏，空調涼風雖足，李澤嵐卻始終覺得心頭沉甸甸的。河南調研帶回的不僅是那份厚厚的補貼政策報告，更有糧農們“豐收不增收”的無奈眼神，這讓他在處理日常工作之餘，總忍不住翻開案頭的資料，想從更深處讀懂“三農”——這個被稱作國家經濟“穩定器”與“緩衝閥”的領域，究竟承載著怎樣的重量。
    “澤嵐，又在看老資料啊？”張紅梅路過他的辦公桌，看到他手裏捧著一本泛黃的《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史》，忍不住打趣，“河南調研回來，你這鑽研勁兒更足了。”
    李澤嵐抬起頭，揉了揉有些發酸的眼睛，笑著說：“張處，這次去河南，看到老鄉們種糧的辛苦，總覺得自己對‘三農’的理解太淺了。回來後想多看看曆史，搞明白咱們國家的經濟發展裏，三農到底扮演了什麽角色。”
    他指著書中“1950年代工農產品剪刀差”的章節，語氣帶著困惑：“您看，建國初期咱們國家要搞工業化，就通過壓低農產品價格、抬高工業品價格，讓農村為城市和工業積累資金，這是不是相當於把工業發展的壓力轉嫁給了農民？”
    張紅梅在他對麵坐下，拿起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語氣凝重：“你說得沒錯。咱們國家幾次麵臨經濟危機和生產過剩時，三農都成了‘緩衝閥’，隻不過每次的表現形式不一樣。你要是感興趣，不妨梳理一下建國後的幾次關鍵節點，就能明白三農的‘犧牲’與‘貢獻’有多沉重。”
    張紅梅的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李澤嵐的思路。接下來的半個月，他幾乎把所有業餘時間都投入到了研究中——泡在部裏的資料室，翻閱《中國經濟史》《三農問題研究》等著作；登錄學術數據庫，下載相關論文；甚至利用周末，去北京圖書館查閱當年的政策文件和統計年鑒。每次看到關鍵處，他都會結合青石鄉的經曆做批注，筆記本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文字，既有理論梳理，也有基層視角的思考。
    經過梳理，他清晰地勾勒出四次經濟危機中，國家將生產過剩等問題向三農轉嫁的脈絡，每一次都讓他對“三農”的分量有了更深的認識。
    第一次是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新中國成立初期，麵臨著工業基礎薄弱、外匯短缺的困境，為了快速推進工業化，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人為壓低糧食和棉花等農產品收購價，同時抬高化肥、農機等工業品售價，形成“工農產品剪刀差”。李澤嵐在資料中看到，1957年至1962年，通過剪刀差從農村抽取的資金約200億元，相當於同期國家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的總和。“這意味著農民用自己的糧食和汗水，為國家工業化鋪了路。”他在筆記中寫道，想起青石鄉老周叔說過，他父親那輩人，每年交公糧時都要挑最好的糧食，自己卻常常吃不飽，“那時候的農村，承載的是國家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農民犧牲了眼前的利益，換來了工業體係的初步建立。”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改革開放後，城市工業快速發展，出現了輕工產品過剩的問題。為了消化過剩產能，國家提出“農村市場是個大天地”，通過“家電下鄉”的雛形模式，組織工業品下鄉銷售，同時鼓勵農民發展鄉鎮企業，承接城市轉移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李澤嵐查閱數據發現，1990年，農村市場消化了全國60的自行車、50的縫紉機和40的洗衣機。“表麵上看，這是激活農村市場，實際上是讓農村承接了城市的過剩產能。”他在筆記中分析，“鄉鎮企業確實帶動了部分農民增收，但也帶來了汙染、資源浪費等問題，而且大部分利潤最終流向了城市，農民隻是獲得了微薄的工資。”這讓他想起青石鄉早年也辦過小型造紙廠，後來因為汙染嚴重被關停，不少農民失去工作，“那時候的農村，成了城市工業的‘蓄水池’，既消化了過剩產品，又吸納了剩餘勞動力，卻也付出了環境代價。”
    第三次是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出口受阻，工業生產過剩問題加劇，大量農民工失業返鄉。此時，國家提出“小城鎮大戰略”，鼓勵農民在農村建房、發展特色農業，同時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通過“以工補農”的方式，消化鋼鐵、水泥等建材過剩產能。李澤嵐看到，2000年至2005年，農村建房消耗了全國40的水泥和30的鋼材，農村公路建設吸納了大量返鄉農民工。“這一次，農村不僅是勞動力的‘緩衝帶’，更是建材過剩產能的‘消化場’。”他感慨道，想起青石鄉2003年修通村公路時，不少返鄉農民工參與施工，雖然掙了些錢，但工資被拖欠的情況時有發生，“農民用自己的積蓄建房、用勞動力修路，幫助國家渡過了經濟難關，可他們的權益保障，卻常常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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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我國出口大幅下滑，工業產能過剩問題再次凸顯，數千萬農民工失業。國家推出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其中很大一部分投向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業農村建設，同時大規模推進“家電下鄉”“汽車下鄉”，通過補貼鼓勵農民消費，消化工業過剩產能。李澤嵐查閱資料發現，2009年至2011年，“家電下鄉”累計銷售家電1.6億台，拉動消費近4000億元；農村公路、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吸納了2000多萬農民工就業。“這一次，三農的‘緩衝閥’作用更加明顯，既消化了過剩產能，又穩定了就業。”他在筆記中寫道，但同時也注意到一個問題：“家電下鄉”的產品中，不少是城市淘汰的舊型號，農民花了錢卻買不到優質產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部分項目存在“重建設、輕維護”的問題，後續運營困難。“這說明，雖然政策初衷是好的，但在執行中，農民的真實需求還是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三農依舊是‘被動承接’，而非‘主動受益’。”
    半個月的學習，讓李澤嵐的心情越發沉重。他把四次危機的梳理整理成一份《四次經濟危機中三農角色演變分析》，在文末寫下自己的感悟：“三農始終是國家經濟的‘壓艙石’，每當城市和工業麵臨困境，農村都會成為‘緩衝閥’和‘蓄水池’，農民用自己的土地、勞動力和消費，承接了過剩產能，分擔了經濟壓力。但這種‘轉嫁’，往往以犧牲農民利益、忽視農村發展為代價，導致城鄉差距擴大、農村發展滯後。如今，鄉村振興戰略提出，核心就是要改變這種‘被動承接’的局麵，讓三農從‘犧牲者’變成‘受益者’，讓農民真正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這天晚上，李澤嵐回到四合院，蘇晴看到他疲憊卻眼神明亮的樣子，笑著問：“又在研究你的‘三農課題’？飯都快涼了。”
    李澤嵐坐下後，把自己的學習成果和感悟講給蘇晴聽，語氣裏帶著幾分激動：“晴晴，以前我在青石鄉，隻知道要讓老鄉們增收，卻不知道三農在國家經濟裏扮演著這麽重要又這麽‘委屈’的角色。以後在農業部工作，我一定要多為農民發聲，推動政策向農村傾斜，讓三農不再隻是‘緩衝閥’，更要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源’。”
    蘇晴握住他的手，眼裏滿是支持：“我相信你能做到。你在河南調研時，為了老鄉們的補貼問題那麽較真，現在又花這麽多時間研究三農曆史，就是因為你心裏裝著農民。”
    李澤嵐點點頭，心裏暗暗下定決心。第二天上班，他把自己整理的分析材料交給張紅梅，張紅梅看完後，對他讚不絕口：“澤嵐，你這份分析太透徹了！不僅梳理了曆史脈絡，還結合了基層實際，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這對我們製定政策很有參考價值。接下來，部裏要製定‘十二五’農業農村發展規劃，你可以把這些思考融入進去，爭取讓政策更多地向農民利益傾斜，避免三農再次成為‘被動承接’的對象。”
    得到張紅梅的認可，李澤嵐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方向。他知道，改變三農的“被動地位”並非一蹴而就，但隻要自己堅持從基層實際出發，從農民需求出發，在政策製定中多一份考量、多一份擔當，就一定能為三農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讓青石鄉老鄉們的笑容，在更多農村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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