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冬的北京，初雪過後的傍晚，寒風裹著雪粒打在窗玻璃上，發出細碎的聲響。李澤嵐下班回到新家時，剛掏出鑰匙，門就從裏麵打開了——蘇晴手裏拎著一個褐色布包，臉上帶著笑意：“可算回來了，張叔下午來家裏，說是爸讓他捎過來的東西，特意囑咐要等你回來一起看。”
    李澤嵐接過布包，觸手溫潤，布料是老式的粗棉布，邊角處還繡著小小的“蘇”字，是蘇明遠常用的那個舊包。他走進客廳，把布包放在茶幾上，解開係繩，裏麵整整齊齊碼著兩本書：一本是1972年版的《資本論》，深藍色封皮已經有些褪色，書脊用白色棉線重新裝訂過，能看出反複翻閱的痕跡；另一本是線裝本的《資治通鑒》，封麵是暗紅色的硬殼，扉頁上貼著一張泛黃的便簽，上麵是蘇明遠熟悉的鋼筆字。
    “爸怎麽突然讓張叔捎書過來？”李澤嵐拿起《資本論》，指尖拂過封麵上的燙金書名，想起蘇明遠書房裏那排整齊的典籍，以前每次去四合院，總能看到嶽父坐在藤椅上，戴著老花鏡讀這些老書。
    蘇晴端來一杯熱紅茶，放在他手邊，輕聲說：“上周我回家吃飯，跟爸說你最近總加班改草案，還念叨‘現在要考慮全國的事，感覺自己知識跟不上’。爸當時沒多說，隻讓我多提醒你別太累，沒想到今天就托張叔把書送過來了。”她指著《資治通鑒》扉頁的便簽，“你看，爸還特意寫了話。”
    李澤嵐拿起線裝本，展開便簽，蘇明遠的字跡力透紙背：“澤嵐閱：治農如治圃，既需俯身除稗，亦需抬眼觀天。今你立農業部，當以百姓為根，以理論為骨，以史為鑒，方可行穩致遠。此兩書，一明經濟之理，一藏治國之智，閑時一讀，或可解你當下之惑。”
    看著這段話，李澤嵐心裏一陣發熱。最近這段時間，他確實被“全國視野”的壓力壓得有些喘不過氣。自從牽頭起草《鞏固農業基礎應對經濟風險的若幹措施》草案，他每天麵對的都是一疊疊厚重的調研數據：黑龍江糧食畝均成本比河南高23，四川合作社貸款獲批率不足30，山東部分地區因資本炒作導致農田流轉價翻倍……這些數據背後，是億萬農民的生計，是南北方農業的差異，是資本與民生的平衡，而他過去在青石鄉積累的“接地氣”經驗，在這些宏觀命題麵前，顯得格外單薄。
    前幾天跟著張建軍去河北滄州調研，一位種糧大戶劉建國的話，至今還在他耳邊回響。當時劉建國領著他走進自家的麥田，指著凍得硬邦邦的土地說：“李同誌，俺們這兒是鹽堿地，種小麥得先改良土壤，一畝地光改良費就比別人家多花三百塊；到了冬天，水管凍裂，澆水得靠人工挑，成本又上去一截。你們政策裏說‘每畝補貼150元’，對俺們來說，這點錢連改良土壤的零頭都不夠，要是按統一標準補，俺們這些條件差的地方，還是沒奔頭啊！”
    劉建國的話像一盆冷水，澆醒了他。他原本在草案裏寫“糧食生產綜合補貼統一提至每畝150元”，覺得這樣簡單直接，能讓農民快速受益，可到了基層才知道，“統一”反而意味著“不公”——在河南平原，150元能覆蓋農資成本的30；在河北鹽堿地，卻連土壤改良費的50都不夠。更讓他揪心的是，調研時遇到的一位年輕農民，因為覺得“種地不賺錢”，把家裏的5畝地轉租給了外地來的農業公司，自己去北京的建築工地打工，臨走時說：“俺也想守著土地，可守著土地填不飽肚子，有啥用？”
    這些場景，這些話語，像一根根刺，紮在他心裏。他開始明白，製定全國性的農業政策，不是“把青石鄉的經驗複製到全國”，而是要在“差異”中找到“平衡”，在“規律”中找到“對策”。而要做到這些，光有“懂農民”的共情不夠，還得有“懂經濟”的清醒，有“懂曆史”的智慧——這正是蘇明遠送他這兩本書的深意。
    從那天起，李澤嵐的生活多了一項雷打不動的“功課”：每天晚上，等蘇晴睡下後，他會在書房的“初心角”前坐下，打開台燈，靜下心來讀兩小時書。書房的“初心角”是他特意布置的：一張從蘇家四合院搬來的老舊木桌，蘇振邦老紅軍曾在這張桌上寫過革命筆記；桌上擺著那支刻著“為人民服務”的鋼筆，是他在青石鄉獲得“優秀基層幹部”時的獎品；旁邊放著一張青石鄉薯條合作社的合影，照片裏老鄉們捧著分紅款的笑容，是他始終不敢忘記的初心。
    讀《資本論》時，他會把全國主產區的調研數據攤在桌上，一邊讀理論，一邊對照實際問題。讀到“資本的逐利性會導致資源向高利潤領域集中，忽視農業等公益性產業”時，他想起調研中看到的現象——在江蘇、浙江等經濟發達省份，有不少房地產企業借著“鄉村振興”的名義，低價圈占基本農田，搞“農業觀光園”“生態農莊”，表麵是發展農業，實則是為了日後轉做房地產開發，導致當地農民失去土地，卻得不到合理補償。他在筆記本上重重寫下：“草案必須加入‘嚴控資本違規占用農田’條款，明確農業項目用地性質，禁止‘以農為名、行商之實’，同時建立‘農民土地收益保障機製’，確保土地流轉後農民能獲得穩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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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到“農業生產受自然條件和市場波動雙重製約，需要國家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缺陷”時，他又想起河北劉建國提到的“成本差異”問題。他拿出計算器，反複測算不同地區的成本數據：河南小麥畝均成本800元，河北鹽堿地1100元，黑龍江寒地1200元。如果按統一標準補貼150元，三地的補貼覆蓋率分別是18.75、13.6、12.5，差距明顯。他在草案初稿的“補貼標準”部分，用紅筆標注：“建議按區域成本差異設置‘補貼係數’，河南、山東等中原地區係數1.0，河北、山西等鹽堿地區係數1.3，黑龍江、吉林等寒地係數1.5，確保補貼能真正覆蓋不同地區的成本差距，讓高成本地區農民也能有收益。”
    讀《資治通鑒》時，他更關注古人治國理政中“重農”與“安民”的智慧。讀到“漢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之半；漢景帝元年，複收田租之半，三十而稅一，百姓殷實”時，他想起蘇明遠常說的“輕徭薄賦不是讓利，是藏富於民”。他對照當下的農業稅政策，在筆記裏寫道：“雖然現在已經免征農業稅，但農民仍麵臨農資漲價、成本上升的壓力。草案中除了提高補貼，還應加入‘農資價格監測機製’，當化肥、農藥等價格漲幅超10時，啟動臨時補貼，避免‘補貼漲一塊，成本漲兩塊’的情況，真正讓農民享受到政策紅利。”
    讀到“唐太宗貞觀年間，遣使巡行天下，勸課農桑，貸種糧給貧農，凡州縣致有儲積，百姓殷富者，官升一級”時，他眼前一亮——這不正是“基層考核激勵”的古代實踐嗎？他立刻在草案的“保障措施”部分補充：“建議將農業政策落實情況納入地方主官考核，對糧食產量穩定增長、農民收入提高的縣市、區），給予中央財政資金獎勵，並優先提拔重用主官；對政策落實不力、耕地保護不到位的，扣減地方糧食風險基金，約談主要負責人。”
    有天晚上，蘇晴起夜時發現書房還亮著燈，推開門看到李澤嵐正對著《資本論》裏的“土地所有權”章節出神，手邊的筆記本寫滿了批注。“這麽晚了還不睡？”她走過去，看到他寫的“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本質是土地收益分配失衡——需通過‘耕地保護補償資金’，讓農民從土地保護中獲益，讓地方政府從‘賣地’轉向‘護地’，才能從根本上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忍不住輕聲說：“爸要是知道你這麽認真，肯定特別高興。他總說，‘好幹部不是天生的，是在書裏學、在地裏悟、在事上磨出來的’。”
    李澤嵐合上書，抬頭看到蘇晴眼裏的關切，心裏一陣溫暖。他指著筆記本上的批注，語氣裏帶著過去沒有的篤定：“以前總覺得‘理論’是虛的，現在才明白，沒有理論撐著，政策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你看這次的草案，要是沒讀《資本論》，我可能隻會簡單提‘提高補貼’；現在我知道，還得規範資本流向、平衡區域差異，這才是從‘根’上解決問題。要是沒讀《資治通鑒》，我可能想不到用‘考核激勵’推動地方落實；現在我明白，古人的治國智慧，到今天還是有用的。”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來，月光透過窗簾縫隙，灑在桌上的兩本書上，泛著柔和的光。李澤嵐看著書桌上的調研數據、草案初稿和密密麻麻的筆記，心裏的焦慮漸漸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思路和堅定的信心。他知道，自己的“補課”才剛剛開始，但隻要守住“知不足而奮進”的初心，帶著從典籍裏學來的智慧，帶著對農民的牽掛，就一定能寫出一份既“接地氣”又“有高度”的好政策，為築牢全國農業的“壓艙石”，為守護億萬農民的生計，盡自己的一份力。
    那天晚上，他在日記裏寫道：“農為邦本，本固邦寧。今日讀《資本論》知經濟之理，讀《資治通鑒》明治國之智，方悟‘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往後當以典籍為鏡，以基層為尺，寫好每一條政策，做好每一件實事，不負百姓，不負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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