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0日，下午燕京功德林。秋日的陽光透過功德林院子裏的老槐樹，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下午三點，幾輛吉普車駛入功德林大門，沒有鳴笛，安靜得反常。
    劉廣誌所長早就接到通知，穿戴整齊在院子裏等候。車停穩後，第一輛車上下來幾個人，中間那位身材高大，穿著洗得發白的灰布中山裝，頭發向後梳著，手裏夾著一支煙。
    正是先生。
    劉廣誌快步上前：“首長，您來了。”
    先生點點頭，環視院子：“這裏關了多少人？”
    “兩百三十七人，主要是原國民黨軍級以上將領。”
    “條件怎麽樣？”
    “按您和中間的指示，夥食按師級標準，每天有學習時間，可以讀書看報。重病號有醫生定期檢查。”
    先生吸了口煙：“帶我去看看小表弟。”
    劉廣誌一愣：“小表弟……他情緒不太好，上個月還鬧絕食。”
    “我知道。”先生把煙蒂扔在地上，用布鞋碾滅，“他是我表弟，我去看看。”
    小表弟正在菜地澆水，看見先生，動作停了一下，然後繼續澆水，仿佛沒看見。
    先生笑了笑，走過去：“表弟，還在生氣呢？”
    小表弟是先生的表弟，文天祥的二十三世孫，黃埔四期畢業，曾是共和黨員，參加過南昌起義，後來脫黨加入國民黨，官至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淮海戰役中被俘。
    “不敢。”小表弟頭也不抬，“現在是階下囚，哪敢生先生的氣。”
    先生蹲下來，也不嫌地上髒：“咱們表兄弟，幾十年沒見了。上次見麵還是……1927年？在江城？”
    小表弟終於抬起頭，看著先生：“1927年8月，你要去三湘組織秋收起義，我去南昌參加起義。你勸我跟你走，我沒聽。”
    “是啊，”先生點頭，“你要是當時跟我走，現在可能是開國將軍了。”
    “那不一定。”小表弟冷笑，“跟你走的人，後來死了多少？瞿秋百、方誌民、劉誌單……還有我親哥哥文賓，死在長征路上。我要是在赤軍裏，可能早就死了。”
    這話說得尖銳。旁邊的劉廣誌臉色一變，想上前製止，先生抬手攔住。
    “戰爭總要死人。”先生平靜地說，“國民黨那邊死得少嗎？抗戰死了多少將軍？內戰又死了多少？你算過嗎？”
    小表弟語塞。
    “我不是來跟你爭論誰對誰錯的。”先生站起來，“我就是來看看你。聽說你在功德林表現不錯，愛讀書，愛學習。這很好。”
    “學習有什麽用？學了也是戰犯。”
    “戰犯是暫時的。”先生說，“華夏需要各方麵人才。你懂軍事，懂政治，還懂點外交——聽說你在軍統時跟美國人打過交道。這些將來都有用。”
    小表弟盯著先生，眼神複雜。他知道這個表哥的能耐，也知道共和用人的氣度。傅作一、程倩、陳明人……這些起義將領都得到了重用。可他不一樣，他是被俘的，而且曾經是共和黨員後來脫黨，這在共和看來是“叛徒”。
    “先生，”小表弟終於開口，語氣緩和了些，“我隻有一個請求：如果我出不去，讓我死得體麵點。不要公審，不要遊街。”
    先生笑了：“你想多了。華夏不搞那一套。好好改造，將來會有出路。我先生說話算話。”
    他拍了拍小表弟的肩，轉身離開。走了幾步，又回頭：“對了，你母親還在三湘老家，身體還好。我已經讓人照顧了。”
    小表弟身體一震，眼眶突然紅了。他低下頭，繼續澆水，但手在微微顫抖。
    先生走向東院，李宇軒的房間。
    房門開著，李宇軒正在看書，聽見腳步聲抬起頭。看見先生，他愣了一下，然後緩緩站起身。
    “人明。”
    “老師。”先生站在門口，微微躬身——這是學生對老師的禮節。
    李宇軒做了個請的手勢：“進來坐。”
    先生走進房間，打量了一下：書桌、書架、床、洗臉架，簡單但整潔。書桌上攤著幾本書，他瞥了一眼——《孫子兵法》《戰爭論》《共和宣言》，還有一本英文版的《大地》。
    “老師還在用功。”先生在椅子上坐下。
    “閑著也是閑著。”李宇軒給他倒茶，“你怎麽來了？日理萬機的。”
    “再忙也得來看老師。”先生接過茶杯，“當年在星城第一師範，您給我們講世界軍事史，一講就是一下午。那些課，我至今記得。”
    李宇軒笑了笑：“那時你總是坐在第一排，問題最多。”
    “是啊，”先生回憶道，“我問您：為什麽華夏老是挨打？您說：因為落後，因為分裂，因為沒有現代化的軍隊。我說：光是軍隊現代化夠嗎？您說：不夠，還要政治清明，經濟發達，人民團結。我說：那得革命。您說：革命會流血。我說：不革命流更多血。”
    兩人都笑了。那是1914年的對話，35年過去了。
    “您當年覺得我太激進。”先生說。
    “是有點。”李宇軒點頭，“但後來我想通了，華夏那樣子，不激進改不了。隻是沒想到，最終走通這條路的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