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工坊”中秋前夜“賞珍雅集”的盛況與天價成交的“朗鑒”，如同投入滾油中的冷水，瞬間在長安城最頂層的圈子裏炸開了鍋。六千餘貫的巨額收入，一夜之間匯聚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江南商人”之手，這本身已是令人瞠目結舌的財富神話。而“朗鑒”最終以“蕭瑀獻於陛下”的戲劇性方式收場，更是為這場雅集增添了無數可供咀嚼的談資與遐想。長安的貴胄、豪商、文士，乃至市井小民，都在津津樂道著那夜“明玻”的璀璨、競價的狂熱，以及最後那場不動聲色的機鋒較量。“周氏工坊”與“明玻”之名，以最快的速度，穿透了坊牆的阻隔，成為長安城八月末最炙手可熱的話題。
    然而，灼熱的目光背後，並不僅僅是羨慕與驚歎。當“明玻”的暴利以一種近乎蠻橫的姿態展現在眾人麵前，當“周氏工坊”憑借奇技與財富，隱隱有打破某些既有利益格局和身份藩籬的勢頭時，那些盤踞在舊有秩序頂端的勢力，感受到的便不再是新奇，而是如芒在背的威脅與難以遏製的慍怒。
    首先坐不住的，是那些與“琉璃”相關的舊有利益集團。唐代琉璃（或稱玻璃）製造雖不普及，但亦有傳承。官營的“將作監”下屬“百工署”有琉璃作，能燒製一些簡單的彩色琉璃珠、簪飾、小件器皿，用於宮廷賞賜和禮儀。民間亦有少數工匠家族，掌握著不那麽透明的、帶有濃厚西域或波斯風格的“琉璃”燒製技術，所出之物雖不晶瑩，卻也價值不菲，主要供應達官貴人賞玩。“周氏明玻”的出現，以其無與倫比的透明度、純淨度和可塑性，瞬間將這些舊式“琉璃”映襯得黯淡無光，形同瓦礫。將作監的琉璃匠人頭目被上司叫去狠批，民間琉璃匠人的訂單銳減，價格暴跌。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這股怨氣，很快便在相關人等的串聯下，匯成了一股暗流。
    “那‘周氏’的‘明玻’，定是用了妖法邪術！” 將作監一位負責琉璃作的直官在私下酒宴上憤憤不平，“某家世代相傳的‘藥玉’（對琉璃的雅稱）之法，已臻化境，亦不敢言能得如此純淨通透之大件！其物來得蹊蹺，恐非正途！聽聞其工坊內，爐火晝夜不息，煙塵蔽日，恐是行那‘點石成金’、‘采煉魂魄’的左道之術！”
    “正是！其物過於完美，反類妖異。” 一位與民間琉璃大戶有舊的文士附和道，“且其工坊行事詭秘，匠人皆簽死契，與外界隔絕，所耗石炭、白堿等物，數量驚人，來路不明。此等行徑，豈是正經商賈所為？依某之見，當請有司嚴查！”
    其次，是那些在“賞珍雅集”上未能如願、或本就對“周氏工坊”及其背後隱約可見的東宮背景心存芥蒂的勳貴朝臣。蕭瑀府上那位管事回去後，將當晚情形添油加醋一番稟報，重點描述了於誌寧如何“以勢壓人”、王掌櫃如何“狡詐圓滑”、最終蕭府如何“被迫”出了三千五百貫巨款卻“鏡財兩空”。盡管蕭瑀仍在閉門，聞之亦是氣得摔了茶杯，對門下令道：“查！給老夫仔細地查！這‘周氏’到底是何方神聖？與東宮，與那李瑾，究竟是何關聯？其財貨往來、匠人戶籍、物料采購，一處處給老夫挖出來！不信沒有把柄！”
    與蕭瑀一係親近、或在朝中與太子、王皇後一係不甚和睦的官員，也紛紛將目光投向了城南那座日漸顯赫的工坊。他們或許不在意幾件琉璃玩物，但他們在意的是“周氏工坊”展現出的驚人斂財能力，以及這種能力可能為東宮帶來的助力。更令他們警惕的是，工坊那種“標準化”、“流水化”的生產方式，以及隱隱透露出的對“匠技”的推崇與革新，似乎與儒家“重道輕器”、“重農抑商”的傳統理念有所扞格。若放任此等“奇技淫巧”大興，恐動搖“士農工商”的固有秩序，助長“逐利”之風，甚至讓那些“操持賤業”的工匠憑借“奇技”獲取不該有的財富與影響力，這是許多秉持傳統觀念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
    “《禮記》有雲：‘奇技奇器以疑眾，殺！’ 非謂其器不美，乃恐其惑亂人心，使人舍本逐末也。” 一位以清流自詡的禦史在私下議論時如此說道，“今‘周氏’以琉璃之巧，聚斂巨萬，引得長安貴人競相追逐，奢靡之風更熾。長此以往，人人慕利，誰還安心耕讀？其工坊內，匠人幾同奴役，卻又授以奇技，許以厚利，此非鼓勵‘匠人幹政’之漸耶？不可不察！”
    第三股暗流，則來自那些控製著長安及周邊重要手工業、商業行會的世家大族與地方豪強。“周氏工坊”不僅產出琉璃，其大規模使用石炭（煤）、試圖建立自己的燃料供應體係，已經觸動了某些掌控林木、石炭資源的地方豪強利益。其對優質紙張的改良和未來可能的量產，更是直接威脅到把持著造紙原料（如藤、麻）產地和銷售渠道的某些江南、巴蜀世家。雖然“新紙”尚未公開上市，但工坊向崇文館、東宮等處贈送的、質量明顯優於市麵常見品的“印書紙”和那批活字印刷的《千字文》，已經引起了一些敏感家族的注意。他們或許還不知道“活字印刷”的存在，但已經嗅到了紙張市場可能麵臨的變局。
    “江南顧氏”是掌控宣、歙一帶優質楮皮、藤紙生產的大族，其在長安的代表近日頻繁拜訪與紙張貿易相關的官員和書商，打探“周氏工坊”所用紙張來源。“聽聞其紙色潤而韌，價卻不高，莫非得了新的廉價原料秘方？或是用了邪法？” 顧氏在長安的主事人憂心忡忡地對家族寫信，“若其真能大量產出此等優質紙，我顧家百年基業，危矣！當速謀對策，或收買其匠人，或斷其原料，萬不可令其坐大！”
    這些或明或暗的敵意、猜忌與謀劃，通過各種渠道，或快或慢地匯聚、發酵，最終形成一張無形的大網，開始悄然罩向城南工坊，也罩向了與工坊有著千絲萬縷聯係、如今已升至崇文館直學士兼太子右讚善大夫的李瑾。
    李瑾並非對此毫無察覺。王掌櫃每日都會將市麵上的風聲、官吏胥吏態度的微妙變化、以及某些不懷好意的刺探，整理成簡報，通過秘密渠道送給他。於誌寧也在一次議事間隙，看似隨意地提醒他：“近日朝中於‘匠作奇技’、‘與民爭利’頗有議論，你與那‘周氏工坊’既有淵源，還需謹慎，莫要授人以柄。” 這話已是相當直白的警告。
    杜銘、許元瑜等好友也傳來消息，說他們家族中或交遊圈內，已有人開始議論“周氏工坊”的“不合禮法”與“來曆可疑”，甚至隱約將矛頭指向李瑾，質疑他一個宗室子弟、東宮屬官，為何與商賈之事牽扯如此之深，是否有“以權謀私”、“結交奸商”之嫌。
    感業寺中武曌的密信，也證實了宮中的不平靜：“蕭妃近日於陛下麵前，屢言‘物過美則近妖’，‘奇技惑心’，又‘無意間’提及，聞說城南有工坊，以秘術製琉璃，獲利巨萬，其匠人皆如囚徒，恐非仁政所宜。陛下笑而不語，然妾觀之，其心已動疑。郭老夫人亦言，近日有命婦入宮，言語間對‘琉璃奢靡’頗有微詞。君在朝在外，樹大招風，當思化解之道。或可主動獻利，或可尋一‘大義’名分，使工坊之術，與國計民生相連，則攻訐可稍息。”
    武曌的分析一針見血，與李瑾的判斷不謀而合。對手的攻擊，集中在“奇技淫巧”、“與民爭利”、“聚斂無度”、“匠人如囚”以及隱約的“左道嫌疑”上。要化解，不能僅靠防守和辯白，必須主動出擊，將工坊與更高的“大義”捆綁，同時適當讓渡部分利益，爭取更廣泛的支持，尤其是……皇帝的支持。
    “獻利”與“尋大義名分”……李瑾反複咀嚼著這兩個詞。他鋪開紙筆，開始構思。
    “獻利”相對簡單。工坊一夜暴得六千貫，這是瞞不住的消息。與其讓人眼紅攻訐，不如主動拿出一部分，以“感念天恩”、“報效朝廷”的名義獻上。獻多少？獻給誰？怎麽獻？需要仔細權衡。獻給皇帝內帑？可以，但需巧妙，不能顯得是“花錢買平安”，最好是“供奉”、“敬獻”珍玩器物之餘，再“自願”捐獻一筆“助軍”、“賑災”或“興學”的款項，名目要正大光明。通過誰獻？於誌寧？東宮？還是直接通過內侍省？後者更直接，但可能繞過東宮，引起於誌寧不快。最好雙管齊下，大部分以“周氏工坊”名義通過內侍省“供奉”，一小部分以東宮“發現良匠、進獻奇技、得利以充用度”的名義，由李瑾協調，歸於東宮。這樣，皇帝得了實惠和麵子，東宮也得了好處，李瑾的“忠心”和“能幹”再次彰顯。
    “尋大義名分”，則更為關鍵，也更具挑戰。工坊的技術，不能僅僅停留在“製造奢玩”的層麵。玻璃、鋼鐵、新紙、印刷……這些技術，必須與“富國強兵”、“教化百姓”、“改善民生”聯係起來，才能堵住那些“奇技淫巧”、“與民爭利”的指責。
    他再次梳理工坊已有的和正在研發的技術：
    玻璃：除了器皿和鏡子，是否可用於民生？比如，製造更透光、保暖的玻璃窗戶，用於官署、驛站、乃至未來的公共建築？或者，利用其透光性，製作簡易的“溫室”覆蓋材料，嚐試反季節種植？雖然目前成本高昂，但可以作為“祥瑞”或“試驗”提出概念。更直接的是，利用玻璃的密封性，製造用於保存疫苗（牛痘漿）、珍貴藥材的特製容器，這可以直接與“防疫”、“醫療”掛鉤，名正言順。
    鋼鐵：優質鋼鐵意味著更好的農具、工具、乃至兵器。可以嚐試製造一批改良的鋼製犁鏵、鐮刀、斧頭，在皇莊或東宮所屬田莊試用，若證明能提高耕作效率、降低損耗，便是“利農”的實績。甚至可以考慮，在皇帝首肯下，為北衙禁軍或邊防精銳，小批量試製一些更精良的兵刃箭頭，這便與“強兵”相關了。當然，兵器事關重大，必須慎之又慎，目前隻能停留在“獻上良鐵，由將作監打造”的層麵。
    新紙與印刷：這是最容易與“教化”掛鉤的。可以奏請，用新紙和活字印刷術，刊印朝廷準許的經書注疏、農桑醫書、乃至皇帝禦製詩文集，以“嘉惠士林”、“廣布王化”為名，低價或免費發放給各地官學、書院。這既能展示技術，又能贏得文人士子（至少是寒門士子）的好感，還能將“新紙”和“印刷”的初步成果，以最正麵的方式公之於眾，搶占道德和輿論製高點。
    牛痘：這是現成的、無可爭議的“大義”。工坊在牛痘推廣中提供了潔淨器皿和部分支持，此事可進一步宣揚，將工坊與“活人無數”、“防疫安民”的功德聯係起來。
    李瑾的思路越來越清晰。他需要一份綜合性的條陳，向皇帝（或許也向朝廷）闡述“周氏工坊”之“術”，非為私利，實可“利國、利民、利教、利兵”。條陳中，他將提出一係列具體的、看似可行（實則有些超越時代，但可作為長期目標）的“應用建議”，並主動表示願將部分利潤和技術“獻於朝廷”，用於這些“利國”之事。同時，他也會委婉提及，工坊目前麵臨的一些“無端猜疑”和“原料采購困難”，希望朝廷能予以“明辨”和“扶持”。
    這份條陳，不能完全以他的名義上奏，那樣目標太大。最好能由於誌寧領銜，以東宮“察訪民間良工奇技、以資國用”的名義呈遞。他需要先說服於誌寧。
    他將於誌寧請至自己在東宮的廨署，屏退左右，開門見山。
    “於公，近日朝野對城南‘周氏工坊’頗有議論，下官亦有所聞。” 李瑾態度恭謹，“工坊之興，確因下官偶識其主，見其術新奇，或於國有利，故稍加引薦。不意其竟能成此規模，惹來諸多是非。下官思之，與其任人猜疑，不若主動陳情，將其術之可為、其利之所向，稟明陛下與朝廷。一來可釋眾疑，二來，或可使其術真正用於國計民生，不負其巧。”
    於誌寧看著李瑾，目光深邃：“你有此心，甚好。然則，你待如何陳情？工坊之術，無非琉璃奇巧，雖獲巨利，然終是‘末業’。朝中清議，重道輕器，恐難認同。”
    “於公教訓的是。” 李瑾道，“故下官以為，陳情之要，在於‘轉器為用’、‘化利為義’。” 他將自己關於玻璃用於醫藥保存、鋼鐵改良農具兵刃、新紙印刷用於教化、以及牛痘功德的想法，擇要陳述，並遞上自己草擬的條陳綱要。“下官懇請於公，以此綱要為基，以東宮明察善用之名義，奏於陛下。工坊願獻出部分所得，並聽候朝廷調遣，將其術用於上述利國利民之途。如此，則工坊非私利之窟，而成朝廷試用新技、造福生民之先導。縱有微詞，亦難撼大義。”
    於誌寧接過綱要，仔細翻閱，良久不語。他不得不承認，李瑾這番謀劃，心思縝密，格局開闊，將工坊的“奇技”與朝廷最關心的農、兵、教、醫掛鉤，確實能很大程度上化解“奇技淫巧”的指責。尤其是主動獻利、聽候調遣的姿態，更顯忠忱。若能促成，對東宮而言，也是展現“留意民生、善用人才”的好事。
    “你所思，不無道理。” 於誌寧緩緩道，“然茲事體大，牽涉甚廣。琉璃、鋼鐵之用，尚需驗證；新紙印刷，更關乎文教根本，不可輕動。牛痘之事，已有定論，不必再提。此條陳，老夫可斟酌修改，以東宮名義呈遞。然成與不成，尚在陛下與朝議。你需有準備，一旦條陳上達，工坊必將置於眾目睽睽之下，再無隱秘可言。屆時，是福是禍，猶未可知。”
    “下官明白。然與其暗中受人猜忌攻訐，不若光明正大，以術報國。縱有風雨，亦是坦蕩。” 李瑾肅然道。
    “好一個‘以術報國’、‘縱有風雨，亦是坦蕩’！” 於誌寧眼中閃過一絲讚賞，“既如此，老夫便替你轉呈此議。你且將條陳完善，尤其關於農具、教化二事，需有更具體可行之策。至於工坊獻利幾何、如何獻，也需明確。”
    “是！多謝於公！” 李瑾心中一定。有了於誌寧的支持，此事便成功了大半。
    接下來的數日，李瑾閉門謝客，全力完善條陳。他讓王掌櫃整理出工坊“賞珍雅集”所得利潤的詳細賬目（當然是經過“處理”的），並擬定一個“自願”捐獻的方案：除已“供奉”入宮的“朗鑒”外，再獻錢兩千貫，其中一千貫“助邊”，五百貫“興學”，五百貫“備荒”。同時，工坊願“無償”為朝廷試製一批改良鋼製農具、特製醫藥玻璃容器，並按成本價供應“新紙”用於官學印書。
    條陳寫畢，經由於誌寧修改潤色，以東宮左庶子於誌寧、太子右讚善大夫李瑾聯名的方式，秘密呈遞禦前。
    就在條陳遞上的同時，舊貴們的“怒”與“驚”，也開始轉化為具體的行動。
    蕭瑀門下的禦史，率先發難，上了一道彈劾奏疏，雖未直接點名“周氏工坊”，卻大談“近來市井有豪商，以奇巧之物眩惑人心，聚斂無度，富可敵國；其匠作之地，封鎖嚴密，形同禁臠，恐藏奸宄；更聞其與朝中某些新進之士過往甚密，或有勾結牟利、敗壞朝綱之嫌。乞陛下下旨嚴查，以正風氣，以儆效尤。” 矛頭隱隱指向李瑾及工坊。
    掌控紙張貿易的江南顧家，則通過其在朝中的姻親故舊，開始向負責市舶、商稅的衙門施壓，要求嚴查“來曆不明、可能逃漏商稅”的“新奇貨物”，尤其關注“大批石炭、白堿、特殊黏土”的流向。
    將作監內對琉璃作不滿的勢力，則開始暗中搜集所謂“周氏工坊”使用“妖術”、“虐使匠人”的“證據”，並試圖通過內侍省的關係，向皇帝進言，暗示“明玻”過於完美，恐“物妖”不詳。
    數股暗流，從不同方向，開始湧向城南，湧向東宮，湧向李瑾。舊貴們的反擊，雖未形成滔天巨浪，卻已顯露出足以淹沒不慎者的險惡潛流。
    長安的秋空，依舊高遠湛藍。但李瑾知道，平靜之下，一場因“奇技”與“巨利”而引發的風暴，已然迫在眉睫。他能否憑借手中的“大義”名分、主動獻利的姿態、以及於誌寧和東宮的支持，在這場風暴中穩住陣腳，甚至乘風破浪，將是對他智慧、手腕與運氣的又一次嚴峻考驗。
    舊貴怒且驚，新銳露崢嶸。這長安城中的博弈，隨著工坊煙囪的升起，進入了更加激烈而複雜的深水區。